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的中美情报战扫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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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志愿军采取广播、伪装、电子欺骗等手段，开展有声有色的反情报战。

针对美军的情报手段，志愿军采取多种方式与美军展开了有声有色的反情报战，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战果。

利用广播反情报战。1950年11月初的一天，北京丰泽园里灯火通明。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之后，朝鲜战场一片宁静。毛泽东预感到一场新的恶战不可避免。

此时，周恩来、聂荣臻等人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那个消息广播后，有情况吗？”毛泽东问聂荣臻。

毛泽东说的“那个消息”，实际上是一份公开情报。第一次战役后的11月2日，经毛泽东亲自修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报道了中国军队在朝鲜参战的消息：“志愿军在保护鸭绿江边的中国的水力发电地区”。言外之意，前几天参战的不是中国正规军队，规模也很有限。

美军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威洛比也不相信中国军队敢于大规模地与美军交战，中国的广播“印证”了他的判断。他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是这样说的：“在满洲地区共有正规的中国军队三十一万六千人，非正规部队或者公安部队二十七万四千人，大部分正规军集结在鸭绿江沿岸的许多渡口附近。”他的情报结论是：中国的正规军队没有赴朝鲜参战。

实际上，志愿军第一批部队已经入朝参战，共4个主力军和3个炮兵师，计25万人。第二批3个军13万人也正在日夜行军奔赴朝鲜战场。

军史专家后来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是毛泽东利用公开情报实施的瞒天过海之计，为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迷惑美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利用敌特反情报战。利用敌特反情报战是志愿军情报部队的另一反情报战法，据美国的解秘资料，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台湾当局派出的特务打入解放军内部，并与台湾方面联系。特务不断在夜间溜出部队，用无线电给台湾当局发送情报，报告东北边防军的动向。这个情况，很快被解放军无线电侦察发现，经破译电文，发现国民党特务的情报来源有限，层次较低，只反映出解放军团以下部队的备战情况，不能构成很大威胁。

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领导决定任其发报，用以麻痹敌人。当志愿军大批人马在中朝边境集结完毕，上级决定渡过鸭绿江时，国民党特务立即被捕，无线电情报戛然而止。就在敌人迷惑时，志愿军几十万人已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的崇山峻岭中秘密奔赴前线，迷惑敌人的情报工作与大军的行动配合得天衣无缝。

利用特务开展反情报战最成功的战例是“逆用美军远东情报局情报组的反情报战行动”。1952年秋至1953年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和第3兵团在先后担负朝鲜东海岸反登陆战备任务期间，策划和实施了一场逆用美军远东情报局反情报战行动，动摇了美军统帅部登陆决心，争取了时间，堪称我军情报部门战地反情报战的经典范例。

1952年夏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摆脱正面战场的被动局面，准备在朝鲜上演第二次“仁川登陆”。朝鲜是一个狭长的半岛，西边是黄海，东边是日本海。美军的航母舰队及其他战舰就在海上虎视眈眈，无论在朝鲜半岛东海岸还是西海岸登陆，都会发挥出其海空军的优势，特别是美军第一次仁川登陆几乎给朝鲜带来亡国之灾，这无疑是志愿军总部和毛泽东最为担心的。

美军在策划第二次“仁川登陆”之前，情报先行。1952年7月26日深夜，南朝鲜军情报部派遣特工朴北时携带一只信鸽，秘密空降在朝鲜东海岸志愿军第9兵团防区内的万年德山，刚着陆就被第9兵团警卫连捕获。9兵团保卫部连夜突审，查明朴北时此行担负先遣任务，寻找当地反动会道门首领“张疯子”接头（此人带人偷袭志愿军时已被击毙），为后续“高级情报组”的到来安排潜伏地点。从朴北时的口供及其简单的通信手段推断：如放回信鸽，向南朝鲜军情报部谎报朴北时平安降落，敌方将按预定计划派遣“高级情报组”前来。

第9兵团保卫部部长丁公量决定：“抓住战机，诱敌入网。”由熟知敌特联络规律的保卫工作队队长刘毅民负责，放回脚管装有绿色信号物的信鸽，向敌方报出“朴北时平安降落”的信息。同时要求所属部队昼夜值班，加强对海、空监视，发现敌特，“务必全力活捉”，在东海岸撒开了天罗地网。

9月27日午夜，第23军驻鹰嘴山区某连对空监视哨发现敌机空投7只降落伞。部队立即出动包围，将谍报组组长权某、通信员孙宪、组员裴某捕获，同时缴获4筒物资。经清点，该组3人各配考尔德手枪l把、卡宾枪1支；双套通信设备，计RT－3收发报机1台、常规军用型收发报机1台；手摇发电机1台，空投时摔坏。侦察器材有东海岸五个道范围的1：10000军用彩色地形图2套；军用指北针、望远镜、手提探照灯以及棉衣、大米、伪币及其他生活用品等。孙宪随身带电报密码4本，通信联络表l张。

第9兵团保卫部按政策区别对待捕获的特务。由于孙宪表示投降，暂以投降者身份给予部分优待，教育其交代问题，立功赎罪。孙宪交代自己本是元山的中学教师、朝鲜劳动党党员，幼年随父母在中国烟台居住，懂汉语、日语、英语，战争中被敌裹胁南去，骗入“职业学校”，受全套间谍训练，又专门学了无线电通信技术，毕业后被派到南朝鲜军情报总部。此次由美军远东情报局来的一名上校亲自布置派遣，在权某领导的“高级情报组”当通信员，任务是空降江原道、黄海道交界处的云霞山区潜伏待机，发展情报网，遂行重大侦察任务，届时策应美军登陆。

受领任务后，三人当晚从汉城乘运输机起飞，那个美军上校亲自到机场送行。

为表明投降诚意，孙宪详细交代了通信联络表上用暗语书写的每月逐日与本部开通联络的时间、频率、呼号以及密码本的使用技术。最后，特地交代了美军上校在机场送行的最后一分钟附耳告诉的最密级安全信号，即每份电文从第12字起，插入一句固定暗语“马在奔跑。”发出的电文中有此信号，表明为安全，无此信号即表明已出事。孙宪还恳切地表示愿服从志愿军，利用电文诱骗美军和南朝鲜军，作出贡献，立功赎罪。

“高级情报组”组长权某，45岁，原平壤电力公司职员，懂汉语、日语、英语，战时南逃至汉城，误入“职业学校”，受特种训练后，被派到南朝鲜军情报总部，此次受美军远东情报局上校派遣，任务是到云霞山区找“张疯子”联系，随时准备执行本部给予的重大侦察任务和策应“联合国军”登陆。“高级情报组”组员裴某，顺川人，身强力壮，战前为体育学校学生，懂俄语、日语，其他情况与权某相同。

志愿军第9兵团从其它渠道证实，这个“高级情报组”是美军远东情报局委派空投，从这个“高级情报组”担负的任务可以明显看出，美军主导的“联合国军”统帅部已有在东海岸发动登陆的战略企图，甚至迈出了布置策应的第一步。但“联合国军”准备还不成熟，尚不能最后下定登陆决心，还要进行“重大侦察”。因此，志愿军有关部门认定：美军远东情报局“高级情报组”确是敌统帅部派出的耳目，他们这条线牵动的是美军远东最高司令克拉克和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头脑，关系到“第二次仁川登陆”的最终决策。

第9兵团请示上级批准，决定组成逆用敌台工作组，与美军开展反情报战，打破“联合国军”“第二次仁川登陆”的梦想。

首次与敌情报机关的电台联络，由投降的孙宪操作，“逆用组”监听。开机后收到了南朝鲜情报部本部信号。但由于用的是RT－3小型机，信号微弱，南朝鲜方接收困难，令次日再联络，故电文未发出。次日，将电台移到高山，加长天线，电文顺利发出。内容为：“全组安全降落预定地点，权着地摔伤；发电机摔坏，请求补给。请示下一步任务。”这份电文目的是试探敌本部对已经潜伏下来的“高级情报组”的现实态度，并试探敌之侦察方向。稍后，敌本部复电：“祝贺安全降落；权组长好好养伤，全组隐蔽，耐心等待任务。同意补给，你们选好地点报告本部。”首次联络成功，对方未表示怀疑，但对方在指示任务方面很有保留。

逆用敌台搞反间，每一次发出的电文，都由第9兵团保卫部丁公量部长与“逆用组”反复推敲内容，斟酌字句，严守朝文文法，仔细运用敌方习惯用语，精心拟稿，缜密修正，重要的还要向兵团首长、志愿军总部首长报告。对每次敌方来电，则准确翻译，逐字推敲，看字面文理，品口吻语气，由表及里，求解其深层含义。为避免南朝鲜情报部门对发报员手法的怀疑，收发电文始终由孙宪操作。通过多次发报，孙宪以行动证明了自己投降的诚意。

美军首次补给前，刘毅民率“逆用组”在云霞山区域反复侦察了地形、社情，选定主峰南侧一个海拔1000米的开阔山顶为空投场。报出坐标后，敌方同意。补给时间定为10月29日、30日、31日连续3天的24时整；地面燃三堆篝火，布成三角，中央发射三长二短灯光为号。飞机从东方来，两翼亮红、绿灯为号。如三天未来，则隔三天；再不来，再隔三天；仍不来，就等下月满月再约。

29日，“逆用组”秘密行动，兵团直属高射机枪分队与警卫分队分别担负对空、对地警戒，只要美国人玩花点子，无论天上地下，都要就地消灭。

“逆用组”及配属分队黄昏到达云霞山脚长者洞，秘密宿营，21时秘密入山。山间无路，森林浓密，行动无声，23时摸到山顶。防空、警戒、信号准备完毕。23时58分，远方敌机声音传来，“逆用组”燃起篝火，发出信号。

24时整，美军飞机从东方飞临空投现场上空，两翼红、绿灯如约闪亮。好戏开始，但见敌机俯冲低飞，机舱内亮灯，飞行员面孔清晰可见。第二次俯冲下来时，夜空里忽忽悠悠飘下4只空降筒，敌机随即熄灯迅疾西去。这次诱敌行动顺利完成，未生意外。“逆用组”收到了美机送来的大电台一部、手摇发电机一部。不过，发电机在空投中摔坏了。“逆用组”再次发报，要求敌方空投发电机。此时，发现敌方有不耐烦的迹象。先是迟缓多日才回电同意，继而到了日期，又突然告诉提前一个小时空投，可到时飞机又不来。“逆用组”电询何故，回电语气冷漠，只答说：“按规定进行。”最后直等到第二个三天才收到补给的发电机。

“逆用组”经过反复研究，很快掌握了敌人搞“考验”的规律。首先，敌人并非因发觉志愿军“逆用”的蛛丝马迹而搞“考验”，实在是因他们自己的特工皆为雇佣分子，放到管束不住的“敌后”去，唯一的控制办法就只有“不断考验”。再者，有时敌掌握的情报与“高级情报组”提供的新情报有所不同，无法辨别真假，也只有通过“考验”来判断这个组的政治态度是否有变。“考验”的手法无非一紧一松，紧是突然提前补给时间或突然变更补给地点，以紧凑的时间考查情报组是否真在当地潜伏。总是主动通知补给却又不给，或对情报组的补给要求不理睬，以不满足要求考验有没有不满情绪。

“逆用组”的反“考验”对策则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来得及就听你的，来不及就依我的；坚决保守机密，不露一丝破绽。积极与敌人周旋，大智大勇地处理了一个个紧急情况，一次又一次通过了敌人的“考验”，保住了逆用敌台斗争的主动权。

战地“逆用”敌台的根本任务是用情报手段有效地干扰敌军，从而利于己方作战。转瞬到了1952年12月，美军在上甘岭战役失败，正面战线颇为被动。美国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上任后企图早日结束朝鲜战争，把希望放在“两栖登陆”上。他要“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制订两栖登陆的《8－52计划》，加强侦察，不断从欧洲调兵遣将到南朝鲜加强力量；在国内，扩大了征兵范围，不断补充兵员；在沿海则举行数次大规模演习。登陆作战迹象更加明显。

在朝鲜东、西海岸，可能登陆的地方有720多公里，能否坚守住，确实是个严峻的问题。志愿军总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以东、西海岸反登陆作战准备作为1953年的首要任务。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加强两翼海防，坚决粉碎敌人的登陆冒险。1952年12月23日，志愿军总部下达了“粉碎敌登陆进攻部署”的命令，全体志愿军展开思想动员、部署调整、日夜构筑工事、大力进行物资储备以及进行反登陆战备训练。

其间，遵照志愿军司令部部署，第9兵团调往中线，第3兵团接防东海岸。志愿军总部决定“逆用”敌台工作原地移交第3兵团保卫部。第3兵团保卫部于克法部长继续领导此项工作。不久，干部轮换，何晓光部长及地方肃特科刘镜科长继续领导这一斗争。第9兵团“逆用组”3人留在第3兵团继续进行这场特殊的战斗。

抗美援朝战争双方登陆与反登陆准备的斗争日趋白热化。1953年1月初，敌本部来电命令“高级情报组”，“到海浪里侦察中共15军的情况”。

志愿军总部及兵团有关领导很快得知这一电报。其时，志愿军第15军正从上甘岭移防东海岸，军部在海浪里，部队正在转移中，一旦遭到敌人大规模空袭轰炸，会造成大量伤亡。志愿军总部命令“逆用组”电复敌方：“已派裴前往海浪里。”4天之后再报告：“裴返回，侦知中共军大批部队数日前过境北去，现海浪里驻有中共军一个排……”这份假情报，引得敌人将信将疑，致其作战行动举棋不定，为第15军及指挥机关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

反情报战拉开大幕，敌本部又沉默了下来。而且自1953年1月下旬以来，对“高级情报组”要求补给粮食也予以婉拒。“逆用组”分析原因有二：一是信任不足；二是时机不到。因此，“逆用组”反其道而行之：你不信任，我偏要“表忠诚”；你不给任务，我自己找任务，让敌人听我调动。“逆用组”深入研究了战局总形势、登陆与反登陆双方的关系、反登陆准备的具体进程，以及逆用敌台斗争的目前状况，酝酿了一个突破沉寂局面的决战方案。

“逆用组”电台一直位于志愿军东海岸指挥部驻地。志愿军实施反登陆作战方案，很有可能招致敌人反动作，这会威胁到指挥机关的安全。所以，作为预备步骤，“逆用组”安排了一个确保东海岸指挥机关安全的前奏。他们借口不满于本部不补给粮食，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姿态，于2月15日向敌发出电文：“自入敌区，无所建树，本部不给任务，我们心中不安。现粮食告急，派裴率细胞赵远出，侦察共军军情。相机寻找食物较丰富地区潜伏。权、孙负责隐藏电台，然后去咸南海岸侦察，寻找新潜伏点。一个半月内会合，恢复联络。”此后即关闭电台，回避掉敌本部可能下达的不同意的指令。

这一招，首先把敌人的测向电波、监控耳目、可能的反动作，统统引离了志愿军在东海岸的指挥驻地，排除了指挥机关的安全风险。同时，把“侦察共军军情”的主动权颇为合乎逻辑地拿了过来。下一步，潜伏何处也就由“逆用组”自定了。

1953年2月后，中朝军队反登陆准备的核心坑道防御体系工程进展加速。正面战线，志愿军全线频频展开战术攻击，消耗、牵制了“联合国军”的兵力，迷惑了敌人对中方战役企图的判断。敌最高统帅部已显迷茫、迟疑、力不从心。

其间，志愿军各部队加强了东、西海岸方面的防线建设。与正面相连、以坑道和钢筋混凝土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弧形防御体系告成，极大地巩固了海防阵地，增强了抗登陆作战能力。

后方，铁路、公路、桥梁的修复与新建，粮食、弹药的大量储备，都按志愿军总部的部署达到很高的保障水平。反登陆作战部队的海岸一线部队和二线反击部队、反空降坦克及摩托化步兵部队、空军战机、海军快艇以及全志愿军总预备队均部署完毕。

至此，志愿军东、西海岸反登陆防线壁垒森严，强势已成，反登陆作战确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朝鲜东、西海岸反登陆作战准备，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有了准备，敌人就不敢来。即使来了，我们也不怕。”据此，志愿军的反情报战根据上级命令，定位在：“令敌知我之备，撼敌登陆决心！”坚信“有备无患”这一兵法规则的正确性。

元山至阳德间，江原道与黄海道交界处有一座海拔1324米的头流山。3月28日，电波从这座远离东海的大山主峰，飞向美军远东情报局本部：裴、赵历尽艰险，在元山、阳德搞到中共高级军官会议笔记簿，加上沿途亲见，综合报告如下：

一、北韩现有中共军19个军，10个以上炮兵师；北韩军5个军团。

二、中共总兵力83.6万人，北韩总兵力29.4万人，全部兵力113万人。

三、共军今年春季以反登陆为全军工作重点，军民总动员大修坑道防御工事、铁路、公路、山洞仓库。中共毛泽东指示邓华：“坚决不准敌人登陆，敌人登上来要坚决消灭它，绝对不准敌人在我侧后建立一条战线。”

四、共军部署东、西海岸的兵力达30万以上。机动部队有中共两个军，有坦克师、摩托化步兵师。元山、高原一线海岸防守部队有中共十二军和北韩二军团。

五、共军在东海岸和西海岸修筑的坑道防御体系已与正面战线坑道体系相连，全长1100多公里，正面纵深30多公里，设有二至三道防御地带，明壕、交通壕层层叠叠。

六、共军储存的粮食够吃八个半月。

我们搞到了共军的大米，全组转移头流山隐蔽待机，盼我联合国军早日登陆打过来。

电文目的是向敌人显示中朝军队反登陆战备的强大力量。情报内容，新旧、虚实、真伪并举，以新、实、真为主线，关键是给敌人一个中朝军队海防强势的总概念，实际兵员总数定到对敌有威慑力的数值上。

4月4日，敌本部来电：“祝贺裴、赵侦察成功。报告的军情很重要。近期要恢复和平谈判，战事有可能很快停止……”叫嚣要“战场上见”的美国人，终于想踏踏实实谈判了。

1953年春末，敌人闹得很火爆的“两栖登陆”没有发生，到了夏天也没有发生。看来，志愿军逆用“高级情报组”这一刀子捅到敌人心窝子上了。在中朝军队反登陆准备面前，艾森豪威尔不敢妄动、不敢出师。

6月，志愿军发起强大的夏季反击战役，大获全胜，“联合国军”无可奈何地回到谈判桌上。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朝鲜半岛上的战火终于熄灭。

1994年，在解秘的美国档案中，人们看到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给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中有如下段落：

我们中央情报局估计，到1953年3月，中共在朝鲜的军队总数为83.6万人，北韩军队总数为29.4万人，而目前布置在北韩的中共和北韩军队大约有19个中共军和5个北韩军团，其中大约有30万人被布置在可能发生登陆作战的海岸地区，可以立即投入海岸地区作战，共产党已极大地加强了他们的海岸与前线防御，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设备完善，纵深可达20英里的防御体系，在此背后，可以肯定还有一个相对薄弱的第二防御地。目前共军正面防线已和沿海防御体系连接在一起了。鉴于这种情况，情报局认为，中共军队将展开最大限度的地面防御来抗拒联合国军的进攻，并实施坚决的反击。

不难看出，这些数字基本与志愿军“逆用组”发出的情报相同！志愿军反情报战大获全胜。

利用伪装反情报战。伪装、欺骗的要旨就是充分利用美军先进技术的负面影响，比如美军电子侦察能力极强，志愿军就用大量假电台和无线电收发设备营造大规模部队的假象，故意让美军侦察到数量、种类繁多的部队番号、作战信息，以误导美军的作战部署。我军早在1941年对日作战期间就已开始熟练使用这套欺敌战法，当年聂荣臻元帅在中国北方的五台山地区领导对日作战时，就充分利用无线电欺骗拥有侦听设备的日军。因此，美军威洛比将军之所以对中国的大部队仍滞留东北的判断深信不疑，中国的电子欺骗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赴朝鲜初期，志愿军放弃了部分重型装备，避开主要道路，选择在夜间从偏僻的小路行军，这使得美军本来就数量不足的航空侦察变得更加没有成效。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回忆说：“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志愿军打垮了美军王牌骑l师、陆战1师，南朝鲜军第3师、第6师，歼敌1.5万余人。正在志愿军势如破竹，乘胜追击时，彭总在作战室中突然命令：‘各部队停止追击！’当时，作战室的人都愣住了？我也很纳闷？彭总看出了大家的心思，解释说：‘麦克阿瑟错误的估计了我军的出国兵力，认为我们过江的部队人数不多，只不过是一支象征性的部队。麦克阿瑟狂妄的很，他求胜心切，还会卷土重来。所以我考虑采取诱敌深入，适时地放弃阵地，诱敌进入预定战场，再合围歼灭。’后来，彭总又命令部队大踏步的后撤20公里，并在沿途丢掉小锹、背包等物品，造成仓惶逃跑的假象，果然‘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上了钩，大批的‘联合国军’进入了彭总布设的口袋阵，第二次战役一下子消灭了‘联合国军’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000余人，解放了平壤。”

利用电子欺骗反情报战。利用电台的电子欺骗的要旨就是充分利用美军先进技术的负面影响，比如美军电子侦察能力极强，志愿军就用大量假电台和无线电收发设备营造大规模部队的假象，故意让美军侦察到数量、种类繁多的部队番号、作战信息，以误导美军的作战部署。

在志愿军秘密入朝的同时，原本在东北的电台依然在大量工作。而在此后，志愿军还会经常更换各军的电台代码，使得美军对于志愿军的规模和位置发生误判。志愿军进入朝鲜以后，多次改换编号以迷惑敌人：第38军被称为第54作战群，第39军被称为第55作战群，第40军被称为第56作战群，而下属的师被改称为“营”，这使得美军认为志愿军只是从解放军中抽调部分部队组成，对于志愿军规模的判断也大大失真、失准、失常。第一次战役时，美军对于参加战役的志愿军规模估计为3个师级单位（群），大约3万人。在第二次战役开始前，美军对于志愿军规模的判断是12个师，5万人至7万人，加上朝鲜军队约8万人。而实际上，仅美军第8军正面的志愿军就有6个军以上，共计24万人。此外，在东线的志愿军第9兵团也有大约15万人，实际兵力是美军估算的3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军在第二次战役前，情报不准，判断谬误百出，惨败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次战役美军惨败后，其情报工作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其随后的情报简报中，曾经认为志愿军的规模多达100万人。

实际上，在美军认为出现在朝鲜的中国部队中，有12个军的部队从来没有参加过朝鲜战争，也没有到过朝鲜。志愿军仅仅通过电子欺骗就达到了使得美军对志愿军的规模不断出现误判的目的。

不言而喻，美军高层大大低估了中共情报人员的素质，而美军错误的情报对于美军高层在朝鲜战场的误判，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