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鄢

“新中国”成立后，在意识形态思想言论领域，为树一面“毛旗”，先后砍去两面“胡旗”——胡适和胡风——思想运动的规模与涉及，可以说是国人的第一次“风吹帽”，深刻地领略到“红色”政权的思想“霸道”之风。

批判两胡，等于拔除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根基。因为它等同于同时批判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旗手：胡适与鲁迅，而胡风只是后者的后人——新文化比起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新颖，但是其根基却仍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中国大地马上要开展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统治格格不入。如果说1966年才有名义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实际上的无产阶级文化专制，早在其十几年前就侵淫渐入了。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意识源流，可以大略分为两支。因为其新，必须从外界引入，所以这里，源决定了流。其中一支，自然是引自日本。当年的留日学生，无论是官费还是自费，数量和影响无疑都是第一位。

这与日本与中国只是一衣带水的地域位置不无关系，也与中日两国的文化基底几乎同源，人文几乎同文同种，都有极其密切的渊源。日本人在“师夷”方面，更走在中国人之前，给中国提供了就近“师师夷”或者“师夷夷”的转接站，这就是我们的“留东洋”。

而另外一支，则师的是正统的“夷”，西方，西方的文化与文明，原本的原汁原味。由于美国返回的“庚子赔款”的现成资源，穿越太平洋的“留西洋”之洋流，又比取向欧洲的势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舍近而求远”。

如果我们一定要为二者提出代表人物，那么我们不妨说，鲁迅是“留东洋”的文化领军，而胡适则是“留西洋”的思想大牌。

我们可不可以问：为什么要单独提出“胡适思想批判”？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说，鲁迅的文化锋芒，在于“国民性批判”，为大家烙上“民族劣根性”，让大家看出字里行间的“吃人”？这些种种，都可以总结为“回头望”——如果不是站在更广义的历史角度，他的批判是无法反向批判的。

而胡适，给中国开了另一叶窗口——他的新文化，是文化权的更新——废弃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把文化，把文明，回归全民族；而他的思想，是从西方学到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西方的文化与文明发达的人文核心与根本。他在“向前看”。

中国新文化的“破旧”与“立新”，就在这里前后呼应而对立而统一，可以说是“赛先生”与“德先生”的对立统一。

而无产阶级文化同样的“破旧”而异样的“立新”，于是，鲁迅适近而流（长）远，胡适则求迅终不达。

远，西洋与中学，实际上太远，即使我们假借东洋的阶梯，也是一下子无法接受。

那么，同样是“西学”的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在中国“欲速则达”？

我们的推理是，马克思主义“最符合”中国历史的进程，或者说“最适合”中国人的“民族性”——不用批判，就可以立新——这样的“新”，有什么理由可以，或者必须，拒绝？

说到这里，我们就清晰地看出，祭胡的意义：55年来，中国人在“最近”的俄国——甚至不必一衣带水——取得的“近经”，虽然比起“远水不解近渴”的“西天之经”确有救急之功，可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还没有解决吗？

求远，不只是“九九八十一难”经路之远，还有超越“改天换地”的使整个民族“凤凰涅磐”的重生之远——我们能不能像胡适先生当年一样的“舍近而求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