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在他最后一篇小说《忠孝公园》[1]描绘了一位叫林标的台籍日本兵，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日本征调当兵的台湾人[2]。台湾日据时期皇民化运动最后具现在台籍日本兵身上，这个运动让台湾人终于能像日本人那样成为皇军，为天皇与日本帝国奉献生命，成为真正的天皇子民。

皇民化运动影响深远，台籍日本兵如今虽已凋零，但一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台湾呼唤着那个殖民教化的强烈象征。虽然大部分人当初并非完全志愿参加，但其中有一些人确实受到感召，并且在解严之后复出活动，穿上日本军装来宣示其身份与政治立场。国民党向来规避面对这批人的存在，民进党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11月5日到高雄去参加一场名为纪念台籍老兵而实则主要纪念台籍日本兵的典礼，可见蓝绿双方对他们都有着暧昧的态度。

二战时的台籍日本兵在台湾光复后就一直处于尴尬的位置，他们是被日本人征调去帮助进行帝国战争的，除了被送到东南亚各战场外，还有不少是到大陆去参加侵华战争。幸存者在战后又被日本抛弃，历经折腾才回到台湾，之后就几乎成了幽灵似的存在，直到解严之后才又现身。三十年来，虽然有些幸存者不断向战后日本政府申请，希望能像真正日本兵那样获得补偿而屡遭拒绝，但在政治光谱上他们以日本军装的形象现身，却强烈地象徵着对日本殖民的依恋情结。陈映真在他这篇小说里就是以同理心的态度描述林标这么一位对日本帝国朝思暮想，却得不到日本政府理会的悲剧性人物。

虽说台籍日本兵终究是幽灵式与悲剧性的存在，但在光复初期他们却曾出过风头。战后他们历经折腾回到台湾后，不少人流于失业状态，又因有着战争经验，遂变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起了带头冲锋、冲撞官府、拦街殴人、夺取武装据点的重要作用。

众说纷纭的“二二八事件”

发生在台湾光复不久、1947年2月底的“二二八事件”，一直被台独人士当成台湾独立运动的起点，被定性为族群冲突，是一场台湾人反抗外来政权的起义。对于左翼而言，“二二八事件”则是国共斗争背景下全国解放战争的一环，是一场人民的抗暴。这两方面后来都各有旗帜鲜明的论述，但最重要的一方国民党却讳莫如深，所提供的官方档案资料都不完整，以致“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至今还是众说纷纭。

比如说，从2月27日事发到3月8日国府军队在基隆上岸为止这段期间(第一阶段)，遭殃的主要是所有政权机关以及外省人士，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是颇血腥的;镇压开始后直到3月中旬(第二阶段)，遭殃的则反过来是本省人士。外省人士在第一阶段的死亡人数众说纷纭，从数十人、七八百人到上千人;而台籍人士在第二阶段的死亡人数则一向说是上万人，甚至超过十万人。外省人士死伤多少至今没有定论，台籍死伤人数则在1995年以后有了间接的统计数字可作参照。政府在1995年成立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负责受难赔偿事宜，接受遇难家属申请。所谓“受难”，指的是遭到政府镇压之难的，并不及于被暴民打死打伤的无辜外省人，死亡的赔偿金额最高为600万新台币。然而，到2015年8月为止，“事件受难案总计2,288件，其中‘死亡’类案件684件、‘失踪’类案件178件......”[3]这个死亡与失踪的申请人数与向来的各种估算差距相当大，如何来解释这个差距?

不少人将灾难归罪于当时的总统蒋中正，但到底他在整个中国纷乱的局面下，对台湾的动乱能有甚么直接作为?这个连国民党自己也讲不清楚。而对于直接治理台湾的行政长官陈仪，一般以“陈仪窳政”来概括他在台湾的治绩，表示他的无能与胡为。但是接触过他的人却常给予好评[4]，而他带到台湾的几个主要助手如严家淦、包可永、任显群，后来在台湾的表现却又极为亮眼(又如周一鹗回到中国大陆在生物学界也有他的一片天地)，这些人显非庸碌之辈。跟着陈仪到台湾的文教界人士还有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及学生台静农，这两人对台湾文教的贡献众所周知。所以说陈仪是个谜样人物，这样一个对台湾有重大影响的到底是个甚么样的人?至今没有一本较为完整的评传。又如，在事件中真正冲撞官府的人是甚么社会成份?参与其中的台籍菁英与国府各派系的复杂关系为何?美国驻台北副领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5]起了甚么作用?这些问题至今仍扑朔迷离。

对于为何一件追查走私香烟的小事故竟然会酿成整个台湾的大灾难，不同党派提出的答案一直都有，只是这些答案往往与政治运动紧密扣连，不然就是避重就轻。比如，国民党应该清楚当时大陆人士遭难的情况，平乱之后应该有个死伤名单，但从来不见公布，只能让人以为这事件真是国民党的一个大疮疤，连它自己都不敢去揭开，以至于宁愿独吞苦果。而不少学者引用南京记者唐贤龙当时在台湾的现场报导来批判陈仪政府的窳政，但对同一本书也提到的大陆人士遇难情况则避而不谈[6]。

“二二八事件”的这些迷雾在当下政治斗争犹然激烈的时候，一时还缺乏时代条件来厘清。然而笔者并非历史学者，目标不在厘清这些谜题，而是想以较为宽阔而长远的视野来探索促成事件发生的历史与社会变迁诸种因素，重新检视当时事情的可为与不可为，希望有助于接近真相，而更重要的是希望有助于记取教训。

从族群冲突说起

将“二二八事件”完全说成是族群冲突如今已是当道的主流看法。然而，它只是一场族群冲突吗?或问，它主要是一场族群冲突吗?光复后的台湾，以语言做区分的族群因素在关键时刻确实起过作用，比如事件的积极参与者与殴打外省人的主要是福佬人，客家人基本上没参加，甚至对整个事态都不热心。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面向，而且不是当时起主要作用的面向。这里可以举出具体而微的两个例证来说明其中的非族群面向，一个是几年前我们家族中偶然找到的一本小书，所透露的一位历经“二二八事件”前后的台湾青年的生命展望;另一个是流传至今的当时一幅最有名的版画《恐怖的检查》(1947)及其作者黄荣灿的遭遇，所反映的是大陆进步知识份子对事件的声援。

几年前，我四婶在整理旧物时找到四叔(1930-2006)读中学时编撰的一本二十来页的小书。四叔当时就读台南一中，他以钢笔书写、手工编辑这本小书，还画了水彩封面，上有一棵绿树在高山与激流之间，留白处题了“奔流”两个红字。翻开来在刊头语之后是一篇时事论文，讨论当时冷战已启的紧张世局，配合一张政治漫画。然而，接下来都是文艺作品，有中文创作小说、好几首现代诗、诗人拜伦(George G. Byron)小传的翻译、电影《居礼夫人》(Madame Curie, 1943)的影评、一篇托尔斯泰(Leo Tolstoy)小说的翻译、一封翻成了中文的旧日日本同学的来信，还有一首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英文诗。编者说：“很难翻译中文，请读者自己翻查字典吧!”这么一本有评论、小说、散文与诗的小册子，全用工整俊秀的钢笔字写成，配上的也是钢笔画出的精致图案，很清楚是一个还是中学生的文艺青年自得其乐的作品。

然而让我惊讶的是，这本小册子的编撰日期标明是民国卅七年(1948)6月12日，那时距台湾光复不到三年，而距“二二八事件”也才一年三个多月。四叔在其中一篇散文里这么开头：“岁月似飞瀑的倾泻，江水的奔流一样，在不知不觉间，我已度了十九载的生活。”那年他满十八岁，中学即将毕业，从日文教育转而接受现代白话中文教育不到三年，却已能用中文写出蛮通顺的文字。一个中学年纪、原本接受日文教育的年轻学生，在两三年间掌握了现代白话中文，本无需大惊小怪，为何还让我惊讶?其中一个原因是，白话中文这个看来应该开始成为他得心应手的思想与书写工具往后在他手中的命运。

台南有个成年礼的民俗叫“做十六岁”，起源于乾隆年间(1736-1795)台南港口的码头搬运工要到十六岁才开始领取成人工钱并正式成年。2004年，台南为那些二战困难时期不克“做十六岁”的老市民举办一个“补做十六岁”的活动，其中一项是让这些老者去回忆十六岁当年的情况。曾是文艺青年的四叔也写了一篇回忆，然而却全部用日文来写。他的日文据说甚为流利，比中学时期当然是更好了，而他当年努力学得的中文则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我四叔后来的政治取向也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在这本文艺小书出土之前，我不曾知道他还有过那么一段热切拥抱白话中文、对前途充满理想与憧憬的文艺青年时期。

此外，他在“二二八事件”期间又曾有过一次血淋淋的经历。那是1947年3月上旬，国府军队从基隆上岸后一路镇压下来，进入台南的时候，大街顿时商店关门、行人匿迹，学校也提早放学。四叔那天离开学校后，因事延宕，不幸就在一条出大街的巷口碰上沿着大街前进的镇压部队。他转身就跑却已来不及，被猛然而来的步枪刺刀刺中大腿。还好士兵没追上来，他拖着血淋淋的大腿逃回巷子里。这是另外一个让我惊讶的原因──在四叔一年后编撰的这本文艺小书里，找不到这次惊悚经验的蛛丝马迹，反而充满了年轻人对理想与前途的憧憬，就如那位日本同学来信的译文所说：

【亲爱的郑君!

我起初写了这一句便觉得异常的感慨，曾经在美丽的台湾岛，肆意横暴的我们日本人，呜呼我们的末日是可怜极了──前经离别高雄港的我们，终于六号到达了大竹港，接受了温和似的樱花的欢迎，但是等待着我们的只是贫苦，绝望，无情，矛盾的社会和饥饿的生活而已。这也不过是日本过去的罪恶所致，这样想来便觉得并没有辛苦的。⋯⋯

新生中国，新生日本，互相握着手并将三民主义推广世界而维护世界永远的和平，必须要我们青年的热血与努力，亲爱的郑君!我们的血是同样的!我们是永远朋友的!】

这位日本青年在信中反映了战后日本反思的契机，而新生中国与新生日本是他们当时共同的憧憬，显然“二二八事件”本身并未让四叔绝然转向。因此，四叔后来从中文再回到日文，从憧憬变成悲情，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与他大约同时代的李登辉，虽然历经“二二八事件”，但并没有因此摒弃中国，甚至还曾进一步拥抱过(事件后还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与我原来对他们这一代人的认识大相迳庭。

这里延伸出一个语言的问题。我四叔后来疏离了白话中文，但为何回不去用闽南语来书写?在光复前除了日常生活使用的闽南语外，他只会日语，并且以日语作为他思考论述的语言。日据时期，台湾所有学校都是以日文上课，老师也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日本战败后，这些日本教师几乎全部被遣送回国，而台湾人也没多少人会说国语，包括为数不多的台籍老师。在这样的严重语言断层时刻，四叔是如何学得国语?主要由于光复后为了填补日本教师离去的空缺，很多大陆年轻老师应聘来台，其中不少为满怀理想的开明进步人士。

光复后来台担任中学校长的有不少大陆开明知识份子。比如新竹中学的辛志平[7]，在“二二八事件”打外省人期间被学生保护起来。新竹人为了纪念他，将其住家列为古迹，也在校园里建了辛园来缅怀。台南一中当时的校长是苏惠铿，也是这么一类人物，让他两个后来都倾向台独的学生铭记在心。曾在1970年代当过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的张灿鍙如此回忆：“高中就读台南一中，当时一中的校长是苏惠铿先生，他不会要求学生加入政党，不会灌输政治思想，只是要学生好好读书。”[8]当过陈水扁总统时代外交部政务次长的高英茂也说过：“当时台南一中考上台大的学生人数排名全省第二，仅次于建国中学，我觉得要归功于当时的校长苏惠铿先生，他是一位非常认真的教育者，他把台南一中办的很好。”[9]虽然这两位学生主要以办学成绩来评价他们的校长，但也可读出苏校长开明的办学理念让那一代的学生受益匪浅，包括我四叔。

我四叔1949年中学毕业照，前排正中穿西装者为苏惠铿校长，四叔是第三排左四。

我们可以想像，那时的台南一中正如台湾不少其他学校那样，不只有位开明认真的校长，还有不少由这位校长聘用、来自大陆的开明进步知识份子当老师。这些老师不只来教学生国语，也带来五四运动以来丰富的文学艺术作品。四叔那本小书提到的欧美文学作品应该就是他从大陆来的老师那里学到的，因为在之前二战高峰的皇民化时期是不可能读到这些作品的。光复那年四叔满十五岁，正是开始文艺启蒙的年纪，他的文艺取向与白话中文的磨练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发生。而“二二八事件”这样的动乱与经历还能让那时的四叔保留着对新中国的向往，没有陷入族群的陷阱，应该就是这些开明的外省校长与老师起了作用。

这是个吊诡之处，一向被骂为胡作非为的陈仪为何会聘用这些开明认真的中学校长?当然这些校长应该不是他直接指派，而是他所任命的第一任教育处长赵乃传所招募来的，显然这位赵乃传就像前述周一鹗、严家淦、包可永、任显群、许寿裳、台静农等跟着陈仪到台湾的人，也非庸碌之辈，他既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也是杜威(John Dewey)的学生。我们可以说，光复之初确实有不少开明认真的大陆文教界人士抱着理想来到台湾。

这就接到我要举的第二件事，即关于一幅有名的“二二八事件”版画《恐怖的检查》。这幅版画在后来有关“二二八事件”的书写与图片记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它的作者黄荣灿竟是来自四川的外省人。黄荣灿是位青年艺术家，光复后三十岁不到便来到台湾推动版画艺术。“二二八事件”期间他就在台湾现场，事变两个月后他悲痛地创作了这幅版画，之后也继续留在台湾工作，却在1950年代肃清左翼时期被当局枪决，埋骨台湾，直到1990年代才在台北六张犁山丘上的乱葬岗找到他的荒冢。黄荣灿也是光复后来到台湾的众多大陆年轻开明进步知识份子之一。

黄荣灿：《恐怖的检查》，1947年。

四川人黄荣灿事迹的启示是，“二二八事件”的重点不仅不在于省籍族群冲突，而在于外省人加入了反抗的行列。进一步说，当时不少大陆的进步份子也在声援台湾的这场抗争行动，关于这些史实的资料几年来都一一出土了。如今我们知道，当年大陆的民主进步人士沈钧儒发表过〈台胞决不会奴服的!〉一文，章伯钧也发表过〈纪念“二二八”感想〉，斥责当年国府在台湾的作为[10]。这个重要面向如今已淹没在强调族群冲突的支配性论述之下了。

三代人之间的语言断裂

回过头来问，我四叔是在甚么样的环境与历史变迁下，疏离了以现代白话中文构筑的文艺青年时期呢?显然不是“二二八事件”本身，而台湾人的语言世代断裂现象才是大背景，以致更大的世代压力与世局变化最终还是把他拉回历史的悲情漩涡中，挽回不了他曾经有过的那段前瞻中国的青春时光。

光复后还是中学生的我四叔有机会学得国语，但他的几个已经离开学校的兄姊包括我父亲，情况就不一样了，甚至可以说遭遇了语言的断裂。光复后，日语作为正式语文的地位被现代白话中文取代，这一大批已经是台湾社会中坚的中壮年顿然在正式场域说不出话来，因为在他们的一生中从来不曾学习现代白话中文──这个1912年民国肇建多年之后才确立的国语。

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出生的台湾子弟──乙未新生代，他们学会的正式语言只有一种，就是日文，他们甚至连方言母语都讲不好。比我四叔年长七岁的李登辉就是典型例子，日本战败时他已是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回来转读台湾大学，但始终不擅长国语，日文反而是他最熟练的语言与终生的思维语言，母语闽南语却只能在日常生活中用来应对。他当总统时，有次想用闽南语宣读文诌诌的元旦文告，却必须请一位熟稔典雅闽南语的老先生来为他宣读。这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乙未新生代的基本语言状况。

为甚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牵涉到近代列强入侵与汉语历史，说来话长。简单说，现代白话中文，即所谓的国语或普通话，是要到民初的白话文运动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中国正式书写文体才确定下来，而以北京话为发音标准也晚到1932年才正式定案。中国国语的发展与民国成立后的白话文运动及现代化过程息息相关，然而台湾在1895年乙未割台之后却未能参与到这个重要过程，不仅如此，还被迫学习敌国语言日语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工具。当光复的时刻来到，对当时台湾社会的知识菁英而言，祖国的国语成了必须重新学习的语言，自己的方言母语又已不再熟练，无法用来论述言说，而唯一可用来论述言说的反而是前殖民宗主国的日语，于是光复之后乙未新生代的台湾社会菁英顿时成了失语的一代。

这种语言断裂扭曲的情况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基本背景，大陆来台接收人员不能与台湾社会菁英在语言上充分沟通，是这起偶发事件难以即时平抑的社会条件。不仅如此，国府来到台湾没多久又禁止报刊的日语版面，就更于事无补。当时国府来到台湾提倡国语而压抑日语的心情可以理解，历经多年艰辛的抗战终于取回失土，压制敌国语言理所当然。但问题是台湾人就像大部分大陆人民一样，并非天生就会讲国语的。

甲午战争之前，台湾的闽南和客家语族各自以其方言作为日常生活、读书识字、引经据典及高谈阔论的语言，就是说闽南语和客家话不仅各自作为日常生活语言，还是各自的知识菁英用来论述的高阶语言。当然，他们与其他汉人社会一样都使用共同的书写语文──文言文，而有必要进京赶考争取功名的传统士人或者要到大陆各地经商的商贾，才会去学习当时全中国的共通语──官话。不过，当他们吟诗作词、诵读经典时还是要用各自的典雅方言，如此才能符合平仄押韵。换言之，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前，闽南语和客家话是各自成套的完整汉语系统。

然而日本占领台湾不久，殖民政府就开始进行现代化改造，尤其在教育方面，从小学程度的公学校开始，全面以日语实施现代化教育。因此，乙未新生代的大部分社会菁英从小就不再接受以母语方言传授的传统汉文教育，汉文学堂也因公学校的设立而消失殆尽，也很少有人会去学习官话，他们转而在新式学校里全面用日语来上课，渗入许多西方词汇的现代日语成了他们用来学习现代知识与进行思辩论述的现代语言。他们不再像前清遗老长辈(即我的祖父母辈)那样，能够以母语来读传统经典，因而丧失了母语的论述与书写能力，而只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11]。这就回答了我四叔在疏离白话中文后却回不去典雅闽南语的问题。

这是第一次的语言断裂，前清遗老如我的祖父母辈，由于没能搭上日本殖民现代化改造的巨轮，在以日语为正式现代语言的日据时代成了失语的一代人，而台湾闽南语或客家话也就在这时因为传承中断，而没能像香港的粤语那样与时俱进，发展成适应现代观念与论述的现代语言[12]。总的来说，由于日本据台五十年，台湾人三代之间前后发生了两次语言断裂，而光复后第二次语言断裂所造成的沟通失效，更成了“二二八事件”难以收拾的潜在因素。

文明位阶与两岸不同的现代化路径

光复后的语言断裂本身问题不大，假以时日台湾人总可以慢慢学会国语。但是国语作为现代国族语言是带着不同国家各自的现代化烙印的，比如中国的国语和日本的国语各自承载不同的现代化意涵，甚至披上文明等级的外衣，尤其在全球现代化大趋势的笼罩下。现代化启蒙有若信仰基督上帝般的宗教感召，乙未新生代基本上是经由日本统治带来的现代化而启蒙的，是第一批受到现代化教育的台湾人，这对他们而言是有特殊的生命意义;传递给他们“现代文明”的日本帝国，就有如传递基督教义给第一批台湾信徒的长老教会那样，戴上了神圣光环。

然而这种神圣性却又很自然地迫使这一代人转化为精神的屈服，即使是后来的叛逆，不论左右派别，也都在这个“文明”的范围之内，因而内在的自主性在他们心中被剥夺殆尽。他们以日文学会了整套的日本式现代文明，不仅认为不会说日语的台湾人是不文明的，也不自觉地用这个标准来看待光复时来台接收的大陆军政人员。

国民党如今被民进党打得倒地不起，还落了个被抄家的命运[13]，除了各种复杂的内外因素外，还有一个无可逃避的历史性因素，就是打从1945年台湾光复，国军部队一上岸开始就如影随形紧跟着的文明因素。多年来，台湾社会曾流传着多种对当年国府军队十分贬抑的说法，说当年来台的国军军纪如何不良、军容如何破落、现代知识又如何贫乏。传言中，下船的国军衣衫不整、背着做饭的大锅，还拿着雨伞，令台民大失所望。

这些现代文明观点说法的贬抑性，最终凝结成一则关于水龙头的故事，数十年来在台湾不断地传述：“当日本战败，中国兵仔来到台湾时，他们看到墙壁上的水龙头竟然还会冒出水来，觉得很神奇，也去搞来一个往墙上一插，却奇怪为甚么没有水流出来。”这是我从小就听过的笑话，先是耳语相传，解严后就公然传布了，甚至在往后每次大小选战中被民进党一再用来羞辱对手。多年前有个试图调和“省籍矛盾”的电视喜剧也曾用过这样的题材，这显然已经成了全民共识。

水龙头这类故事曾经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版本流传[14]，比如英国人在二战时对苏联红军、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城里人对乡下人，甚至国民党自己对渡江的解放军。水龙头的故事不管是否属实，是否有普遍性，几十年来在台民心目中已经成了一种精炼出来对国府军队的“记忆”。而且在这种带着价值判断的“记忆”中，拿来作参照标准的却不是台湾人自己的军队，而是日本军队。在这标准下，国府军队是一点不如曾威慑台湾、军容壮盛的日本军队，而国民政府也一点不如曾赐予台民水龙头的日本帝国。1945年日本帝国战败投降，对只愿认定这件大事是“终战”的人士而言，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所留下来的就不只是“军容壮盛”与“水龙头”的表征，日本帝国还是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是西方文明的引进者，是所谓“台湾主体性”的根源。

接受日本教育的那一代台湾人，在光复之后以水龙头的故事来嘲笑从农村拉夫来的落后的国民党军队。其实，同样的笑话也可被用来嘲笑未被现代化洗礼的前清遗老长辈，这是现代文明嘲笑落后社会的普世价值观。像我祖父那样只上过汉文学堂，不懂日文与国语的人，从日据到光复，终其一生只能沉默寡言。他那一辈前清遗老在二十世纪上半期，面对学得现代日语的我父亲那一代人，除了语言断裂外，还反映出使用传统汉语在文明位阶上的低下地位。

文明位阶深刻地烙印在现代人的身份认同上。在二十世纪台湾，1895年的乙未割台，不仅有如蒙古大军南下、清兵入关，更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一部分。当时日本不只是一个军事强权，还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不只在武力上打败你，还在文化、物质文明上压倒你。这么一个西方“现代文明”的东方代表，在台湾所造成的历史与文化断裂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1945年战败退出台湾后继续发生作用，至今未曾稍歇。

更甚的，乙未割台造成的两岸现代化的不同发展，不仅是像识字与自来水普及率那样步调上的差距，更是不同路径所造成的历史观的差异。中国大陆在乙未之变后连接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统一、国共分裂、八年抗战等;这些知识菁英艰苦奋斗，以自己的步伐与方式，寻求一条现代化之路;虽然头破血流、颠颠簸簸，但确是自己独立自主走出来的路。台湾则有着极为不同的遭遇，走上一条基本上是日本帝国由上而下强制施行的殖民现代化之路，由此培养出来的新兴现代化知识菁英，其中除了抗日志士外，对大陆走过的艰辛过程并不熟悉，却有着被抛弃的“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心理。

这是光复后台湾社会的心理暗流。这么一代基本上被动接受现代化的台湾社会菁英对还陷于贫困、落后与战乱的大陆缺乏同情，看不起大陆来台接收人员的“文明落后性”。而来台接收的国府人员则背负着辛亥、北伐与抗战的历史观，只能以台湾人受到“日本奴化教育”来回应，双方互相缺乏同理心。这种文明位阶上的自闭与互不谅解的情况，比单纯的语言断裂所造成的隔阂还要严重。

所以说，台独运动必得从乙未割台讲起，倒不是说独立运动从这一年开始(虽然这一年曾经出现过一个虚拟的台湾民主国)，而是说从此以后台湾社会在现代化的路径上就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截然不同的道路，这对后来出现的分离思想有着重大影响。我们试着想像，如果没有这个现代化因素，台湾在1945年的光复或许就像北宋收复了燕云十六州，或如隋朝统一了长江以南诸国，只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分合，不至于会有“二二八事件”那样的惨烈冲突。

可以说，这种现代文明的竞逐心理正是“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发生的一个基本心理状态，而日本帝国统治台湾五十年所植入的“日本因素”从而产生的日本文明归属感的分离动力，正是“二二八事件”的底层因素。

台湾抗日运动及其光复后的际遇

虽然“现代日本”这个因素在台湾光复时是个难以忽视的存在，但是“现代中国”的影响并非全然缺席。在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之前，台湾已经有将近三百年汉人社会的坚实历史，因此从乙未之变的第一天起，就有了近代民族解放性质的抗日运动，包括传统的武装斗争与现代形式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运动。汉人的武装抗日一直延续到1915年的台南“噍吧哖事件”(又称“西来庵事件”)，足足有二十年，伤亡数十万人;原住民的武装抗日甚至持续到1930年赛德克族的“雾社事件”。台湾汉人武装抗日失败后，新一代抗日知识份子改而采取现代政治社会运动的形式，例如1921年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文协)、1926年成立的台湾民众党以及1930年代的各种工人与农民组织，最后是共产党组织的出现。即使以阶级为号召的左翼运动，基本上也是为了推翻殖民统治，因而充满民族解放的色彩。

此外，台湾汉人的抗日运动不管武装与否，除了具有从日本帝国的殖民统治解脱出来的民族解放性质外，因为它原是从中国被割让的，所以还有一个回归祖国的特性。因此，日据时期台湾汉人的抗日运动既是反帝国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又是回归祖国运动，这是台湾抗日运动与其他落后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不同之处。对台湾人而言，光复就不只是单纯的民族解放问题，更有着复杂的回归问题，而这在现代世界是史无前例的。

1913年台湾青年谋刺袁世凯的送别合照，前排左二为翁俊明，左三为杜聪明，后排右一为蒋渭水。(图片提供：杜聪明博士奖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台湾抗日份子多是怀抱中国身份认同投身运动的，而且这些运动又大半与祖国的革命进程亦步亦趋。从罗福星在台湾延烧辛亥烽火而在1914年上了日本殖民政府绞刑台开始，抗日份子呼应大陆现代化革命进程每个环节的行动，接二连三直到台湾光复。台南人翁俊明(1891-1943，歌星翁倩玉的祖父)，毕业于台湾医学校，以辛亥革命志士自我期许。他曾于1913年集结同志筹款援助国民革命，同年与同学淡水人杜聪明(1893-1986)同赴北京企图暗杀袁世凯，未果而还。翁俊明后来投奔大陆，并在抗战期间帮助成立了国民党台湾省党部。

1920年，台中传统商家子弟蔡惠如(1881-1929)受到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号召留日台湾青年学生在东京创立新民会，并出资仿照《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思想的启蒙宣传。随后，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广东、南京等地的台湾学生相继成立台湾青年会、台湾学生联合会、中台同志会等组织。

曾在二十世纪之初受到梁启超亲身教诲的台中青年士绅林献堂，1921年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以和平方式争取台民自治。接着，医学校毕业的宜兰人蒋渭水，以“台湾孙中山”自许，1921年纠集同志成立文协，推展台湾人民的启蒙运动，并在1926年成立民众党，展开工人与农民运动。而他的同学、挚友与同志彰化人赖和响应大陆的白话文运动，提倡台湾的白话文学书写，被尊为“台湾现代文学之父”。对这一批日据中期的启蒙与抗日活动者而言，大陆发生的事件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北伐统一，都是让他们热血沸腾的思想资源[15]。

日据后期台湾的工农运动兴起。台南人苏新于1928年赴日求学期间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并于隔年回台开展共产党组织，“二二八事件”后经香港转赴大陆。出身贫贱的彰化人谢雪红在年轻时参加了文协的活动而得到极大的启发，后于1925年在上海参与“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并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台共组织，及后回台活动。“二二八事件”时在台中组织二七部队，后经香港前往大陆，与苏新、杨克煌等人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1950年代国府对左派实行大肃清的时期，殉难的台北人郭琇琮、高雄人钟浩东等，被长期监禁的台南人林书扬(34年)、高雄人陈明忠(21年)等，无不怀抱着强烈的中国身份认同[16]。

从以上所提人物、事件与运动可以看出，日据时期到战后初期的启蒙与抗争运动，主要是由怀抱中国身份意识的台湾人所构成。他们无一不在同时呼应大陆现代化革命进程的每个环节。因此，在抗战时期就有不少台湾抗日份子潜赴大陆参加抗战行列。可以说，台湾抗日运动不分左右派别，是一个企图摆脱日本殖民现代化意识形态而与现代中国一起呼吸，共同成长，追求民族平等、主权在民与社会正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来看，他们争取的并非台湾的独立，而是回归中国的民族解放。这种既是民族解放又是回归祖国的运动，是与其他被殖民地区单纯的民族解放运动极为不同之处，也是其复杂所在。

从以上所言可知，台湾在乙未之变走上被日本帝国殖民现代化改造之路后，并非与祖国完全疏离，还是有一批抗日人士亦步亦趋跟着大陆的现代化进程而行动。相对于前述日本殖民现代化所产生的分离动力，这批抗日份子的所作所为正是回归动力之所在。

在光复后面临日本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两岸心理隔阂，也就是那个分离动力，这样一批带着回归动力的抗日份子照理说应该发挥一定的制衡作用，但是历史的发展竟然没能让他们有发挥的余地。这牵涉到日本殖民政府的强势统治、对抗日组织的严厉镇压、抗日组织未能形成统一的战线，以及光复后多元权力状态等等因素。

具有民族解放意识的现代抗日运动，一开始就遭到日本殖民政府的一再打压，不管走的是林献堂的梁启超路线、蒋渭水的孙中山路线，还是后起之秀的马列主义左翼路线;而且当1936年日本殖民政府启动皇民化运动之后全部被镇压干净，甚至连林献堂领导的较为温和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也宣布解散。没有被关押的抗日志士或是噤声不语，或是逃往大陆，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当然，被日本殖民政府迫害最严重的莫过于最积极奋进的左翼份子，大半领导人被关进大牢，甚至瘐死囹圄，比如翁泽生被判13年而死于狱中，谢雪红13年，苏新12年，简吉10年等。幸存者直到台湾光复才复出活动。

然而，这批抗日志士不论左右派别，当时虽然旗帜鲜明，却未能团结一致。同时，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强势镇压下，群众组织难以施展作为，力量不够强大。因此，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在台湾的抗日组织基本上是空洞的，不能承担接收日本殖民政权的任务，遑论制衡日本因素了。换言之，台湾的民族解放并非来自内部解放力量的壮大，而是外在形势使然，包括祖国作为战胜的同盟国的二次大战。

在缺乏强大的台湾抗日政治组织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回归一事于是只能由祖国政府完全承接日本殖民政权来完成，这也是当时盟军诸国的共识。虽然战后某些美国派驻东亚的情报官员如葛超智曾主张“台湾托管论”，即由美国来接收台湾，但这只是转换另一个殖民宗主国，现实上也不可能。在此情况下，复出的抗日份子首先面临的除了是自我重新组织外，只能承担起与大陆来台国府接收人员进行沟通协调的任务。

如果当时的祖国政府理解到日本因素所产生的分离动力这问题的复杂性，来台接收时除了重建秩序外，还能扶持重用这些幸存的抗日人士，或许不至于让这种心理隔阂扩大，但历史的现实却背道而驰。正如前述，当时国民政府一方面承载着从辛亥革命到八年抗战的现代中国意识，一厢情愿地认为一般台民也理所当然应该有同样的认识;另一方面它又是历经长年战争的孱弱政权，基本上自顾不暇，比如说复员的工作就搞得焦头烂额，怨声载道。因此，当时的国民政府既不可能有余裕来理解台湾问题的复杂性(或许当时谁都不可能有此理解)，又陷入国共内战与东亚冷战的漩涡，使得台湾的接收工作更加乱无章法。

总的来说，日本统治台湾时期，虽然心怀回归使命的抗日组织前仆后继，但在皇民化运动高潮时几乎已被全面肃清，光复后也没能受到重用，于是没能对复杂的日本因素发挥制衡力量。

战后台湾社会的自我管理问题

然而，即使有这个分离与回归交错的复杂性，难道“二二八事件”这样的大乱事真是难以避免吗?或许如果国民政府的政策得宜，或者没有国共斗争，或者台湾社会能够迅速形成自我治理机制的话⋯ .这些具体条件是互相纠结在一起的，接下来我们探讨这些问题。

前面提到，背负回归使命的抗日组织由于遭到日本殖民政府的严厉镇压而解体，因而光复后没能在社会秩序上发挥太大作用。需要补充的是，前清时期的台湾传统汉人社会原是有其以士绅为中心的地方自我治理机制，但在日本帝国的强势统治与社会改造下，这个机制早已崩解。例如总督府将警察派出所一直建到基层社会，几乎没给台民留下形成现代自我组织的社会条件。一旦光复而日本力量必须全面撤出，留下来的政治与社会真空又非抗日志士所能承担填补，这么一个缺乏有效自我治理机制的历史情境，就容易产生重大的社会危机──无政府状态。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前后难以避免的省籍对立氛围中，整个社会缺乏处理这种对立所需的自我治理机制，是超乎左右观点的更基本的问题。

战后台湾社会这个无政府状态的倾向，在“二二八事件”爆发后一些暴民对大陆人士不分青红皂白、不分男女老幼的攻击中显现无疑。事件爆发时，国府在台湾的兵力由于大半已被调往国共战场而所剩无几，其中除了高雄要塞、嘉义机场等少数据点坚守待援外，都被解除武装。在镇压部队上岸之前，全台几个都会区已经乱了七八天，几乎所有大小政权机构都被解除权力，虽然各地都有积极份子成立处理委员会，但还是不能避免无政府状态。

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遭遇最惨的是一般来台外省人士，街上到处呼啸着“打阿山”(袭击外省人士)的叫声，有不少外省人士因此丧生，这些人与当权者或军警不必然有关。这样的民族悲剧在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1989)里梁朝伟在火车上的那场戏隐约带过。当时在台北工作的严演存回忆说：“我七岁之长女斯馨，在路上被询，用闽南语说：我是台湾人，遂安然通过。”[17]当然，大半的外省人都躲起来不敢出门，或者被台湾人保护而逃过一劫，这在后来很多历经“二二八事件”的外省人士的回忆里都曾提到，最有名的莫过于后来的总统严家淦，当时躲进林献堂在台中雾峰的大宅里。

“阿山”是从那时起台湾人给外省人士起的绰号，原来是台湾人对祖国原乡“唐山”的想望，如今被转成“阿山”的蔑称。就如前述，这种心理是由于两岸经过不同的现代化路径，产生了现代文明的位阶与不同的归属感，如水龙头故事所示;如今“二二八事件”又加重了这个分离动力。

国府之所以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除了国共内战的因素之外，在那七八天里发生的“打阿山”民族悲剧引发的报复心理也不能辞其咎。然而，为甚么当时抗争的领导者会让这种暴民政治发生?当时台湾人自行组成的各种临时自治团体，包括处理委员会，显然都没能控制得了局面。左翼份子虽然活跃，并组成武装力量，也没能发挥社会自我管理的功效。如今我们只能在零星的回忆文章中，读到个别抗争份子如何阻止暴民当街殴打外省人的事迹[18]。

台湾在光复后缺乏自我治理机制的根本原因，来自日本统治台湾所采取的全面高压与同化政策。它一方面对台湾社会实施现代化改造，造就台湾第一批现代知识菁英;另一方面却又几乎以全能的姿态对台湾施行统治，从上到下几乎不留给台湾菁英任何干涉政治的机会。这个干涉政治指的是在各种现代机构，包括政府、企业与学校，担任决策与管理之责。不说政权机构，从学校与企业的状况更可反映出这种现象。传统学堂没有了，只有日本人主导的现代化学校;传统手工业没落了，只有日本人经营的大型现代企业像四大制糖会社、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台湾银行等;传统商业也竞争不过日本来的大商社。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国府资源委员会来台接收台电时，他们发现在这么一个重要而庞大的现代企业里，只有一个台湾人朱江淮是属于管理阶层，而且只是低阶管理者。朱江淮是日本京都帝大电气工程系毕业，已在台电工作十多年，虽然名为技师，却无法接触技术部分，只能担任推广用电的业务[19]。于是当日本的管理与技术人员撤出台湾时，台电顿时面临能否继续营运的问题，来台接收的资委会需拼尽全力以维持电力的正常供应。

学校也面对同样的情况。当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长罗宗洛于1945年10月被任命来台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后改名台湾大学)时，整个大学只有一位台籍教授──医学院的杜聪明。罗校长随即任命他为医学院的接收委员，并接任医学院院长。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林茂生，日据时期自美国回台后并未被重用，只能在台南工业专门学校任职。这时罗校长也立即聘他为文学院教授，并请他负责接收文法学院[20]。

由于台北帝大的台湾人才荒，罗宗洛力主留用部分日籍教授，以维持大学的教学水准。但当时台湾学生与其他低层教职员则反对甚烈，例如医学院的台湾学生还直接面见罗校长，表示“不愿再受日人之教，欲乘此机会将日人在台势力一扫而光”[21]。杜聪明则回忆说：“其中病理学武藤教授因为日治时代轻蔑本省人，⋯⋯没有留用。”[22]台民的诉求与主事者的考虑竟有如此差距。在原来的教职人员几乎走光的情况下，台北帝大除了地上建物外，还能称做台大的前身吗?

日据时期，台北帝大是为了日本帝国南进而设立的，而且面向全日本招生，除了医科与少数文理科外，很少台湾人就读。在日本殖民教育政策下，提供台湾人中学毕业后继续求学的主要是技术学校，用来培养殖民统治的技术辅助人才，何况这些技术学校还是以招收日本学生为主。当时在中学与技术学校的衔接上几经变动，最后形成四个专校：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台北经济专门学校、台南工业专门学校与台中农林专门学校;后来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并入台北帝大成为其医学部。此外，台北帝大没有法律学部，台湾也没有其他法律专门学校，台湾人想当律师就得去日本就读。因此，那时台湾到日本的留学生也多以台湾出路为考量，甚少选读政治与管理科系。

从整个教育体制可以看出，日本殖民政府并不想为台湾培养政治与法律管理人才以及社会自我治理能力，在企业管理、技术与教育领域无不如此，政权机构就更加严重。日本据台五十年，在整个统治结构中，台湾人只居于中下层单位的少数，比如当基层警察的李登辉的父亲。日本殖民政府出于笼络的目的，给一些台湾士绅授以贵族院评议员的头衔;日据后期也开始举办以纳税额为投票资格的地方选举，让少数台湾菁英担任地方议员，但都只作花瓶之用[23]。

光复前台湾社会在各层面都缺乏自我治理机制，社会菁英也缺乏实质政治与管理经验，于是在光复时日本行政与管理人员全部撤离就引发问题。总督府又趁国府来台接收之前从日本运来大量台币钞票，造成物价飞腾，民心不安;又有大批台籍日本兵回到台湾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良莠不齐的国府军政人员就在这种近乎无政府的状态下来到台湾进行接收。“二二八事件”从偶发事件而终至不可收拾，台湾社会缺乏自我治理机制难说与此无关，而这个缺陷的主要原因也还是得归诸日本在台全能而强势的统治。

战后两岸的乱局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光复后重建起来的治理机构，即陈仪领导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表面看来是当时台湾唯一最高治理机构，因此后来就有人把“二二八事件”的祸首归于“陈仪窳政”。接收主力当然是陈仪的人马，但是来台参与接收的也包括国府内部互相角力的各个势力，还有来台驻军、CC派国民党部、资委会的技术菁英、中央单位(如海关)，以及各个情治单位等。这些系统并没有一个共同治理政策，就像在大陆那样互相不能协调一致。

台大第一任校长罗宗洛的回忆录也提到在接收台大法学院时与陈仪的争议。台大校长由教育部任命，理应不受省府管辖，但是台大的经费当时却由台湾省来支应，而且交接伊始，百废待举，还有许多校务需要省府来配合与支援。因此，就给予陈仪很大的优势来干预台大校务，而与教育部派来的罗宗洛产生诸多冲突，尤其是在法商学院与文政学院的设立上[24]。这虽然只是在重建高等教育体制上两个机构的冲突，却反映出来台接收的多元权力系统互相龃龉的一般状况。这类冲突在教育体制上还不至于闹出大事，但财政部的海关对于香烟进出口政策与行政长官公署的烟酒专卖政策正正相反，因而在收税与缉私问题上发生矛盾[25]，造成供需失衡与走私猖獗的现象，“二二八事件”终因查缉私烟而一发不可收拾。

可以说，“二二八事件”从头到尾都充满着国府不同权力系统之间的冲突，而这除了反映出当时国府在大陆权力的多元状况外，也显示了其孱弱。比如严演存回忆说：“二二八事变前及过程中，台湾国民党党部抱推波助澜，幸灾乐祸之态度。”[26]其实，国府这种多头马车的状况是自1927年南京建政之后的常态，直到1949年败退台湾，它从来没能建立一个真正稳固而有效的政权。于是光复后的台湾，上有这么多互相争权夺利的治理机构，下有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社会，查缉私烟误伤人命的这种星星之火能不燎原吗?

光复之初曾经有从属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在台湾各地成立，起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初步作用，但因涉入“二二八事件”而被解散，领导人李友邦日后还以“通匪”罪名遭到枪决。从李友邦的遭遇来看，台湾左翼份子在光复后能发挥的稳定力量颇为有限。这就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当时全中国这个大背景，即国共内战的激化与东亚冷战的开始。

无可否认，国共斗争也是“二二八事件”时国府调派军队赴台镇压的重大因素。如前述历经日本殖民政府残酷镇压后仅存的老台共份子，光复后纷纷复出活动;日据时期，奔赴大陆甚至延安参加抗日的左翼份子也纷纷回台。他们在事件发生后，不仅在主要由台湾社会菁英组成的处理委员会里发挥不少影响力，还组织过两支武装部队与国府军队对抗，可见左翼份子在其中的重要性。

左翼份子除了深度介入“二二八事件”之外，也发行了第一本完整论述事件的书刊，即出版于事件周年(1948年2月28日)的《台湾二月革命》，该书是杨克煌以林木顺之名负责编写的(当时他们已经逃亡香港并组建台盟)27。这本小书只有四十多页，完全以左翼的视野将“二二八事件”视为一场人民抗暴记，是一场台湾人民反对当年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政府的抗争行动，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一环。在当时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的情况下，“二二八事件”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惨烈斗争，台湾人民的抗争也即是在这意义下，如前述得到了大陆各阶层开明与进步人士的声援，诸多大陆报刊事后对事件的描述与评论，不脱当时大陆的这个进步气氛。

我四叔在历经“二二八事件”的惊悚之后，还会对中国前途怀抱着憧憬，并努力学习现代白话中文，编撰文艺小书，除了受到来台的那批开明教育工作者的影响外，这个弥漫全中国的左倾进步氛围也是重要因素——从“二二八事件”不久的1947年5月开始，在大陆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群众抗议运动，及其在台湾的呼应，包括巡回全岛演出、充满文艺气息的麦浪歌咏队——这样的氛围一直要到1949年春天的“四六事件”启动了对台湾左翼份子的肃清，才戛然而止。我四叔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应该敏锐地嗅到这样的气氛，随之充满了乐观精神，就像那本小书所载日本同学来信所反映的，对新生中国与新生日本的憧憬。

台湾左翼在1950年代被全面肃清之后，不管当时对“二二八事件”的观点是否完整，随着其在台湾的黯然无语，社会只剩下民间传布的族群冲突与“打阿山”等耳语。水龙头故事就在这背景下，在台湾社会耳语流传，将“二二八事件”说成是一场文明进步的台湾人对抗落后“鸭霸”(闽南语，指霸道、顽固)的外省国民党的族群冲突。1980年代解严之后，这种日本殖民优于国府统治的说法更是成为主流论调，到处可见怀念日本统治的各种论述与氛围，比如当年日本为了祭拜因领兵侵台而战死的能久亲王所广设的神社，至今还有些地方将其列为古迹。

放回历史的大视野

综合上述，1895年《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造成海峡两岸走上不同的现代化之路，大陆追寻着一条虽然崎岖纷扰却是独立自主之路，台湾则是被日本由上而下施行了殖民式现代化改造，这个差异是造成两岸人民心理隔阂的基本因素。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运动同时产生了共同语言──现代白话文，所有的现代事物都由此来言说，而台湾不仅没能参与这个过程，反而学习了日语来作为言说现代事物的上层语言。两岸现代语言的分歧所造成的互相难以沟通，更在光复后加深了这个心理隔阂。由此，不同性质的现代化路径与语言隔阂铺下了“二二八事件”最底层的因素。

然而，单纯的心理隔阂并不必然导致决裂性的对立，必有其他因素所致。日本据台五十年导致两岸走上不同的现代化之路，其中差异不只是识字与自来水普及率的差距，也不只是自主与屈从的分别，日本以其更高的现代文明让台民有了两岸文明位阶的比较，尤其在来台接收的祖国人员良莠不齐的情况下，双方的差距与龃龉遂演变成互相的不谅解。台民不理解大陆历经多年战乱，鄙视其“落后与败德”，大陆人士也不理解台民被遗弃的孤儿心理，归咎于“日本奴化教育”。

理想上，光复后能够反思台湾所受到的日本影响，并承担起弥补两岸心理隔阂任务的，应该非台湾抗日份子莫属。然而，本来力量不大的台湾抗日份子在日本殖民后期已遭严重摧残，光复时没能迅速转化为有能力的组织来承担这工作，何况也没受到大陆来台接收主力的重视。此外，台湾传统汉人社会以士绅为中心的地方自我治理机制，在日本殖民现代化的社会改造下早已瓦解;而在新建的殖民地管理组织中，不管是政权机构、教育单位或企业组织，都缺乏台民尤其是中上层的参与，以致台湾社会菁英缺乏实质的政治与管理经验。因此到了光复、日本殖民政权必须全面撤出时，台湾顿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来台接收的祖国人员是一支强大的团队，这些问题是可以缓和而待长期解决的。然而，祖国政府是历经战争沧桑的孱弱政权，来台接收人员又是多头马车，良莠不齐，陈仪的施政与其他单位多有冲突，未能贯彻到底。复出的台湾抗日份子也因各有所依，而没能有一致的思想与行动。更甚的是，大陆很快爆发国共内战，台湾也随即卷入，使得原本就已急速升温的台湾社会更加接近沸点。

总之，日本强势的殖民统治与社会改造一方面造成了两岸的现代性隔阂与文明归属感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造成台湾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匮乏，这个“日本因素”正是光复之后台湾社会易于陷入失序状态的基本原因。再加上祖国孱弱的国民政府既没能力认识到后殖民问题的复杂性，也没能力处理陷入无政府危机的台湾社会，“二二八事件”终于由一偶发事件的小小星火而引致燎原野火，带来民族的长期内伤。

当然，一个强大的接收政府或可免于类似“二二八事件”这样的民族内部悲剧发生，但不见得能够解决得了远为复杂的后殖民问题。而“二二八事件”的具体历史真相，在当年各个政治势力至今仍然未能和解的情况下，也是一时难明。本文想指出的是，若我们不能把这事件放回历史的大脉络，放回东西文化碰撞、帝国主义侵凌、分歧的现代化路线、现代文明的位阶与归属感、民族解放与回归祖国、国共内战、东亚冷战等大脉络下来理解，即使一些具体的人事厘清了，也无助于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无助于民族内部的和解。

最后要说的是，台湾光复是历史上回归祖国的首例，虽然台港两地的被殖民经验有很大不同，但也有很多相似的历史过程28。作为历史上回归第二例的香港，看似比当年的台湾顺利许多，如今也陷入种种困境，因此重新检视台湾在二战光复后的“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因素，是可提供宝贵借镜的。或许在现实世界里，人类社会总是满身创伤、颠颠簸簸地往前走。然而不管如何，不记取历史教训，历史是会回来再次教训我们的。

【察网（www.cwzg.cn）摘自《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7年2月号（总第159期】

[1] 陈映真：〈忠孝公园〉，收入《忠孝公园》(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01)，页125-229。

[2] 广义的“台籍日本兵”包括1942年起被征调当正式日本军人的八万多台湾人，以及更早开始被征调去为军队做工的军夫十二万多台湾人。

[3] 参见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网。

[4] 例如陈兆熙等：《陈仪的本来面目》(台北：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0)

[5] 葛超智(George H. Kerr，又译柯乔治)，1965年撰写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ambridge: Riverside Press, 1965)一书。中译本参见柯乔治着，陈荣成译：《被出卖的台湾》(台北：前衞出版社，2003)。

[6] 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南京：中国新闻社出版部，1947;台北：时英出版社，2016)。

[7] 〈竹中之父 教育哲人辛志平〉。

[8] 〈《台南情、台湾梦》——张灿鍙访问稿〉(2013年6月15日)，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网。

[9] 〈专访高次长〉，《外交部通讯》，第24卷第6期(2002年10月)。

[10] 参见《海峡评论》，2005年3 月号。

[11] 参见郑鸿生：〈台湾人的国语经验：寻回失去的论述能力〉，《思想》，第7期(2007年12月)，页244-64。

[12] 参见郑鸿生：〈关于东亚被殖民经验的一些思考：台港韩三地被殖民历史的比较〉，《思想》，第28期(2015年5 月)，页1-18。

[13] 2016年7月25日民进党在立法院以其多数党强势订定法律，成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14] 参见郑鸿生：〈水龙头的普世象征：国民党是如何失去“现代”光环的?〉，《思想》，第2期(2006年9月)，页225-42。

[15] 关于日据时期的抗日份子及其运动，参见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

[16] 参见林书扬：《从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蓝博洲：《幌马车之歌》(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红色客家庄——大河底的政治风暴》(台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4)等书。

[17] 严演存：《早年之台湾》(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页32。

[18] 例如李娜编：《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台北：人间出版社，2014)，页83。

[19] 朱江淮口述，朱瑞墉整理：《朱江淮回忆录：台籍第一位电气工程师》(台北：朱江淮文教基金会，2003)，页69-73。

[20] 李东华：《光复初期台大校史研究(1945-1950)》(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页19-21。

[22] 杜聪明：《回忆录》(台北：杜聪明博士奖学基金管理委员会，1973)，页117。

[23] 台湾人在日据时期被剥夺参政与管理经验的情况，参见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

[24] 李东华：前引书，页33-51。

[25] 李文环：〈战后初期(1945-1947)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驻台海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台湾史研究》，第13卷第1 期(2006年6 月)，页99-148。

[26] 严演存：前引书，页39。

[27] 林木顺编：《台湾二月革命》(香港：出版社不详，1948;台北：前衞出版社，1995)。

[28] 参见郑鸿生：〈关于东亚被殖民经验的一些思考：台港韩三地被殖民历史的比较〉，《思想》，第28期(2015年5 月)，页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