近日写了文章“红二代和知青治国？”，有两个读者分别用一句话严正批判，看来是伤害了这些中国人或前中国人的感情。得罪得罪，不过读者感情是否脆弱，与我无关，有话依旧畅所欲言。

批判语之一是“知青了解民间疾苦”。

这个话挺古怪，因为从1955年到1970年代，下乡知青共有1600万，绝大多数都出自城市民间，哪里用得着下乡体验民间疾苦？看来这是专门说极少数失势的富贵阶层（特别是高官）子女下乡了。

失势高官重新得势，所有高官子女优先当官升官，有些高官（如陈云）还为子女而活动。在官场占尽先机还满脑门子升官发财的高官子女，下没下过乡，知不知道民间疾苦，有多少不同呢？

近些年步入老年的知青还争论过对于下乡经历的感受，大多觉得不堪回首，少数觉得青春无悔。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城市年轻人被发落到农村，回城无望。当时心情悲凉和后来觉得不堪回首，可想而知。

少数老来知青觉得下乡还行，也可以理解。首先是青年时代是最有活力的，总有些往事让老人神往。其次是心理学中有个“过去的好时光”效应，说的是人的记忆会抑制不快之事，所以回首往事容易想起的是愉快之事。

至于官办知青事迹展览，首要宣传知青高官的光辉事迹，那是造神活动了。有的地方把知青高官呆过的农村当作旅游景点来宣传，那是商业活动了。

批判语之二是“小学毕业而了解民间疾苦的红二代知青高官比书呆子马英九强多了”。

嗯，小学毕业生对比法学博士马英九，知民疾苦的知青对比书呆子马英九，反差极大。可惜对比者很无知，以为博士都是书呆子，可是博士中书呆子不多，而马英九并不是书呆子。

马英九是国民党官二代。马老爹鹤凌，曾就读于国民党的党校中央政治学校法政系十一期，未毕业就参加国民党青年军。抗战后任湖南省政府基层官员。1948年任台湾官员。马老爹个性有问题，仕途蹉跎，最终只升到行政院青辅会处长。后来当过国民党考纪会副主委，创办了中华四海同心会。马老爹希望独子当大官，为他弥补遗憾。

马英九高中快毕业时就加入国民党，旋即出任小组长及区委。

1974年，他获得国民党中山奖学金赴美留学，在美7年，有五年担任国民党海外工作会在美国办的刊物《波士顿通讯》的主编，以王绍陵、叶武台、李南侨等笔名撰写专论、社论、杂文十余万字，批判中共、台独及海外华裔左派，屡次获国民党海外工作会奖励，并常为《中央日报》、《联合报》、《新闻天地》等国民党的或亲国民党的台湾报刊及留学生刊物转载。

国民党还让他和李庆华、苏起、张京育、关中、魏镛、赵少康、郁慕明等台湾留美学生成立全美中国同学反共爱国联盟（后改名为中华民国反共爱国联盟），监视台湾留美学生，反共、反台独、反海外华裔左派。他担任该联盟美东区理事。该联盟的上述核心成员，包括他，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学成回台湾后，多数当官了。

《波士顿通讯》和全美中国同学反共爱国联盟是国民党留美职业学生的大本营。美国媒体Monday（《星期一》）曾发表报导U.S. Foreign Students vs. Government Spies（美国的外国学生 vs. 政府间谍），指出国民党透过“反共爱国联盟”及麻省理工学院国民党学生的“光华社”监视台湾留美学生，并办理《波士顿通讯》攻击支持民主自由的台湾学生。

博士生是研究工作的学徒。研究硕士学位教育，是为招收博士生提供观察和筛选的材料。职业技术教育，不需要博士学位，最高学位就是职业/专业硕士，例如工商管理硕士、法律硕士、声乐或器乐硕士、医科学士（第二学士）。当官也是一种职业技术，一般读个学士学位就可以了。

马英九志在当官，为什么要读博士呢？攀比呗，志在当官的国民党官二代都要留美读个博士，例如政治学博士连战、宋楚瑜。

要当官，不用读博士，但读个学士还是需要的。中国官员现在的正途是考取公务员资格，考生就起码要有学士学位，这也是向西方学来的。

受正规教育太少，观念天花板就太低了。例如会跑到中央党校说，党校教师没有党政管理经验，怎么能教育经验丰富的高官？这就如同跑到大学说，大学教师没有职业技术经验，怎么能教育经验丰富的老技师？照此说来，大学教师都应该换成老技师，讲课都讲手艺。党校教师都换成高官，讲课都讲当官的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