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侦察局、国家地理情报局、反情报驻外活动局、陆军参谋部、海军情报局、空军情报局、海军陆战队总部情报处、能源部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情报研究局、财政部情报分析处、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处、海岸卫队总部情报处等等。”这就是朝鲜战争中，美国拥有的世界上最庞大的情报机构。

1950年10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幽灵般地出现在北朝鲜边境地区，并发起强烈攻势，令措手不及的“联合国军”大吃一惊，这绝对是灾难性的情报失误。

令人不解的是，拥有极强情报搜集能力的美军为何会对中国军队的神秘出现表现得如此迟钝呢？答案只有一个，朝鲜战争中中美情报大战美国一败涂地。

一、志愿军情报战的手段：主要有部队侦察＼无线电监听＼破译＼派遣人员搜集＼审问俘虏＼外交获取等。

与美军的科技手段相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情报获取方式主要是传统手段，但却把这些传统手段运用的炉火纯青。

1、依托侦察获取情报。通过侦察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是人民解放军的老传统，志愿军编制中军部有侦察科，连队有侦察员。朝鲜战场山高路险、天寒地冻的环境，与朝鲜群众语言不通、难以沟通的困难，给部队侦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志愿军侦察兵们冒着枪林弹雨、跋山涉水、忍饥挨饿、潜入敌后，有时还需穿着朝鲜老百姓服装或敌军服装作掩护，一次次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任务，为各级指挥员准确地提供了地形、地势和敌军装备、布防、动向等情报。

张宏献，志愿军第24军侦察科参谋，离休前任第24军副军长，他回忆当年在上甘岭依靠侦察获取敌方情报的经过：

1953年初，24军进入上甘岭地区阵地，接替第15军进行防御。当时我军共承担东西43.5公里宽的阵地防御任务。

部队接防后，首要工作就是摸清当面之敌的部署、番号等相关情况。作为军部侦察参谋，我们普通的侦察手段主要包括正面侦察和纵深侦察。正面侦察就是通过作战部队在一线阵地对当面之敌进行观察了解。纵深侦察则主要通过望远镜等观测器材进行侦察。

在换防之后，出于保密需要，志愿军司令部命令第24军在一个月内不准出动执行任务，这给前线情报获取带来很大麻烦。我军当面有三个师，由西向东分别是美军第7师、南朝鲜军第9师和首都师。不久以后美军第3师接替第7师，我们在阵地上观察到了这一换防情报，就向上级报告。志愿军司令部对此的回答是要求有确凿的证据，但我军不许出动，证据从何而来？

针对这一情况，我向军首长提交报告，建议组织小部队活动，通过捕俘和缴获的方式获取情报消息。军里同意了这一行动。

刚开始，我军的小部队活动以巡逻为主。我军第一次与美军遭遇后，双方发生了交火。我军在这次战斗中没有俘获敌人，只缴获了敌人的一顶钢盔。凭借钢盔上涂着的美军第3师的标志，我军证实了当面美军换防的事实。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立即命令展开对南朝鲜的情报搜集工作，并向汉城派出了情报人员王以伦、丁升烈等。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仁川后，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不顾危险，随朝鲜进攻部队前往汉城，与几位提前进入的中国情报人员秘密会面。为了情报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王以伦让其侄子每天骑摩托来往于仁川至汉城之间，汇报“仁川的敌情”，着重了解美军及南朝鲜特务在仁川的侦察活动情况。

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未雨绸缪，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7月下旬，东北边防军所属的第42军军长吴瑞林奉命率两名侦察参谋，化装成火车司机，进入朝鲜境内勘察地形，了解民情。此事被朝鲜内务部察觉后报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据报告中的描述，发现其中年纪较大者为他的老战友吴瑞林，于是交代朝鲜内务部人员，不要打扰中国军队的情报人员。

2、依托俘虏获取情报。俘虏口供是志愿军情报的重要来源，据张宏献回忆，南朝鲜军第9师有一个四五十人的情报队，由于我们多次捕俘，这个情报队的成员几乎被我们抓光了。我作为侦察参谋，在抗美援朝期间，审问了部队抓捕的几十个俘虏。这些俘虏来自8个国家，不仅有美国人和南朝鲜人，还有比利时、南美一些国家的战俘。我们当时只有英语翻译和朝鲜语翻译，对大多数国家的俘虏只能用英语和手势勉强交流，通过侦察和审问战俘我们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战场情报。我军《联络工作历史经验概述》记载：“1952年7月，南朝鲜军月白11联队2大队2中队情报小队向志愿军海州驻军集体投诚，94名情报人员自首，由此破获了多起特务案件。”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俘虏了近两万余名敌方人员。他们被志愿军俘虏后，通常在前线先由我作战部队进行初审，然后部分送到我军后方俘虏管理处审问。不管是美军还是南朝鲜军，被俘后既怕苦又怕死，在押送过程中比较“听话”，叫他们怎么行动就规规矩矩地怎么行动。加上我军宽待俘虏，实行人道主义政策，同时做俘虏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认清国际形势、维护世界和平。俘虏们在被询问时，一般都能如实提供知道的情报，为我军获取敌方人员编制、武器装备、行动计划等情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依托破译获取情报。我军早在红军时期就开始使用莫尔斯无线电报技术，进行通讯联络与敌情侦察。

收发电报分为明码和密码两种，军事情报无疑使用的是密码，因此获取敌方密码，从而破译敌方电报，是搜集军事情报的关键。朝鲜战争中，我军情报人员在打扫战场、搜集敌军文件资料时，将寻找敌方密码本作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据美国的解密资料，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台湾当局派出的特务打人解放军内部，并与台湾方面联系。特务不断在夜间溜出部队，用无线电给台湾当局发送情报，报告东北边防军的动向。这个情况，很快被解放军无线电侦察发现，经破译电文，发现国民党特务的情报来源有限，层次较低，只反映出解放军团以下的备战情况，不能对解放军构成威胁。

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领导决定任其发报，用以麻痹敌人。当志愿军大量人马在中朝边境集结完毕，上级决定渡过鸭绿江时，国民党特务立即被捕，无线电情报戛然而止。就在敌人迷惑时，志愿军几十万人已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的崇山峻岭中秘密奔赴前线，迷惑敌人的情报工作与大军的行动配合得天衣无缝。

4、依托侦听获取情报。电台、报话机作为无线电通讯工具的优势是可以直接通话，并可在行进中进行联络。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军首次缴获并使用了国民党军队的美制报话机。朝鲜战争中，我军使用的报话机多数为美国制造，极少数为我国仿造的。

美军各部队装备的报话机十分普遍，通话时主要使用作战密语。但紧急情况时，他们便毫无顾忌地用明语直接喊话。因此我军通过报话机侦听搜集敌军情报，便成为朝鲜战争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我军从国内调来一大批懂英语的干部，派往各个部队负责24小时侦听敌方通话。他们根据敌方报话台的频率、呼号、口音、代号和破绽，掌握了一部分敌方密语，有效地分析敌方军事计划与实施行动，为我军战斗、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美军电台的侦听也是获取情报的重要来源，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军委情报部门、新成立的东北边防军及东北军区的无线电侦察已经转向朝鲜半岛，他们日夜开机，用以熟悉敌人及朝鲜的电台信号，掌握作战动向，获得了许多有益的情报。

5、依托外交获取情报。毛泽东主席十分善于利用外交途径获取情报，当年苏联给我们提供了英国有一个剑桥五人组，信仰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五人组中有一个人叫麦克莱恩，他当时任英国外交部对美事务部门的领导，而且参加过几次英国首相艾德礼跟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会谈。杜鲁门亲口对英国首相说，不可能在朝鲜半岛上扩大战争，要施行有限战争。担心苏联会卷入朝鲜战争。这样战略性情报传到中国之后，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出兵朝鲜的想法，因为美国的有限战争不可能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了。这个战略情报对于毛泽东下决心抗美援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6、依托外国报刊获取情报。建国初期，我军完全有能力收复香港，但留下这个弹丸之地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全面封锁，香港不可替代地成为我国唯一对外开放的窗口。作为自由港的香港，每天来自世界各国的报刊数以百计。我军情报部门有专门负责报刊（特别是美、英等国报刊）收集、转运、分析的情报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从中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对我军从宏观上掌握朝鲜战争的发展，了解世界形势的变化功不可没。

二、美军情报战的手段：侦察机目视与航拍＼无线电技术侦查＼一线部队报告＼战俘审问及缴获的志愿军文件资料等。

美军情报获取手段主要靠飞机侦察、无线电侦查，同时也发挥一些传统侦察手段，但他们过分依赖技术侦察，忽视传统侦察手段，使他们吃亏不少。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情报机构还没有完成转型，目标主要在欧洲。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及中国军队的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

在美军前沿师及师以下战术单位，情报来源主要依赖于火线部队和巡逻分队的报告、对战俘的审问、侦察飞机的目视与航拍照片以及偶尔缴获的对方文件资料等，这些第一手情报是战术指挥官判断情况的重要依据，但所定的密级却不高，一般都是机密以下。此外，在朝鲜东北部，当地人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但并未得到高层的充分信任。

中国出兵朝鲜前，美国也加紧了对中国军队动向的侦察工作，美军在越过“三八线”向北开进过程中，开始派出特工人员对中国的动向进行侦察。在中央情报局指挥下，由海军上尉尤金·克拉克率领的侦察分队，曾到达过鸭绿江口，然后派人四处打听消息。不久，回来的人报告说，在新义州和临近朝鲜的中国境内有大规模集结的中国军队，还有人说中国将派30万军队到朝鲜。克拉克把这些搜集的消息都进行了上报，但中央情报局对此却不屑一顾。

由于“二战”结束后美军大规模精简整编，当时美军战术部队缺乏必要的情报团队，也严重妨碍了情报的搜集工作。例如，对战俘的审讯通常是一种较可信的情报源，却由于军中缺乏足够的翻译人员而大打折扣，审讯工作只能通过口译人员转述，而这些少得可怜的通晓中国普通话的翻译人员，又对中共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军用术语知之甚少，导致这项情报收集工作更加低效。

美军的情报来源还包括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军、美国驻香港领事及其它外交与谍报机构提供的情报。台湾方面的情报由美国驻台北武官直接呈送远东司令部，但并没有得到重视。情报部长威洛比将军的侍从官波尔克就曾说过：“没人在意台北说了些什么，他们的情报总是充满了偏见和利己的动机。”

在朝鲜，威洛比将军于1949年夏天设立了朝鲜情报联络处，负责向北朝鲜政府、军队和工业部门进行渗透。该机构的特工偶尔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但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建树，例如他们未能警示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对10月中国出兵的举动也一无所知。

1、侦察机情报来源。美军的情报侦察对飞机依赖性非常大，侦察手段虽然很娴熟，却没有效率。与各种人力情报资源相比，麦克阿瑟更重视甚至是迷信技术侦察手段，特别是航空侦察情报，他相信通过航空侦察手段可清楚地掌握中国大规模干涉的企图，他曾亲自乘飞机到中朝边境地区巡视。1950年11月17日，当中国已大规模向朝鲜派遣军队后，麦克阿瑟在会见美国驻朝鲜大使时还认为，越过边境的中共军队最多只有2.5~3万人，他坚信中共利用完全隐蔽的手段不可能派出更多的军队，因为只要他们公开调动，就会被空军的侦察机发现。

其实，麦克阿瑟并未意识到，二战”结束后美军军费和部队的大规模削减已使远东空军的空中侦察能力大打折扣。美军当时除了少量的蚊式AT-6型侦察机外，入朝参战的空军第5军根本不具备照像侦察能力，仅有的3个航拍侦察中队又将注意力集中在鸭绿江沿岸附近，而对夜间过江、已深入朝鲜边境纵深的志愿军毫无察觉，加之空中侦察机组把重点放在适合部队大规模机动的交通干线附近，更是对习惯于在小路和山间行进的中共军队束手无策。

制约航空侦察作用发挥的另一个因素是军中缺乏足够的航空照片判读员，这一状况直到战争中后期才得到缓解。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后，麦克阿瑟在汉城开完会，闻听发现了大量中国军队，将信将疑。在座机返航东京时，他突然冒险命令驾驶员向北飞去，一直飞到鸭绿江边上。他从舷窗里向下观察，下面是崇山峻岭，白雪皑皑，哪里有中国大量军队？实际上，中国大量主力部队正反披着白色的床单、棉被前进。遇到空中侦察，一声哨子响，大家立即隐蔽，空中哪里看得见！

据美军飞行员瓦尔德斯少校回忆，他们飞遍所有区域，都找不到中国人的踪影。后来，他们从情报人员那里得知，中国人身穿白色风衣，在雪地里，你根本就注意不到他们的存在。其实，美军侦察飞机偶尔也会从志愿军的头顶飞过，此时他们马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以致飞机里的侦察员无法发现他们。这里所谓的“白色风衣”，不过是志愿军的斗篷或者白床单，甚至是反穿的棉衣而已。

当第二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大败美军后，麦克阿瑟才意识到他一直非常信赖的航空侦察出现了偏差，等到11月21日麦克阿瑟命令远东空军对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团之间地域加强航空侦察时，为时已晚。

2、无线电技术侦查来源。毫无疑问，对于美军远东司令部乃至华盛顿而言，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仍是截获的无线电情报，这项情报收集、破译工作由陆军保密局设在远东的监听站以及三军保密局（即后来的国家安全局）负责。近期国家安全局解密了一批朝鲜战争时期的文件，令人吃惊的是，与二战期间美军卓有成效的技术情报工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军的侦听团队在朝鲜战争中少有建树，不仅情报数量少得可怜，内容也支离破碎、缺乏连贯性。对这些资料，美军当时把它作为机密以下的资料来处理。

朝鲜战争初期，电子侦察部队的境况与航空侦察部队差不多，二战后被大量裁撤，远东仅有的一些侦听分队都留在陆军编制内，不仅远东如此，整个太平洋战区的侦听力量也被大大削弱。而且，仅有的侦听力量也被集中于侦察中共政府的活动和当时菲律宾爆发的叛乱。

最初，信号情报部队只是破译中共军队的密码、获取文本信息。后来随着侦察力量的加强，对敌技术情报的分析工作也开展起来，比如通信量的分析。事实上，在近代很多战争中，通信量分析时常发挥着重要作用。通信量是指部队使用无线通信的频度，在实施无线电静默的战斗前夕，突然骤增的无线通信往往意味着进攻的发起。美军在“二战”期间非常重视通信量分析。特别是朝鲜地形多山地，部队联系、战斗协同通常靠无线电通信，但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军未能有效地开展此项工作，直至麦克阿瑟被免职后，李奇微接替他担任“联合国军”司令才走上正轨，美军的侦听部队已能从中共军队的通信量分析中获取大量有价值的战术情报。

美陆军保密局在对华的情报侦听工作中遭遇的另一个难题是缺乏足够的听译翻译，而中国各省方言的繁复也使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美国本土的华裔大多出生于中国南方，其南方口音与志愿军内部普遍使用的普通话完全不同。为满足这一需要，远东司令部从败逃到台湾的中国人中雇佣了一批通晓北方普通话的平民为陆军保密局工作，经过简单培训后使其了解中共军队的军事组织和制度，这才缓解了矛盾。

朝鲜战争中，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截获的中国民用无线电通信电报中，发现中国政府在上海订购3万张朝鲜地图，发货到中国东北的部队。美军情报部门认为这些地图够30个师使用。恰好在12月前后发起的圣诞节攻势中，中国出动了30个师。这引起美国政府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度重视。

美军空军的监听站通过对苏、中、朝空军地面指挥员和空中飞行员通话的监听，得到了对手活动的实时情报。

1951年6月，对“联合国军”控制岛屿的一次轰炸行动前，美军空军监听站的监听破译人员事先准确地预告了这次行动，美军空军第5航空队及时采取行动，击落了苏联1架雅克战斗机和2架伊尔一10强击机，击伤了包括2架米格一15在内的几架飞机。

7月，美军从截获破译的朝鲜人民军密码电报中，预先得知了朝鲜人民军方面参加开城谈判的人员名单，之后还从这些来往密码电报中，知道了每次谈判后的情况汇报和准备的声明稿内容，从而取得了一些谈判的主动权。

3、特务情报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情报机关依托战争期间在中国建立的情报组织，把触角进一步伸人到中国的各个角落。1946年7月，在华调停国共内战的马歇尔致信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建议在美军撤离中国后，由美国第七舰队直接指挥驻华情报小组。这个建议得到美国高层的首肯，在华情报组织随即改称“第44海外观察队”，并以美国陆军联络团的名义活动01947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后，第44海外观察队成为它在华的主要情报组织，在中国各地广泛派遣了情报人员。

在中国东北地区，美国的情报工作主要是由其外交机构组织实施的，如在沈阳，美国总领事馆组建了以日本人佐佐木弘经为首的间谍网；在大连，美国领事馆吸收旅大公安总局干部陈其仁为其秘密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驻在各地的美国外交机构的日子并不好过。中共在接管各地政权后，只承认原来的美国外交官是普通侨民身份，并采取了“一看二挤”的方针，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监视和控制，美国驻在东北的外交机构只得相继闭馆。在朝鲜战争开始前后，大连、沈阳、北京、天津等地的多个美国间谍组织被破获，美国在华的第44海外观察队情报网的运作受到了严重影响，但仍有不少漏网分子，活动还很猖獗，比如在沈阳地区，中国铁路局调度车皮，就有人把车皮调动情况的具体信息搜集走。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遗留下来的谍报人员也在发挥作用，但美国中情局认为台湾所有的情报都充斥着狭隘的利己主义，充斥着偏见，没有重视这些情报。这是美国的一大悲剧，东北的兵力调动，包括铁路上的调度，这些情报都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美国，但是美国不怎么重视。

4、战俘情报来源。1950年10月29日，南朝鲜军队抓到了一名中国籍的俘虏，美军第1军军长亲自审讯，并迅速将这一情报转交东京司令部，但是美军威洛比准将对此毫无反应，他追随麦克阿瑟的观点“一向都对中国人不会介入战争的判断深信不疑。”他认为这不过是个别转入朝鲜人民军的原中国东北抗联士兵。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断有类似的确凿情报源源而来，甚至美军已经和中国军队正面交锋，而美军情报部门主管竟然完全相信他们面对的敌人只是朝鲜的散兵游勇。第8集团军情报处处长塔肯顿夹在真实情报和威洛比之间，左右为难。最后还是顺着威洛比的思路，将中国战俘的口供当作胡说八道的谎言。就在战场上已经出现中国战俘，乃至发现中国军人遗体的时候，威洛比仍然坚持说那不是中国部队，而是原来留居后又被编入朝鲜部队的中国人。

美国出版的朝鲜战争的书籍《最寒冷的冬天》写道：“11月1日，战俘审讯的结果已经表明，这些战俘来自不同的军，这说明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不止两个团。但是第8集团军情报处处长塔肯顿依旧根据威洛比的逻辑说，尽管这些小部队来自不同的军，但完整的军团尚未出现。”有战俘情报来源，但轻视这些情报是美军的一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