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册封面是俯拍：包头医院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个捆在中国传统襁褓里的婴儿。拿这张照片当封面，让人一眼就能明白这本画册讲中国。“六四”后中国摄影家协会一位领导在大会上解读说：美帝国主义“要把我们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


　　老高按：前次转载了中国摄影家贺延光与美国宾州华人“时光文艺摄影沙龙”座谈发言的上半部分，本打算接着转载完下半部分。但有网友反映文章太长，这样我今天就将下半部分再分成两截，这里就是他发言的第二部分，明天接着登完。
　　在座谈会上，贺延光继续一张一张地在用投影仪在白布上放自己所拍摄的照片，边放边讲拍这些照片的故事和有关背景。我们跟着他重温老山战事、“六四”屠杀、北京非典、汶川地震……众多重要历史事件和社会风貌，重逢了胡耀邦、李慎之、华国锋、刘宾雁、胡锦涛、吴祖光、刘道玉、江泽民……等等人物。

　　
　　“照相机是最不重要的”

　　　　——贺延光与美国华人摄影者座谈发言（中）

　　《明镜月刊》记者 季高 整理，《明镜月刊》84期


　　拍照片要留意高潮之前和之后

　　这个场景大家可能都熟悉，改革开放中，《小平您好》成了一张标志性照片，后来转载刊登的次数很多。

　　小平您好。1984年10月1日摄于天安门广场。（贺延光摄）

　　我后来又拍过一张照片，还是北京大学学生游行——“小平您好吗？”
　　这张是当时得了一等奖的照片（日本青年访华离别中国），我都没有想到。为什么得一等奖呢？后来我听他们评委说，过去照片都是拍高兴、拍笑嘛，这有一张哭的照片啦，觉得还是真情实感。
　　这是（中越边境的）老山前线。有的年轻人问：当时民兵都上了？其实，这不是民兵，都是解放军。打仗就这样啊，人炸烂了抬下来……当时一个战士牺牲，抚恤金就是三千块钱吧。1979年打越南的战争我没去，那时候我还没当记者，但1982年去了法卡山，1985年去了老山。

　　老山战事。1985年12月9日，阵亡的中国士兵被抬下阵地。（贺延光摄）

　　周恩来去世十年，我们报社提前开大会，社长传达中宣部的指令，现在闹学潮，在这敏感的日子记者们不能到天安门去，如果天安门发生情况，只能用新华社的通稿。这一传达就提醒我了，还真要去一去。在那儿碰见个老头，我先拍了，然后再问他，他说是河南来的，每年都来。
　　这张是深圳沙头角。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沙头角了——30年前人们到深圳去，一定要到沙头角，还得办各种各样的边防证。为什么呢？那儿是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香港的接触部，那儿物廉价美。这边警察还拦着，但卖东西和买东西的，根本不在乎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界线。瞧照片上左边这人，拿喇叭在喊呢：“不能过界！”
　　北京第一次拍卖国营商店。而此前几十年，所有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这是当时引起很大争论的一件事。
　　这是1986年12月30日的刘宾雁，是在首都体育馆现场，追光打著他。几天以后刘宾雁被开除党籍。

　　1986年12月30日，主题为“是爱，是火，是希望”的文学晚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著名作家刘宾雁演讲，受到万余观众热烈欢迎。（贺延光摄）

　　1987年元旦的学潮。官方事先得到了消息，所以头天晚上出动洒水车，在天安门广场洒水，洒水结冰，学生就上不去了嘛。但是还有几万学生在便道上。我拍了一张就跑，结果公安局一直追到报社了，逼著我交出这张照片。我没办法，就跟杨绍明说了，他说，你就说这张照片交给我了。后来公安又来了追问我：“你说交给杨绍明了？杨绍明是谁？”我们一个头儿说：“是杨尚昆的儿子。”他们才不吭气了。
　　“流水线上水断流”——这是嘉陵摩托车厂，国营企业，流水线上聊天的、喝水的、看报的。但是我快门一响，工人一看有人照相，马上又干起来。我在日本造访过新日铁等大企业，就没看到过这种现象，这是那个年代我们国营企业一个常见的场景。
　　全国运动会，很多记者都去拍。拍举重打破世界记录，多数记者拍到了运动员成功举起杠铃，但我抢到了他成功之后的这个瞬间。他一成功，灯一亮，他把杠铃往下一扔，多数摄影师就把照相机放下了。我呢，取景器没离开我的眼睛，继续拍：杠铃蹦起来，他自己也蹦起来了！——告诉大家一个诀窍：高潮之前和之后，不要让取景器离开自己眼睛，这个时候你抢下来的可能让你的作品与众不同。第二天《中国青年报》用这张照片，别人就议论，还是《中国青年报》发的照片好，我们都在现场，怎么就没想到啊？

　　抓住寓含着对比性、戏剧性的瞬间

　　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几千代表中唯一一个公开反对的声音。很多记者并没有拍到这个场景，大家觉得这种会议，不都是程序化的东西嘛，接近散会时，一些记者走了，一些记者喝茶去了，画面上的这些记者，都是港澳的。我们《中国青年报》第二天头版发出这张，成了中国大陆媒体的一个独家：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堂里从来没有反对意见啊，这是一位台湾代表黄顺兴，来自海外，他曾经当过台湾民选的县长。黄顺兴反对周谷城就任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他大声说：你周老先生德高望重，但是八十有九，你应该下来好好休息，位置让给年轻人干！

　　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几千代表中唯一公开反对的声音，来自一位台湾代表黄顺兴。摄于1988年3月28日。（贺延光摄）

　　现在看这个发言算什么呀，可当时就是了不得的事！我拍完这张，马上掉头拍主席台，你们看，邓小平和杨尚昆赶紧把助听器往耳朵里塞呀，主持会的是习仲勋，他们都没见过这种现象啊！
　　这是被贬职的胡耀邦和马上要升职当国家主席的杨尚昆。
　　通过宪法修正案，邓小平没来，但是他的位置得留着。
　　选举新国家主席，79岁的李先念把这个职位交给了81岁的杨尚昆。
　　通货膨胀，西单菜市场前人们连夜排队买鸡蛋、买肉……
　　这是柴庆丰事件。当时我在家，家在人大附中对面，半夜了人声嘈杂，怎么回事？我穿了个拖鞋拿了个傻瓜照相机出来一看，北京大学学生游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跟著他们一块走，一边走一边了解情况，原来是一个叫柴庆丰的研究生，在小酒馆吃饭被小流氓打死了。一直走到天安门的公安部门口，我穿个拖鞋脚都走烂了。十几所大学为此晚上白天闹了将近一礼拜。现在死个人，没人理会了。
　　中国美术馆，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第一次出现裸体油画，社会舆论褒贬不一，有骂街的有叫好的，吵得一塌糊涂。这位老先生，掏出望远镜仔细观赏。拍照片要抓住了寓含著矛盾性、对比性、戏剧性的东西，就能吸引人。

　　中国一日：1989年4月15日

　　这张是在金华监狱拍摄的。这有个故事。
　　我参加了一个美国柯达公司和中方合作主办的拍摄活动，叫“中国一日”，1989年4月15号，从零点开始拍。在此之前，有“美国一日”，“日本一日”，“俄罗斯一日”，“澳大利亚一日”……这次和中国合作搞“中国一日”。60多个中国摄影师，包括军队的，30多个老外摄影师，一人发25个柯达提供的反转片，中国冲洗不了，要拿到日本去冲。大家抓阄，抓哪儿是哪儿，拍什么，主办方有提示。我抓到了金华。金华有对捡破烂的夫妻俩，十几年养大了一群弃婴，有的都成人了，当时挺轰动——我有点纳闷：美国人怎么知道这事？
　　还有一条规定，去后情况如果有变化，将在外君令可以不受。我一去，情况果然有变化，老头老太太被南京军区接走了。那我拍什么呀？赶紧联系人，找哥们，早上去拍金华监狱。那个时候，监狱还真好进，有熟人就给带进去，警察在前边走，我在后边。犯人一看我拿着照相机，我现在都记不清是谁说了一句，“记者啊，给我说一说呀，关了半年了都没人理我”。我含糊其辞，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
　　那次我们拍什么照片，有一个简单的记录，我那个小本上就写了“几点到几点，金华监狱”，多一个字我都没写。最后所有的胶卷交给组委会。冲洗完了他们另外组织一个编辑班子，看幻灯片，不管什么作者，国外的国内的，你名气再大，不管。我们这一百人有一半是“推了光头”的，我就被他们选上了这一张。英文解说词我也不懂，让朋友给看，告诉我英文大意是：中国现在仍缺50万名律师，使得很多案件不能得到及时审理——他们这些编辑太厉害了！我也没跟他们交流过啊，他写的就跟我对他谈过似的！这美国人啊，有时候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贺延光在美国一家旧书店手捧自己于26年前拍摄的作品《金华监狱》。

　　这本画册没在国内发行，因为这天恰巧是4月15日，是胡耀邦去世那天，我们有位摄影师王苗，在北京大学拍了一张小字报，“质疑邓小平”，就是因为这张照片太敏感，整个画册不能在国内发行了。
　　这个画册的封面，刚生下来的一个婴儿，是俯拍的包头医院病房，床单上躺著一个捆成中国传统那样的襁褓里的婴儿。人家为什么拿这张照片当封面？让人一眼就明白这本画册讲的是中国的故事——具体汉字他们不认识，但一看就知道是中国字。“六四”以后，一位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领导在大会上批判，解读那张封面说：“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就是要把我们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众笑）
　　我这天拍了一天，从凌晨拍到深夜，在小饭馆里吃饭，晚7点新闻联播，第一条消息：胡耀邦去世！现场的人都被震惊了，我赶紧拿起相机——你看那黑白小电视机，还有只手伸过去扭大音量呢！

　　“六四”拍照差点被打倒

　　这些是“风波”的照片。
　　胡耀邦追悼会前夜，本来要清场，但是学生也知道第二天要开追悼大会，就连夜占领广场不走。至少有五六万人吧。
　　这是北大500名教授，游行到西单，声援学生。
　　我拍完这张照片，差点被打倒了——在“六四”之前，记者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后来一开枪，人家弄不清你是不是公安或者是军队的便衣，大家都特别警惕。我拍这张照片，差点被摁倒，我大喊，我是中青报的记者！有个人帮我解围，我才脱身。
　　这是政法大学门口。为什么发生冲突呢？因为长安街六部口被撞死的人，有五个人的遗体抬到政法大学，在主楼的课桌上摆放着。我到的时候只剩三具遗体，上边盖着渗著血的白布单。周围的居民成千上万，排着队，沉默着瞻仰遗容。我跟旁边一个老师说，我是记者，能不能拍？他说可以。我说，都盖得严严实实，照片上看不清是怎么回事，此时此刻我是知道的，以后我的读者能不能知道呢？我就把单子揭开了。那三具遗体胸前还盖着一面青年政治学院的校旗。

　　三具“六四”遇难者的遗体。为拍照不得不将青年政治学院校旗揭开。（贺延光摄。照片见《明鏡月刊》）

　　我拍完，到门口，市民谁都没有想到真开枪，看到这种情况，情绪就起来了……“六四”情况比较复杂，这支军队可能没有开枪，但是老百姓眼里，你们穿军装的都一样，已经开枪了、死人了，这个局面就谁也控制不了了。
　　我从六部口走到复兴医院，我到这儿的时候，当时有72具尸体。

　　第二年了。亚运会要举行了，街道的“小脚侦缉队”全部上街。现在也还是这样啊，十八大举行时，她们也出动了——“朝阳群众”！
　　这是1991年华东水灾：老百姓房子和田地都淹了，要想办法生存下去，人从水里上来以后，还得想办法把猪弄上来。
　　《第三个是男孩》。这是新闻照片。纪实照片不能胡说。有时拍照片，我是先拍后跟对象谈，有的照片是先聊后拍。我判断这是他的孩子，就过去跟他聊天，聊着聊着就问他：“你几个娃？”“我三个娃。”“男娃女娃呀？”“老大老二是女子，怀里抱的是小子。”证实了，我就退到一边去，我一直用长镜头盯著他，后来就捕捉了这么一个眼神。计划生育那么厉害，但在偏僻的农村地区，还是受到严峻挑战。
　　钢琴王子第一次访问北京。这张也是刚才讲的那个举重的道理：要留意高潮之前和之后。一曲终了，大家的照相机就放下来了，这时候他站起来向观众致意。
　　我是因为抢拍了这个瞬间才认识我老婆的，她当时在一家报社，挑钢琴王子的照片挑了半天，挑中我这张了。别人拍的都是弹钢琴。

　　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访问北京演出时谢幕。（贺延光摄。照片见《明鏡月刊》84期）

　　“摘了眼镜很难看哪！”

　　这是十四大上最后一个入场的，这是谁呀，这么眼熟？走近一看，是华国锋。原来印象中华国锋还是黑头发嘛，这时候变成白发了。
　　下面这张照片，时代背景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邓说了狠话：“谁不改革谁下台”，当时议论很大。我的一个同行，《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王文澜，他在楼下拍，我这是在楼上拍，我们捕捉的瞬间几乎一样，但是他那张没有后边这三个人，就只是领导人的特写。他那张照片后来差点捅了娄子：他们报纸的值班总编说，领导人读文件的照片老一套，有没有新鲜点儿、生动点儿的？你把底片都拿来我来挑。他们副总编亲自挑，看中了这张领导人换眼镜的，“这个好！”作为老年人，读稿抬头时换近视镜和花镜都是很正常的，就刊发出了这张换眼镜的照片。
　　没想到，领导人本人大怒。他一恼火，中宣部就当个问题去查，把王文澜的底片全部调去。幸亏王文澜就拍了这张，他要调我的底片就麻烦了！我拍的什么奇形怪状的都有啊。这事让王文澜恼火：今后我不拍中央新闻了！
　　但这个事，领导人念念不忘，听知情人说，几年以后他到俄罗斯访问，回来的飞机上，新华社、人民日报、电视台都请他谈谈访俄成果，领导人就问：你们有《中国日报》记者没有？一个女记者举了手。他说，你们有个摄影记者叫王什么来着？他那年为什么要那么给我拍照片啊？弄得记者非常紧张。后来还是外长钱其琛在旁边圆了圆场，说他们可能还是想让照片有点变化，生动一点。领导人说：“我这个人，摘了眼镜很难看哪！”
　　后来《中国日报》建报多少周年要出本画册，缺这位领导人的照片，又和中办联络，到他家去拍一张看《中国日报》的照片，记者一进门，领导人的秘书就嘱咐记者，绝对不能提换眼镜那张照片——谁敢提呀？
　　这是一组照片，拍摄的是从矸石里边捡煤渣的底层老百姓。中国富了，都市，沿海，面貌变化很大，但内地还是有很多这样最底层的人。煤矿里夹杂矸石，矸石堆成了矸石山，他们就靠从石头里面捡煤块为生。当时煤价高的达700多块钱一吨，他们挣多少呢，半个月发一次钱——100到200块钱。

　　矸石山上捡煤人。摄于1994年2月24日。（贺延光摄）

　　这是在新疆，碰到了民工维护这条沙漠公路。到处都是沙子。用草方格来固沙，不然风沙一来路就被埋了。这个方法最笨，但好像也是比较有效的。这是用车从几十公里外拉来的水。他们住的是这样的环境，那远处是沙漠油井……
　　深圳特区成立15年，要出本画册，请了一些摄影师来，谁出钱就拍谁，我觉得意思不大。拍完了，我们已经解散，晚上有朋友约我吃饭，我路过这座正在施工的大楼，一看这楼怎么这么高啊！别人告诉我叫“地王大厦”，高度当时不仅是深圳第一，也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我觉得很有意思。再一看，工地上每一层楼上去干干净净，厕所和水都畅通，施工方是日本熊谷组，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因为通常正在建设中的高楼，都是尘土飞扬，脏兮兮的。我就上去了，上边还没封顶，走每一步，我都觉得心惊肉跳，好像会把什么踩翻。拍了一个多钟头，拍完时人家已经下班了，上下的那个电梯已经停了，我就绕着楼层，从楼梯上一层层地往下绕，吃饭晚到了一个半钟头。
　　围绕特区也是起起伏伏，80年代有几年深圳是差点要完蛋了，中央有些人也反对，扣大帽子说是资本主义，非常萧条，后来又挺起来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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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档案：贺延光

　　贺延光，出生于1951年1月30日，陕西渭南人。高级记者，著名摄影家，四月影会重要成员。1968年赴黑龙江兵团插队，1981年为《北京青年报》记者，1983年为《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1985年至2005年任中国青年报社摄影部主任。后为中国青年报社图片总监，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先后七次在中国最高新闻奖评中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