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和联邦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司在2009年11月14日发表的《气候变化对澳大利亚沿海的风险》报告中指出，随着海平面上升，到2100年，澳大利亚“现有的高达630亿美元的居民建筑都面临着遭洪水侵袭的潜在危险”。
报告援引2009年3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1]上提出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到2100年海平面将在1990年的水平上升0.75米到1.9米。根据这份报告，海平面的上升幅度被认为最有可能是1.1米——这将导致157，000到247，600栋建筑以及悉尼和布里斯班的机场处于危险之中。
该报告还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即便有一项国际协定能戏剧性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100年海平面依然会上升半米。在这种海平面上升的“低”水平情况下，沿海洪水事件“现在每10年左右发生一次的在2100年将每10天发生一次，而当前百年一遇的将可能每年发生几次。”
该报告列举了一个“当前百年一遇的事件”――2007年6月8-10日的暴风雨酿成的洪水淹没了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和部分猎人谷，迫使数千人撤离家园，造成的损失超过13亿美元。2009年 11月17日，在该报告发出警告三天后，一组研究珊瑚礁与气候关系问题的科学家向澳大利亚参议员阐明，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20年不能削减25%，到2050年不能削减90%，那么届时大堡礁的存在将只有50%的可能性。
自联合国最高科学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07年的报告发表以来，目前采用的最新的关于全球气候数据的研究是来自8个国家的26位科学家2009年11月发布的标题为《哥本哈根诊断》的报告。
它指出，“本世纪的每一年都是自有仪器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十年。”作者警告说，现在的数据显示，“我们低估了气候危机”并预计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2100年地表温度就将平均上升7摄氏度。这种温度的上升将对地球大气层产生灾难性的和不可逆转的后果，使地球上许多地区无法居住，从而威胁人类文明的基础。
碳污染减排方案
置身于这些对全球变暖引致的确凿危险的警告中，总理陆克文和气候变化和水资源部长黄英贤在媒体面前摆出了“绿色斗士”的姿态，与全球变暖的“怀疑论者”――自由党和国家党作斗争，力图在议会通过碳污染减排方案(简称CPRS)。然而，现实中CPRS将对降低气候灾难的风险没有帮助。黄英贤和陆克文的真正动机，是为包括污染工业业主在内的澳大利亚资本家争取利润。
政府低得可怜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正试图冒充是阻止全球变暖的行为，但它仅仅是场闹剧的开始。与为挽救大堡礁所需的全球减排量相比，政府的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比2000年的水平降低5%，到2050年降低60%。
为挽救大堡礁，到2020年要实现全球减排25%的目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澳大利亚的人均排放量高于第三世界，又有相应的技术能力利用可再生能源，因此，它们的实际减排量应该远远超过这一数额。事实上，到2020年，第一世界应该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排40%，以确保低洼岛国免于洪水，防止喜马拉雅冰川、北极夏季海冰、格陵兰冰盖和亚马逊雨林的缩减。
碳污染减排方案的慷慨并未送给我们病态的地球环境，反而是浪费在那些导致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企业上。2009年8月13日被参议院否决的前一个版本的法案，原是打算将164亿美元的援助交给污染行业的，该援助主要以免费许可证的形式允许企业排放温室气体。由政府判定的“易受贸易影响”的高污染行业——指那些在在国际范围内竞争利润的行业——在该方案实施的头一年将得到最高可达94.5%的污染排放量免费许可，并且这项援助每年只递减1.3%。火电站本来也要获得免费排放许可的救济，以补偿那些从破坏环境中获利的资本家由碳污染减排方案所造成的任何资产价值的损失。
政府如果真想优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64亿美元可以资助大约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燃煤发电能力转换为太阳能热电站。仅如此就可使澳大利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10%，是政府虚弱的2020年目标的两倍。如果对化石燃料工业每年90亿美元补贴转用于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则10年左右就可以取缔澳大利亚的化石燃料发电，到2020年就能很轻松地减少40%以上的排放量，这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富裕国家达到的标准。
相反，为得到自由党领袖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的支持以使参议院通过碳污染减排方案的立法，作为与他交易的一部分，政府提出的修正案将在未来10年给污染企业提供额外70亿美元的直接补贴和继续排放的免费许可。
2009年11月25日的《悉尼先驱晨报》报道：“最大的赢家是火电公司。它们将得到额外的价值40亿美元的免费排放许可，在10年内能得到总额73亿美元的赔偿。反对党还要求在15年内为火电公司提供100亿美元。政府还将为火电公司——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澳大利亚的44%——建立一系列包括贷款担保在内的潜在保护措施。如果火电站能提高能源效率，这些公司还将能获得更多的免费排放许可。”
《悉尼先驱晨报》称，政府给予煤矿公司的拨款将翻倍——达到15亿美元，同时矿业公司和制造商两年内将获得11亿美元，这是最高级别的免费排放许可，以“补偿”它们因电力价格上涨增加的成本。“天然气工业也取得了胜利，获得了额外的6亿美元的免费排放许可——在野党的修正案里并没有要求这个。农业正如之前宣布的那样(由黄英贤和自由党谈判代表伊恩·麦克法兰宣布)，是无限期地排除在该方案外的。”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2007年澳大利亚16.3%的温室气体来源是农业。
排放权交易
但澳政府碳污染减排方案的最危险之处在于，它依靠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实现”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机制。比将此机制运用于澳大利亚更令人担心的是，澳政府与其他富裕国家如欧盟国家和美国的政府联盟，它们想要将碳排放权交易落实在国际层面上。事实上，根据2009年5月6日巩固澳大利亚2020年碳污染目标的文件，政府提议将2020年的减排目标提高到5%以上——可能达25%——是以“全功能的全球碳市场”为条件的。
但这种机制已经失败并在已被应用的地方产生了负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这一机制将是一场灾难。它将不顾及任何所谓的目标而允许污染事实上的增加，并阻止更直接和更有效的手段实施减排。马尔代夫总统穆罕默德·纳希德在谈到2009年12月7至18日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由第一世界国家推行的错误的解决全球变暖的办法时，警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他们正被迫签订一份“全球自杀性协定”。
在排放权交易计划(简称ETS计划)中，一项政府或国际协定规定了排放上限，然后将这一上限总额分为标准单位，如吨二氧化碳当量(CO2e)。排放每单位CO2e的许可证通过拍卖或免费发放分配给排放温室气体的公司，它们每年年底都必须交出全部的单位排放量许可证。排放量低于其所持许可证的公司可出售这些许可来获取额外利润，而那些排放量超出许可的公司则必须购买额外的许可证或接受处罚如罚款。
目前，排放权交易方案的最大实例是欧盟2005年1月开始运作的欧洲排放权交易计划(即ETS)。英国“地球之友”2009年11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危险的痴迷》是这样评论ETS的，“在2005-2007年期间(欧盟ETS执行的第一阶段)正当该计划的排放上限被认为已经使其覆盖的排放源整体减排之时，该计划所涵盖的行业的排放量却以每年约1%的速度增加。欧盟ETS执行下的2008年排放量下降了。但是……全球经济下滑导致的欧洲经济萎缩是……排放量减少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正如《危险的痴迷》所指出的，自2008年初以来，欧盟的减排量并不比美国的大。尽管欧盟有ETS而美国没有。事实上，自2008年初以来，ETS所覆盖公司在减排量中所占的比例加起来实际上比那些不受ETS覆盖的欧洲公司的还小!欧盟ETS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对许可证的过度分配。这已经导致了排放许可证价格的两次崩溃，一次是在2006年，另一次是在2008-09年。事实上，许可证的价格从来没有上升到迫使许多企业采取认真行动以降低排放量，更谈不上开发对矿物燃料有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
“碳补偿”
ETS许可证供过于求的状况因循所谓“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的 “碳补偿”方案而恶化了。这一机制允许第一世界的公司和政府通过资助第三世界国家的项目，作为其“减排”目标的一部分，这些第三世界国家被认在不实施这些项目情况下，其减排量将达不到它们应该减排的数量。CDM的碳补偿方案实际上并未导向净减排——它们通过仅仅降低排放的其他预期增长就能制造出排放指标。
正如记者丹·威尔奇在2007年5—6月号《良知消费者》杂志撰文所言：“碳补偿是一种虚构的商品，由从你预期要发生的事情中扣除掉你所期待的事情制造而成。”
正如《危险的痴迷》所释：“化石燃料密集型项目，如新燃煤电站，只要证明在排放方面比同类邻近项目略有改善，就有资格获得CDM提供的贷款”。举个例子，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坦加布尔天然气联合循环电站，声称能降低碳排放量18万吨，比该地区的现有电站更为清洁，因此取代电网中的不清洁的电力。
“尽管更为清洁，但按照西方的通常标准，它仍然只算是一座新的化石燃料电站。在这个案例中，在这个案例中，CDM正在帮助印度复制和锁定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西方发展路径，而非低碳的路径。CDM项目如果能证明没有法律要求采用有同样效果的新技术，可以声称是额外的，就可以得到贷款。这已经出现了负面影响，那些计划CDM项目的公司产生了巨大动机去游说抵制新法律的出台，政府则为落户这样的项目产生了不立新法的动机。”
碳补偿方案甚至有鼓励资本主义企业增加污染行径的负面效应。根据2007年7月24日英国议会委员会一份关于气候变化清单的报告，“CDM机制提供的经济诱因确实是鼓励了在发展中国家创建制冷剂厂，只是因为工厂生产HFC [2](氟化烃类物质)的副产品可被焚化(这样就产生了排放问题)，和经由销售排放量带来的利润丰厚的贷款。”这些制冷剂厂的副产品除了破坏力巨大的温室气体三氟甲烷[3](HFC-23)，还有工业废物。
印度SRF公司花费220万美元引进可焚毁三氟甲烷的设施后，就从销售污染许可证中谋利6亿美元，作家拉里·罗曼援引该案例，指出，“与此同时，SRF公司该设施附近的居民投诉化学品的泄漏污染了水源并影响了庄稼的生长。苏雷亚达夫，一名当地农庄主，说：‘我百分之五十的庄稼毁于化学品。化学品的刺激使我们不停流眼泪，无法呼吸;当化学气体来袭时，影响会持续好几天。’”。
欧盟计划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承诺通过补偿方案完成约一半的“减排”任务。英国非政府组织“沙袋”(sand bag)在2009年7月的一份报告《ETS S.O.S》(意为拯救欧洲排放交易体系)中指出，这将驱使欧盟公司庞大而过剩的许可证贮备到2012年达16亿吨CO2e。
这意味着ETS覆盖下的普通欧盟公司，要到2016年才不得不削减排放量。澳大利亚打算通过碳补偿方案实现差不多百分之五的“减排”目标。一份目前提交给美国参议院的提案将建立一个美版排放权交易体系，以在国际国内分别实现10亿吨碳补偿交易。美国进步智库“突破世代”(Breakthrough Generation)2009年5月21日的分析指出，提议中的美版ETS将事实上允许其覆盖面的排放在2005到2030年之间增加百分之九。
富裕国家的责任
为避免全球气温升幅超过2摄氏度的可能性成为现实，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15年前需达到峰值然后下降，而碳补偿使这一目标成为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要求在第一世界直接、有效、根本减排的同时结合第三世界排放的无增长。
第一世界的政府和公司还必须负起主要责任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技术、资金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因为过去第一世界的资本对过去是殖民地现在是新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严酷掠夺和剥削，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提供了相对垄断地位，如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技术。
这关乎社会正义。正如《危险的痴迷》所详述的，“发达国家，仅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却制造了几乎四分之三的历史排放量。美国的人均排放量几乎是中国的4倍[4]，是印度的20倍。”碳补偿堵塞了公平的解决途径，因为它允许“重复计算”。
转移至第三世界国家碳补偿项目的(不充裕的)资金和技术既被算作第一世界的气候援助也算作它们的减排量。这实际上加剧了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不等量排放。根据地球之友的《危险的痴迷》报告，“当前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至少是发展中国家的三倍。”目前，第一世界国家占全球现行欧盟ETS碳补偿交易量的百分之五十。“这将使不平等增加8倍”。
一些排放权交易的支持者对现行排放权交易方案的荒谬本质持批评态度，建议更严格的管理以使这个制度运行得更好——诸如，减少对碳补偿的依赖、控制许可证价格、禁止许可证投机交易、降低总体排放上限等。然而，这种观点基于一种天真的认识，即资本主义的政府支持排放权交易主要是出于关心环境，并且(或者)认为这些政府所是可以加以说服的阶级中立的机构。
事实上，这些政府代表着它们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优先权——这一阶级人数很少但却在经济上拥有绝对控制权，其首要关心的是维持一个他们可以从剥削劳动和掠夺自然中持续获利的体系的运转。
排放权交易是这种优先权的一种延伸：它的存在，不是为了拯救环境，而是在做出对全球变暖采取行动的样子的同时，预防对公司牟利产生严重影响。正如2009年7月亿万富翁投资者乔治·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研讨会上所说的，“该系统可以拿来赌博，这就是为什么像我这样的金融人士喜欢它的原因——因为这里头有金融机会。”
《危险的痴迷》称，“从2005年起，全球碳市场规模大体上每年翻一番。到2008年，该市场规模已达126亿美元……全球金融服务公司美林证券预测，全球碳市场会成为‘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其容量十年内将可媲美信用衍生品市场’。一些预测认为，到2020年全球碳市场市值将为每年3.1万亿美元。”
合宜地，排放权交易和碳补偿——好比信用衍生品市场——很难理解资本家基本上逃脱了他们的骗局。在澳大利亚，大多数人在支持采取行动阻止危险的全球变暖的同时，也支持碳污染减排方案(CPRS)——一项会妨碍实际行动的计划，尽管部分的环境运动落后于CPRS。这显示了环保活动者要认真思考那些他们要尽力动员的亲环保的多数人的需要的重要性。
简单地以空泛的口号如，“气候行动、就是现在”或以减排的数字目标或大气温室气体的浓度风险来动员大众，使得环境运动被资本家政客把持并用于招致反效果的政策。即使资本家能接受比现今计划的或已有的更严格的ETS方案(不太可能，想想对他们利润的影响)，这类方案也会将大部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这反过来可能从总体上削弱对防范全球变暖行动的支持。
这样，对具体措施的要求，例如终止动力煤工业、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的紧急计划、让富国(特别是富国中的少数富人)来支付成本——当然还要抛弃排放权交易的骗局——都是很重要的。
当然，实现这些要求将使那些从中遭受损失的人们说，这是不切实际、不可能的，而且还会破坏(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人类文明和自然环境对生存权的诉求比资本主义经济有更具说服力的主张。并且倘若赶走资本主义对世界工业和政府的势力，这些必要措施就将不是不切实际与不可能的了。
清洁能源的世界
斯坦福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教授马克·雅各布森(Mark Jacobson)和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交通研究所的马克·德卢基(Mark Delucchi)在2009年11月的《科学美国人》上发表的文章认为，全球目前可用的太阳能、风能和水能发电技术可生产超过620太瓦的电能。
全球目前用于发电、交通、取暖、做饭、工业生产和其他目的的电力，总计最多为12.5 太瓦。雅各布森和德卢基认为，到2030年的时候，全球以上所有的电力消耗由可再生能源提供是可行的。
他们估算必要的基础设施成本，包括380万个风力涡轮机、成千上万台潮汐能涡轮发电机、17亿个屋顶光电太阳能电池板和数以万计的太阳能电厂的总价约合100万亿美元。2008年世界各国政府在军费上的开支为1.47万亿美元，这意味着雅各布森和德卢基的估算相当于全球70年左右的军费开支。鉴于大多数军队是为了保卫彼此不同国家集团的资本家的财产而存在，消除资本主义则可以在本世纪内解放资源用于淘汰所有以任何理由使用的化石燃料。
终结资本主义推行的非理性消费模式将解放更多的能源，从而能更早地终止使用化石燃料。雅各布森和德卢基指出，到2030年如果还使用燃煤发电满足世界额外的能源需求，这将消耗10万亿美元的资源用于建设一万三千座燃煤电站——这还不包括急速扩张的供给这些电站的煤炭开采和运输的成本。
另一方面，终止由化石燃料燃烧带来的污染，也将节省数以万亿计的医疗保健费用、治理土地肥力和水路、空气质量下降的成本，而土地、水路和空气都是粮食生产所依赖的。
如果不再以私人开发商的暴利和由公司主宰的汽车文化来发展城市，而代之以让大多数人在工作、上学和娱乐地点就近居住，并享受合理规划的免费高效的公共交通服务，那么，现在每年用于制造七千三百万辆汽车和轻型卡车的大量材料即可转产用于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
[1]指2009年3月10日-12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以“气候变化：全球风险、挑战与决策”为主题的、有70多个国家的气候研究者参加的大会，大会介绍了全球有关气候变化科学的最新情况。
[2]不含氯原子的氢氟烃类物质，这类物质由于不含氯和溴，对臭氧不产生破坏作用，温室作用也较弱。这类物质虽然对环境的破坏较小，但因其不是自然界中存在的物质，如长期大量向大气中排放，也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3]三氟甲烷是一种制冷剂，这种惰性气体的温室效应相当于二氧化碳温室效应的11700倍。该气体是《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六类温室气体之一。
[4]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按人均计算，中国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据2009年12月10日《解放军报》。
本文来源于澳大利亚革命社会主义者党创办的《直接行动》(DirectAction. www.directaction.org.au)2009年12月第18号刊发的文章。它指出，发达国家推出的碳污染减排方案、排放权交易、碳补偿方案等等均以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为限，不可能立即、有效、长期地解决全球变暧问题，它们在哥本哈根推动的是无异于全球自杀的协定。作者还以详实的数据和实例向世人证明资本主义企业利用这些制度的缺陷谋取利益并不是耸人听闻。要阻止全球气温进一步上升，必须终结资本主义利润追求下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文章最后还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清洁能源世界的蓝图。
【关键词】碳污染减排方案、排放权交易、碳补偿方案、全球变暧
翻译：戈铭 王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