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综合】2月16日，香港政治学者丁学良于《金融时报》撰文称，中国大陆将不再允许台湾借用“中华民国”的头衔，言外之意为中国大陆将对“中华民国”的存在采取否定态度。

对此，台媒《旺报》22日发表评论指出，这篇文章显然不代表中国大陆官方立场，却仍然触动了台湾内部的敏感神经。

丁学良

旺报表示，自从1945年光复以来，台湾就在“中华民国政府”统治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岸分裂，台湾成为“中华民国”治权的主要组成部分。80年代“台独”运动台面化，但经过30年来演化，今日台湾内部无论统独，多数人不愿意“中华民国”被消灭，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华民国”成为台湾不分蓝绿的最大公约数。

中国大陆面对“中华民国”的态度十分纠结，在内部及国际社会否定“中华民国”，同时又把“中华民国”视为反独的工具和促统的障碍。具体而言，中国大陆在内部及国际场合施行"焦土政策"，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对“中华民国”全面封杀，一概以台湾地区和台湾当局称之。在国际组织中要求台湾使用“中华台北”、“台澎金马特别关税领域”等名称，与邦交国建交时都要求对方坚持或者至少不反对一中政策，并断绝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但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并未对台湾内部使用“中华民国”多置一词，换言之，中国大陆不会因为台湾指称自己“中华民国”而抗议，国民党宣称“一中各表”中国大陆也不会反制，并认可“中华民国政府”制发的各类文书证件，即便不会在上面做任何官方注记。无形中也是“中华民国”继续存在的证据，“中华民国”自有其运行的空间和逻辑。

但中国大陆对统一的坚持，也注定其不会容忍“中华民国”的无限期存在，只有国民党执政下“台独”势力甚嚣尘上，中国大陆为了压制“台独”，才会愿意认可“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所蕴含的一中意涵，给“中华民国”更大限度的包容。但这种工具化的利用显然不会长远，只要中国大陆对台由反独转而促统，“中华民国”就会成为大陆的障碍，被限缩存在的空间。民主化以来台湾内部政局的变动，正好伴随着中国大陆反独与促统的反覆调整，中国大陆对“中华民国”的默许与限缩也与此若合符节。

策略上有这种因果关系，但从长期趋势上看，随着“台独”，倾独声势的不断壮大，中国大陆对“中华民国”的容忍程度也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反独与促统已不再是前后顺序，促统也将成为反独的手段。尤其是蔡英文就职以来，两岸关系进入冷冻状态，中国大陆开始全方位限缩台湾的国际空间，“中华民国”进一步失去更多存在机会。台湾在“非邦交国”中少数仅存可以使用“中华民国国号”的机构，开始被强迫摘牌、更名；海外诈欺犯接连被遣送回大陆，台湾的管辖权进一步被无视；中国大陆甚至一改对228事件的低调处理态度，宣布将隆重纪念228事件70周年。中国大陆这一系列动作，无非就是全面争夺对历史和国际关系的诠释权，这也将全面消解“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和法理逻辑。从这个角度看，丁学良教授所谓“中华民国”大礼服租约到期的论调也有一番道理。

吊诡的是，中国大陆对“中华民国”的消解，其实最符合民进党历来对“中华民国”的态度，但真到自己执政的时候，民进党政府却也不敢听之任之，反而高挂“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大旗，要求中国大陆承认“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但事到如今已是亡羊补牢的阶段，中国大陆会否领情已变成未知之数。

中国大陆深知民进党政府借壳上市的用意，只要蔡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这个“中华民国”就不再具有一中意涵，其自然也就没有再被工具化利用的价值。一旦“中华民国”对中国大陆连工具价值都不存在，中国大陆的全面打压就会扑面而来，甚至会延伸到台湾内部的社会运作中，君不见台北街头和彰化二水乡高挂的五星红旗，这虽然暂时动摇不了台湾的“国本”，但确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符号的正式登陆。

蔡英文

历史的演进正是充满了辩证与吊诡，本来对“中华民国”必欲去之而后快的民进党，到头来会发现除掉“中华民国”之后，等来的并不是“台湾共和国”，而更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蔡当局若真要维系台湾的“主体性”，恐怕应该要好好思考一下“中华民国”的重要性，须知借壳上市的工具化利用注定解决不了中国大陆的核心关切，务实面对“中华民国”的一中意涵与文化历史连结，也只有务实面对一中，台湾或许还能在“中华民国”的庇护之下继续维系自主性。

但不论蔡当局到底会否承认一中，我国一直以来只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台湾的“中华民国”大礼服还会穿多久？

以下为香港政治学者丁学良2月16日于《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

全文如下：

自从蔡英文团队上台执政以来，台湾岛内各派政治力量一直就在揣摩：海峡对岸的决策层会出哪些招数，回应蔡当局在两岸关系上的原则性声明和新的做法。等到那个令全球颇为惊讶的“川蔡通话”曝光之后，台湾内部的官方和民间、台湾之外的观察分析界就在扳着指头数：现有的还仍然和“中华民国在台湾”（丁按：这个名称对本文讨论的要点最为切合，只能这么加括号使用）维持着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会在多长时间内被北京一个个地“摘除”，直到台湾被摘成一个“光杆司令”，只剩下一个“外交部”，却没有“外交邦国”剩下来。人人皆知，目前台湾还剩下了21个“外交邦国”，其中20个很难被人们记得起来。

碰巧得很，也就是在这个鸡年春节期间，美国政府正式解密了到期的93万份中央情报局（CIA）系统的档案，覆盖的时期从1940年代至1990年代。刚刚被媒体和学者仔细阅读过的部分只是一点点，其中和台湾问题相关的就占很大比重。虽然尚未发现惊天动地的“绝密情报”，却令我们能够把很多从前只是凭推测或传闻做的分析和结论，落到旁证和实证资料的基石上，增添了对眼下正在展开的一波波台海冲突新篇章解析的历史厚实感。

第一次容许台湾借用“中华民国”：从1949年起

刚解密的海量CIA档案为本文的讨论标了一个起点，因为它们详细记载了1949-1951年中共最高层对依靠苏联海空军的全力协助、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所作的人事和军事安排，以及毛泽东团队精心策划的解放台湾方案，如何被朝鲜战争中断。

从那时到如今的70余年里，“中华民国”这个称号对于台湾社会而言，是一件借来的大礼服，尽管不太合身——因为台湾原本只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小省份，却发挥了多种象征的和实用的功能。在政治领域，“象征的”并不一定是虚假的或无足轻重的，它往往为“实用的”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允许小小的台湾借用“中华民国”这套大礼服，迄今一共有两次，但出借方并非是同一家。第一次的出借方，自然是原本在中国大陆执政的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去的国民党，1949年冬季之前虽然处于生死一线牵的关头，却尽量把能够支撑“中华民国”这个政治象征的所有东西，都一一搬到台湾来。披挂着“中华民国”大礼服的台湾社会，既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以“二二八事件”这样的政治代价最为知名，还包括经济的和社会的代价），也由此获得了巨量的实惠，至今仍然没办法整理出一份朝野均能够认可的完整账单。

不过有一点却是符合比较研究反复论证的事实：若无那件大礼服，紧接着其后的所有那些大事，几乎都不会发生。首先是没有1949年撤到台湾去的120万中国大陆人士，包括60万铁杆“国军”，他们死了心要用生命来保卫宝岛。台湾仅靠自己，也是得不到美国那么长期和巨额的对“中华民国”拨出的经济和军事的援助。缺少了这些，原本只有600万人口的台湾，绝对抵挡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必然发起的攻击。早早“被解放”了的台湾（多半会在19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之前发生，因为中共必须借助于苏联的大力军事协作才能横渡台湾海峡），其经济和社会被翻盘改造的彻底程度，也不会小于福建和浙江。1950年代后不久的台湾经济起飞、顺利快速迈入中高等收入的富裕水平，都不会发生。

第二次容许台湾借用：从1990年代尾期开始

等到当年拍板让台湾借用“中华民国”名号的老一代中国国民党领导人相继逝去——他们是最正宗的“中华民族主义分子”或“大中国主义者”——那些早就对此不愿承受的台湾人士觉得，这件很不合身的旧大礼服应该脱下来扔掉了。从政治象征层面对这样的换外套倡议作出细腻解释的，以此最为激情：

“名字的存在甚至代替了存在自身。没有名字，也就没有存在，也无所谓指认（identification）。‘无名’因此是人类最大的恐惧。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给集体的存在一个名字，给部落偶像一个指认。……【台湾】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共同生活与存在，开始同意并主张对自己应该赋予一种新的诠释、发展出特别的称谓、特别的标识，以有别于以往那种虚幻的存在。这种新的集体生活表征，既然是不能用以往‘中国人’与‘中华民国’的历史来充分表达的，那么哪一些是这个新的共同经验的要素呢？”答案就是以台湾为唯一标记的新国号。（张茂桂：《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265页）。

然而，令绝大多数人没有意料到的是，到了这关头，却横道杀出来一位拦路虎，大声警告这些台湾人士：绝对不许可扔掉“中华民国”这件有象征意义和实际利用价值的大礼服。笔者这里说的当然不是指身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及其支持民众，他们竭力维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理性和感性动机并不出我们所料。这里的“中华民国”大礼服的意外维护者，是中共对台工作的党政、军队、情报、外交、宣传、公安体系，一个异常庞大和强力的系统。可以说，从李登辉和陈水扁任期交接点的1990年代尾期，直至马英九任期结束的2016年，中共对台工作系统成了允许台湾借用“中华民国”大礼服的中流砥柱。若无这位新的出借方运用诸般有形无形大力，仅仅靠着人在岛内的那部分中国国民党铁杆成员，是很难在将近20年的漫长跨度里让台湾社会继续披挂这件外套的。岛内要换外套的人越来越多，理由越来越层出不穷。

在有些观察家分析家眼里，中共不遵行简单的政治逻辑允许台湾借用这件越来越不合身的大礼服，实在是一厢情愿，指望台湾各界不要走上一条不归路。然而，台湾社会从这位新的出借方手里接过这件大礼服，实惠也得了不少，诸如经贸利益、优待台湾居民到中国大陆就业就学、外交邦国不被摘除等等。不过，中共作为新的出借方，近年来越看越盘算，越是感到得不偿失：台湾借用这件大礼服，能拿到的实惠尽量拿，能不作出的让步尽量不作。这种不满并非从蔡英文执政才开始，在马英九执政的后半期就已经日积月累。蔡团队的上台，是把出借方的不满从量变转为质变。于是摘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外交邦国”就启动了操作，22个减为21个。中共对台工作系统的决策层显然已经跨过了一个新门槛，不让台湾老是借用那件大礼服又不付出高额租金。借用到期！

能做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有些台湾政界学界人士及其外国支持者一直辩解，那些“邦交国”除了一个以外，既非大国也非富国，多数是不断伸手的要钱国。有它们没它们并不影响台湾的实际利益，因为台湾的生存安全和经贸发展空间基本上不依赖它们。笔者很难被这种“赤条条理论”说服：倘若所有的“外交邦国”都被摘除了，“中华民国在台湾”不就只剩下台湾自己、此一“国号”不就被消名了吗？而台湾又不能成为一个仅以自己为名义的国际法体系的成员，那以后的路怎么走呢？且不论上台下台的政客们，还有2300万的普通民众咋办？

笔者从1980年代尾期开始到台湾做实地调研，最初听到的极富特色、但并不属于台独立场的人辩解的绝妙比喻，是为什么台湾和中国大陆既不能合成一体、又不能完全分割，末了的结语是：“两边的关系是身体主干和LP的关系”（LP是luan-pao睾丸的委婉词）。讲解者经常会用长达一百多年的东亚区域政经互动态势来论证这两边的关系：断然分开也有害，强制连接也有害；最合乎自然的，是保持有距离的合而不一（参阅“沈君山教授谈九二共识：分而不独”，台湾联合报系报道，2004年11月7日）。当年给我们这些年轻学生讲解的台湾学界政界人士，多数已经退场乃至作古，他们讲的这个听起来粗俗却颇具启迪意义的道理，不时返回到笔者的耳边。未来不久的几年到十几年的时段里，我们有很多机会来检验这个比喻是不是真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