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文革之后，是非界线应该很清楚了，做摄影这个职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国内各行各业有良心的人还是不少，有的摄影师把主任什么的官衔都辞掉，就是要记录这个社会，很有不怕冒风险的精神。有很多危险啊，但还是有人迎着上


　　老高按：下面接着转载中国摄影家贺延光在美国宾州“时光文艺摄影沙龙”座谈发言的最后一部分。
　　30年前在北京工作时，就认识了贺延光，但当时没有机会深谈。这次听他“图文并茂”地娓娓而谈从八十年代初期到现在的拍摄经历，深深为之感动：为他追寻并披露真相的专业精神，为他关心普通人命运的人文情怀——他讲完之后，我服膺他那句断言：“要当一个摄影记者，照相机是最不重要的。”那么什么重要呢？他用他的摄影作品做出了回答。
　　看延光一张一张地放映三十多年來他拍摄的部分照片，我感觉，他用他的照相机，写下了一部中国巨变史，而且是全方位的巨变史。出现在他的取景框中的，有中国政坛几代领袖和世界舞台上诸多首脑，有这一时段在各个领域叱咤风云的精英，更有许多人未曾关注的“引车卖浆者流”——社会下层、中层的芸芸众生，他注视他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拍下了诸多感人的瞬间：敢于为天下先卖大碗茶的小伙子，将在地震中遇难的儿子背回家的汉子，面对非典死者感到无能为力的大夫，在人大会议上当众大声发表不同意见的代表，还有给贫困儿童做心脏手术的医生，国庆节前夕天安门前的流浪儿童……这让我想起，我读大学期间就知道的一句话：生活中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


　　“照相机是最不重要的”

　　　　——贺延光与美国华人摄影者座谈发言（下）

　　《明镜月刊》记者 季高 整理，《明镜月刊》84期


　　（续前）在台湾立法院拍照没人干涉

　　这张是在台湾拍的，这是台北，立法院门口。
　　那是我第一次到台湾去。《中国时报》的同行说，明天立法院门口有游行，你感兴趣吗？我当然感兴趣啊，第二天我就去了，刚开始还不敢拍呢——在国内拍游行，警察要管，要抓人啊！我就偷偷拍，拍了一会儿，没事，也很快被人发现了。一个老头问，你是哪个报馆的？我说我是北京来的记者。“啊？北京来的记者！”他一招呼来了一帮人，把我围起来，告诉我他们为什么游行。原来是这些老兵，一直没结婚，改革开放后回到内地，像这位老人，在江西老家经人介绍成了家生了孩子。按原来的规定，老婆很快就可以移民台湾。但是后来大陆弄虚作假的太多——跟人家结婚了，半年以后离婚，把人家财产分一半。台湾政府就出台政策，要严格甄别。这一严格甄别，假的挡住了，真的也挡住了。他们就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请愿：政府说要排期，每年解决1800对，“这就得排三年啊，太不人道啦！”这些老人就在这儿一次一次冲击立法院。我胆子大了，没人管我啊，我就拍。

　　1996年12月27日，台北。来自高雄的72岁老兵刘怀群怀抱儿子，与200多位娶有大陆妻子的人在立法院请愿，要求当局放宽永久居留权配额限制。（贺延光摄）

　　看这张，老先生怎么也把小孙子带来请愿？他说：“不是孙子，是我儿子！”记得他叫刘怀群。立法院门前维持秩序的警察满面笑容，劝这些老先生：不要这么激动，对你们解决问题不好。过了会儿，里边传，请十个代表进去。我这个时候胆子就大了，就排在第11个，警察数到9、10、11，一看我挎着两台照相机，是个摄影记者，问都不问，我就跟着进到一个大屋子。见到一位立法委员，他说今天不是我值班，但是我刚才路过，看见你们情绪很大，就想听听你们的诉求，“哎，怎么你们才来十位啊？这里还有很多空椅子嘛！”他扭头让秘书“去门口再请30位进来，把这儿坐满了！”我在立法院大摇大摆拍了一个多小时照片，没人干涉我！

　　“明天就要截流”——这是三峡工程典礼前的准备，据说巨型气球就花了好几百万，弄来装扮工地。我头天晚上和基层公司的经理吃饭聊天，那些经理提起李鹏的儿子，说进了一两个亿的设备，除了油漆是新的，机器都不能用！谁也不敢说，愤愤不平。

　　三峡要截流。（贺延光摄）

　　拍排雷我这头发都竖起来

　　中越边境要排雷，我听说之后马上飞到了广西。军区很欢迎，但是不准我去，说太危险。危险到什么程度呢？部队一位教官给工兵讲着课，自己把雷就弄响了，把自己炸了。那怎么办？“我是专门为这事来的呀，我原来到老山都去过。”接待的人说，那好吧，咱们找几个战士穿上衣服，在山坡上按你的要求随便拍，保证你完成任务。我哭笑不得，说，我这个人，不到现场，我就不会拍照片。他们只好一级一级请示，请示到一位副司令，最后批准了。找了个20多岁的小伙子毛剑峰陪我——三年以后小伙子殉职，翻车牺牲了。
　　我们赶到龙州，跟着排雷部队进去。
　　大路有机器排雷，排的也不多，但是山林里边就全得靠人工，没有路，草都长得一人高。我当时也害怕，是走在他们中间，踩着他们脚印走，我这头发都是竖起来的。排雷是这样，用竹筒子先扔一遍、炸一遍，然后，再踩着这样的防雷垫，一寸一寸弄过去……
　　我当时发了一组照片《广西大排雷》。第一张照片，是在一个村里，一个小伙子在院里晒白薯干，他拄着双拐——两条腿都没了。这就是反映排雷的必要性，不排就会把牛羊炸了、把人炸了。

　　广西大排雷。1997年12月21日，中越边境中国境内第二次大排雷拉开序幕。（贺延光摄。图片见《明鏡月刊》84期）

　　《广西大排雷》见报的当天下午，解放军报社一位处长给我打电话说，这是我们的题材呀，你拍的太好了，尤其你那最后一段：沿着工兵开出的小路，爬上来一位姓凌的边民，他说，儿子要结婚，我要告诉那边的亲友，过几天过来喝喜酒。他很称赞最后这一段。我当时就告了一状：我说这是你们的题材，你们军队有两个记者一块儿去了啊，后来不知道他们哪儿去了，等我回到南宁，第二天要走了，人家请吃饭，这俩解放军记者又出来了。我说怎么没见你们？他们说是刚从桂林回来——他们玩去了！还在桌上跟当地部队新闻干事说，“我们要的材料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们，明天我们就走了”。我对那位处长说，你们就这么搞新闻？你还表扬我！？
　　我看过部队摄影记者拍的排雷照片，是从前边拍的。一看就是假照片！你敢在前边拍？你蒙谁呢？在部队吃饭的时候，那位处长说，贺主任，你是第一个到前边拍照片的人。我说不对呀，我刚才翻报纸，你们头几天有照片呀，我哪儿是第一个？他说，“唉，那是摆拍的——排雷仪式上，给部队首长和省上领导表演的！”但你的照片说明上可没说那是表演呀！

　　我对领袖像非常敏感

　　照片上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吗？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刚走出人大会堂被记者包围采访。没多少天就出事了，后来枪毙了。枪毙了，还是没有把贪腐遏制住，依然愈演愈烈！
　　江泽民这张，他在台上讲完话——讲话就都是那样，很难拍出新意——讲完话，可以说95％的记者把照相机就放下了，我没放，一直追着他：走下台，走到他这个主桌，美国华纳的老板，还有什么新闻集团的老板，几个人同时向他伸手，一瞬间老江不知道先跟谁握好了。

　　1999年9月27日，江泽民在上海召开的“《财富》全球论坛”上举行晚宴。（贺延光摄，图片见《明鏡月刊》84期）

　　这是当时的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谈起中国的环保，眉头紧蹙。
　　这张照片上，她的14岁孩子被人杀了，案子就是破不了，因为凶手是这个镇副镇长的侄子。就是解决不了。后来这个凶手走了，离开这儿，当兵去了……
　　大雁煤矿爆炸，五十几个弟兄埋在井下了，生死不明。外面大家焦急地等待……后来没救出来，全部都遇难了。

　　2000年12月1日，内蒙古大雁煤矿623队的几位矿工仍在焦急地等待奇迹。

　　这是盐城，守护丹顶鹤的大学生。
　　这是在武汉。我对领袖像非常敏感，邓胡赵时期是不挂领袖像的，中央曾经做了一系列规定，要汲取文革和毛泽东的教训，不能再突出个人、搞个人崇拜。但是到江泽民时期又开始了，第一个给江塑像的是大连的薄熙来，然后一些城市就效彷。毛和邓两位故去的老人陪着现在掌权的人，到处站岗。我们当记者的没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
　　这位当地领导的姿势与后边巨幅领袖像的姿势雷同。刚才我说我对领袖像比较敏感，我在这儿举着照相机等了20分钟，心说：我就不信你不举一下手！
　　北京要申办奥运，要请萨马兰奇来视察。突然北京就繁花似锦——多是假花。后来听说天安门广场那个绿地，冬天本来是黄的，突然变得绿油油的，赶上下了场小雪，雪一化，满地流绿汤。我联想起来到过湖北房县，把山劈了挖石头，然后刷上绿漆，远远一看，“一片苍翠”。

　　面对生命

　　这几张特写上的几位人物，大家都认识吧？——
　　李慎之；
　　吴祖光；
　　刘道玉；
　　蒋彦永，失踪几个月后恢复自由了，因为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
　　这位是电影导演贾樟柯，被封杀多少年，这是解禁以后他第一次拍电影。

　　大陆第一次给蒋介石塑像，是在四川成都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那里给二百多位抗战将军立像。
　　北京的萨斯——我在萨斯隔离医院里呆了18天。死人了，这个医院就死了二十几个。关键是一开头北京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但越来越控制不住——讲起这方面的事，我了解的故事太多了。

　　面对生命。一位非典患者终于没能抢救过来，医生伫立良久。摄于2003年4月30日。（贺延光摄）

　　这位是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她接诊了很多病人，自己也染上了，最后没有救过来……北京一共有九位医生、护士去世。
　　这是最后一个痊愈出院的大学生，已经是几个月以后了。本来是都不让进的，记者都被拦在外边，毕竟是传染病医院嘛。后来我报了姓名：能不能让我进？我一报姓名，他们知道我，我毕竟在这里与他们在生死线上一起待了那么多天。
　　我一进病房，不知道这位大学生在干什么？先悄悄拍了这张照片，拍完了我才问他在干嘛，他说“我在背讲稿，待一会儿那个庆祝最后一个患者痊愈的仪式上，我要发言，他们改来改去，让我背下来，不能照着念”。
　　——我很感慨：19岁的大学生，三次病危，刚抢救过来，就马上变成了工具。

　　最后一位非典患者是位大学生，出院前苦背发言稿。

　　中国的海尔，给国外体育俱乐部冠名了！这也是中国变化的一个侧面。
　　向赵紫阳遗体告别。盖棺难定论，要送去火化了。这是他的六个孙子孙女同爷爷最后告别。
　　这是给贫困儿童做心脏手术。
　　建国60年的前夕，这是天安门前的流浪儿童。

　　国旗为谁而降？

　　汶川地震，我看到一间小学校周围的民房震歪了，但是还没倒，人还有时间逃生；唯独正在上课的教室瞬间垮塌，二百多孩子遇难……
　　这是我在地震灾区，见到的唯一一个从废墟里救活的。当然救活的人很多，但我只见到这一个。
　　这位父亲刨了两天，将九岁的孩子遗体刨出来了，一直面无表情，将孩子脸擦干净，用手机对着他拍。我当时不了解情况，心想，不能这么对着死者拍照片呀！旁边一个救援人员告诉我，你不要管，他是孩子的父亲。救援人员消毒，包扎……最后要抱起来放到收尸的车上，他说，别，我来。这位一直毫无表情的汉子将孩子即将放到车上时，哇一声放声大哭。
　　照片上这人的哥哥一家，在我身后的二楼。三四楼歪歪斜斜还在，一楼还在，二楼没有了！
　　这个人，救援人员抢救了129个小时，他埋的那地方，连个把他的双腿锯断的空间都没有……最终锯断了双腿，把人抬出来了，但不久，还是去世了。

　　全国哀悼日。2008年5月19日14时28分，在地震最严重的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参加救援的武警部队指战员，与全国人民一起默哀。（贺延光摄，图片见《明鏡月刊》84期）

　　我已经回到了成都，听说要举行全国降半旗致哀仪式，我非常感慨。前几年我们《中国青年报》有个时评：《国旗为谁而降？》——不能老为领导人降，也应该为老百姓降啊。虽然这篇时评在业内反应很强，但没有人理！
　　萨斯过后，央视新闻会客厅把广东的教授钟南山请去，还请了一位痊愈了的病人，把我也叫去，一起回顾抗击萨斯的过程。当时我提了一个建议，应该立个碑，把所有萨斯的死者名字都刻出来，立在卫生部院子里永远纪念，因为教训是我们的医疗体制不堪一击。我建议还要降半旗。主持人愣了一下。我说我来之前查了一遍国旗法，明明是有这个条款的，但我们从来没有执行过。做完节目出来已经挺晚了，两位女编导从别的房间追出来，估计她们从监视器上看到了对话，一个劲地跟我握手，说你讲得太对啦！但最后节目播出，我这两段还是给剪了。所以听说要全国降半旗为汶川地震遇难者致哀，我感慨万千！我又从成都赶回灾区再拍摄。
　　这之前，我在前往映秀镇的路上看到这个人，他将遇难的孩子背回家——17岁的孩子死了，把头都用毯子包裹着，千辛万苦背着孩子遗体赶25公里山路，仅仅是为了让孩子回家跟家人过最后一夜。后来我们《中国青年报》发了一个整版的报导，我的搭挡、文字记者写了《回家》，我配了六张照片。

　　背儿子回家。2008年5月15日，父亲程林祥背着在地震中不幸遇难的儿子程磊的遗体，回25公里之外的水磨镇，要让17岁的孩子与家人过最后一夜。（贺延光摄）

　　这是降半旗的第三天。我问灾民知道降半旗吗？他们都知道，但是找不到国旗，用了块红布代替。我说我给你们拍个合影吧。当妈的将遇难孩子的镜框抱在胸前，另外那位拿着土豆的妇女，儿子也失踪——我后来再去，他儿子还是失踪。
　　这个村子整个没有了，六十几口人……

　　照片上很多人都被抓

　　这张，艺术家戴着钢盔，跟拆迁队对峙。
　　人大会堂，官员坐下来，将西服的扣子解开；站起来，将扣子系上——无意识的动作，一个人这样，不起眼，也很正常；主席团的百十个人，一起这样，就很幽默了！我在微博上发了这张照片，就有人说，马上就要开“两会”了，会有很多记者学你拍这个。我说，不会一样了！这张照片上很多人都被抓，没啦：周永康、令计划、苏荣、李东生……再过两年，我回过头来再看看，走的人还得多。
　　这张上，是当年抓捕“四人帮”的几位8341部队战士，右边的是华国锋的儿子，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左边的是习的姐姐，站着的那位是张爱萍的儿子。
　　这是金门。过去两岸对峙时候台湾的坦克，已经废弃了。
　　这是四川农村卖的新领导人的年画儿。我拍了之后，有人劝我不要发。但我临上飞机还是发在微博上了，下了飞机已经有四万点击，三天之后是150万，留言非常有意思，有很多明白人。有人写道：这种年画儿城市没有，只有农村才有，什么时候农村也没有了，中国社会就进步了！
　　这是去年（2015年）的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的日子，在他家拍的。他的老部下、第一代的拖拉机手、还有对他念念不忘的人们聚在一起怀念他。

　　2015年4月15日，胡耀邦26周年忌日，老部下和亲友重逢在北京会计司胡同。（贺延光摄）


　　拍照时想着早晚能公开

　　教皇第一次和中国大陆人士合影。这背后也有故事。
　　我是跟着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访问意大利的。那天晚上，教皇托人带话，说想见见这个残疾人艺术团，他看过《千手观音》舞蹈的光碟，非常感动。团长是中国残联的一个老领导，挺高兴，但是没想到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坚决不同意——因为中国与梵蒂冈没有外交关系。“外事无小事”啊！团长急得要命，人家来人还等着回话呢。
　　那位团长可能没人商量了——他带的都是很年轻的残疾人嘛，看我在旁边，就问我：“老贺，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我觉得没问题——我是新闻记者，别说教皇了，就是蒋介石要见，我都同意。三条：第一，几个月前这位新教皇登基，新华社发过贺电；第二，登基的时候新教皇发表演说，希望同中国大陆改善关系，有摇橄榄枝的意思；第三是他要见我们，不是我们要见他……哦，还有第四，我们是个民间代表团嘛！我说，团长，没准你还能立个功呢，中美建交不就是乒乓球启动的吗！
　　不知道我的话是不是起了作用，反正团长在楼道里打电话。我回国后听残联宣传部的人讲，团长是给邓朴方打了电话。邓朴方紧急约见外长李肇星和统战部长刘延东，三个人商量之后说，可以见。

　　本笃十六世与千手观音艺术团，这是教皇与大陆中国人首次合影。2005年5月25日摄于梵蒂冈。（贺延光摄）

　　我还以为教皇要单独见呢，第二天领去一看，是在大广场上，但是给中国人把前两排椅子留出来了。教皇坐着吉普车出来，跟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形式差不多，但是秩序非常好，全世界各地来的人坐在一个方块一个方块的。教皇来的时候，前后都是穿西装戴墨镜，面无表情的保镖。他上台讲演40分钟，最后离开时，他的汽车突然下来，因为我们是第一排，车突然停了。你们看，右边是他的敞篷车，他下来就向中国人伸手；我是坐在第二排边上，一下就窜过来，刚要拍，肩膀就被一只手按住了——很专业，他一按，你就没法拍照片了。但突然感觉到他手松了一下，就几秒钟，我没工夫回头，咔咔咔，你给我几秒钟就够了！几秒之后他又拍拍我，我一回头，果然是位保镖。我也听不懂他说什么，他就指那边一群记者，长枪短炮，都在线后边呢，他的意思是说记者们都在那儿。我就指指中国人，“一起的”。他说OK，我就赶紧回去了。我特别感慨人家这保镖的素质！我们的摄影记者解海龙，对，就是那位拍“希望工程”“大眼睛”的，李鹏出来，他还戴着摄影记者证呢，刚要拍，就被警卫抓起来摔个大跟头，什么都没拍上，回来就跟我骂：“你看我这胳臂，都青了！”我笑着说，你怎么不知道人家就是要在公众面前展示身手啊？你算赶上了！

　　我们经历了文革之后，是非界线应该是很清楚了，做摄影这个职业的，能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国内各行各业，有良心的人还是不少，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知道了这个世界，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我很佩服比我年轻的一拨人，有的摄影师，把主任什么的官衔都辞掉，就是要记录这个社会，很有不怕冒风险的精神，有很多危险啊，但还是有人迎着上。
　　我拍照片的时候，是想着早晚能公开，我才拍，如果没有价值，我拍它干什么？早晚一定能让读者看到的，这个信念我还是比较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