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分为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也称客观精神与主观精神。客观理性就是客观规律，主观理性就是指的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及其认识成果。客观理性又分为神的理性、人的理性和动物理性。动物理性就是动物求生本能，食肉动物的理性就是弱肉强食，草食动物的理性就是逃生或伪装生存，而鸟类则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自由性如麻雀。人的理性就是公平或者平等，神的理性就是博爱。“道法自然”就是模仿动植物的习性，譬如：龙蛇凤凰崇拜、十二生肖、五禽戏、吃动物粪治病……这是把人降低到了自然物的水平，是一种倒退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第一经典《易经》最核心思想有两点：一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是不信仰上帝，二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就是始终围绕着物质利益团团转。而西方文化是可以脱离物质功利、绝对信仰上帝的精神性文化。老子孔子都是无神论。中国最高的神“天”都要法“道”，而“道法自然”，这就否定了“神”的最高性和终极性。孔子“祭神如神在”，好似演戏而已。在老子、孔子影响下，中国人拜祖宗为神、拜皇帝为神。可见，中国文化是一种拜物教文化。这种倒退的拜物教文化导致了中国全面的落后。 一. 拜物教文化导致腐化堕落、制度崩溃 西方精神第一，精神支配物质，上帝控制人欲。中国文化对神没有兴趣，精神趋向物质化，最终沦为虚无主义。因为精神会随着物质的死亡而幻灭，从而使人陷入悲观消极和渺小。为了获得暂时的满足，人就很容易受物质的引诱而流连忘返，自我陶醉，自我糜烂，中国古代帝王在物质的糜烂中醉生梦死，酒池肉林，“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上行下效，中国百姓的价值观也是物质追求，玩物丧志，假大空盛行。这就是中国人不断地烟酒人生、腐化堕落的根源。 制度决定派认为：制度好，一切都好；制度不好，一切都不好。简言之，制度决定着人们的一切。制度派的错误，就是把人当成了机器人。机器人是由程序控制的，程序的水平决定着机器人的水平。但人的水平却是由人的知识与道德水准决定的，制度对知识与道德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所以制度决定论错。 其实，老子是中国最早反对制度决定论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的要旨就是要反礼制。中国最古之礼，是帝王选贤、礼贤、任贤之礼。老子却要求国王“不尚贤”，不选用优秀者，免得智者窃国。曹魏用智者司马氏而被推翻，司马氏不尚贤导致半个中国被灭杀，西晋被司马衷这个白痴皇帝断送了。祸害更大！《春秋•公羊传》说“立嫡以长不以贤”，这就是血缘宗法制。老子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原来，老子维护的是愚昧的宗法制精神“孝慈”，而反对任何提高民族智慧水准的先进制度。老子主张退回到原始社会。在他看来，人们为利益而纷争，是任何制度也解决不了的，唯一的办法是消灭物质利益，无可争，则民不争，无可盗，则民不盗，而且“老死不相往来”，天下就太平了。很显然，“老死不相往来”是做不到的，老子的不争、不盗的太平梦就是胡思乱想。 刘亚洲说：中国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西方人进教堂，把这黑暗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却把它包起来，养着它；搞父子相互隐瞒罪恶，家丑不可外扬。西方的教堂有忏悔室。进了教堂之后，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诉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不是吗？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神的位置，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中国人是不会把自己的爱心扩大到家族以外，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民族只能是“一盘散沙”！ 二. 拜物教文化导致愚昧倒退复古 人类高贵的文化，是信仰上帝的文化。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是天之骄子。因此人类具有独立于物质之上的绝对精神，即上帝理性。人在上帝理性的指引下，不断上进。 不信仰上帝，就失去了上进心。老子把宇宙大道抽象为“一”，这个“一”就是“无”，即清静无为。因为世事如浮云，追求上进有何意义？老子把人贬为“刍狗”，“刍狗”哪会有上进心？庄子主张“齐物”，人与万物等量齐观，贬低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的尊严何来，人权何以产生？庄子说“道”无处不在，存在于最最低下的小虫、小草、瓦当甚至粪便之中。他把永恒的“道”比作是大粪，意在否定道的崇高价值。他没有美与尊严的概念，也无美与尊严的追求，也沒有人的价值和尊严。沒有价值和尊严的人就是行尸走肉，行尸走肉绝怎会有上进心？庄子人生观就是中游人生观，他说，木因才被砍到，公鸡因不才被杀，所以，人应处在“才与不才”之间才能生存。这就是谚语：“不骑马，不骑牛，骑个毛驴在中游。”总之，是不求上进，所以，要求“不尚贤”。这种人生观，只能是亡国之术。唐朝、宋朝、明朝的皇帝迷信道家，都亡国的可悲。 “道法自然”就是天人合一，就是万物都是一回事；人类虽然有不同于物质的精神，但是人类的精神不独立，如同“刍狗”徒有其表，和普通物质没有区别。人类必须服从天“道”的安排，也就是“听天由命”。“听天由命”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了固步自封的愚昧主义。庄子不仅否定精神，更否定知识。他说，人类即使有认知能力，但这能力很有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对知识追求是徒劳无益的，是白费力气。中国文化因此堕入了反智（愚民好统治）、反科技（废除舟车）、反法治（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反社会（老死不相往来）、反文明（结绳而治）的深渊。 中国文化就是反智文化，是反人类理性的逆流。反智必然反科技，因为科技是智慧的一种。老子说道是“玄牝”，即女性的产门或阴道；庄子说道是大粪。也就是说，他把阴道混成了肛门。连基本的生理知识都没有，却成了中国圣人。说明中国文化太落后。正是这大粪即“道”的垃圾文化，导致了垃圾中医。中医以狗屎、猪屎、蚕屎、老鼠屎、蝙蝠屎、人屎等各种粪便做药物，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中医还提倡吃人肉治疗疾病。如今中国依然流行中医并反转基因。中医就是“道法自然”的拜物教文化。拜物教文化停滞于对物质的表面理解，在原始的巫术思维的指引下，依靠巫术迷信来对征服和驾驭各种物质，奢望“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等“人定胜天”的自然奇迹发生。 三. 拜物教文化导致了独裁专制 中国文化，物质第一。而追求物质利益的文化必然产生政治专制，就会压制摧残精神自由，就会追求“万物归一、天无二日”的大一统，导致中国人无穷无尽的弱肉强食、贪婪自大，所以整个中国史就是一部杀戮史。 道家把人视为物质，把人当“刍狗”，这是中国奴才文化的根源。中国的“刍狗”奴才和古代西方的奴隶是不同的。奴隶来源于战俘，是阶级身份制。中国的奴才不是阶级身份制，而是十足的精神奴隶，是心奴。中国的奴才文化使人不独立，随大流，无信仰，好死不如赖活。老子提倡是奴隶道德——“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不争，要忍让，要“大辩若讷”。楚王曾请庄子当宰相，庄子宁愿当一个在污泥中爬行的活乌龟，也不愿当一个被敬奉在神庙里的死乌龟。乌龟的逍遥游就是一个活托托的奴隶形象——古代阿Q！阿伦特说：“过于珍爱生命阻碍了自由”，是“奴性的准确标志”。魏晋玄学中，阮咸等人与猪共饮。汉族乃猪族。儿童看电视，印象最深是猪八戒。猪族追求吃饱就行了，其他一概不管。因为“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可见，“圣人之治”就是使人民都变成瞎子、呆子和傻子。 下面以逻辑来分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荒谬性。先从概念的外延分析入手：第一种划分，人划分为：知者，不知者。即：知者+不知者=人类。第二种划分，人划分为：言者，不言者。即：言者+不言者=人类。 老子认为：知者是不言者；言者是不知者。即，知者集合小于或等于不言者集合。若知者小于不言者，则，不言者集合=知者集合+部分不知者，也就是说，有部分不知者是不言者。老子的错误是：在不言者集合中，知者和不知者无法区分。若“知者不言”，世人凭什么判定他是知者？若不知者也无言，世人会由“无言”反推他是“知者”，岂不荒唐？若沉默就是知者，那么牛羊鱼狗就是天然的哲学家了，难怪庄子要人们像乌龟像野鹿一般地求生，原来是做沉默的“哲学家”！若“言者不知”，说话者就是不知者，就是骗子，这合乎老子的“智慧出，有大伪”的观点。这样一来，老子的父母对他说话，其父母就成了骗子。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他要求人们不说话，复归于婴儿，做沉默的“刍狗”。由此，一切矛盾都逃避了。原来，做婴儿、做乌龟是为了逃避矛盾、避免尴尬。其根源就是思想懒惰，不想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 郭店《老子》云：“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诈，民复季（稚）子。”这是老子反对智慧、反对辩论，反对言论自由，反对公共舆论的的证据。张雪忠说：习喊“空谈误国”，表现出对公共舆论的敌视。实际上，“空谈误国”就是老子用来剔除言论自由的借口，即“以智治国，国之贼”。在公共生活中，一项政策是否正当与合理，本来就必须通过自由和充分的公共讨论才能明确。所谓“空谈误国”的说法，在排斥公共讨论的同时，也等于是把中国人贬为缺乏理性的“刍狗”似的废物。 “不贵难得之货”，空想！市场铁律，物少价高。难得之货，必然价贵。老子不许“难得之货”价贵，显然是反市场经济。“不见可欲”，即想要的商品也不许人们见到，显然老子要取消商品。因为市场上商品就是老子所反对的“五音”“五色”“五味”。老子连“五色”“五音”都反对，怎么会提倡言论自由？老子要废除文字，要“老死不相往来”，就是禁止言论自由。“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空想！没有生产技巧的懒人，照样会偷，他们不偷就难以生存。老子为了“不偷”的目的，扼杀科技取缔商业，亏他想得出。这是中国几千年重农抑商的理论根据。道粉说老子是亚当斯密似自由主义者，荒谬！ 民主是复杂的高级生活方式，不是“大道至简”的原始生活。没有文字、没有语言的“野鹿”生活岂能产生民主？如果越简单越好，那么圣人独裁制度最好，用不着“三权分立”， 用不着“司法独立”，用不着公民大会来决定国家大事。多么简单啊，大家都信圣人（即姓党），都坚持让圣人来领导，用不着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所以，老子的理想人是无知无欲（语）的婴儿，这是专制的基石啊。老子的道就是“无”，也就是无需讲理呀！婴儿连话不会说，还讲理？只需“圣人不仁”的暴力即可。民主，要开议会、搞陪审团，还得竞选，等等，都需讲理。同时还需正义的国家暴力打击犯罪等活动。可见，民主比专制要复杂，多了一个讲理的社会过程。不合道家的最简要求。所以道家只会选圣人独裁。可见，民主与道粉的“最简”追求是冲突的。 四.民主不是物质性的产物，而是精神性的产物！ 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基督教思想家马克斯·舍勒（1874-1928）都认为，人既非单纯的神亦非单纯的物，人在神与物之间，同时具有神性与动物性。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数十万年的丛林生活频繁地出现一个部族征伐另一个部族的“战争”，当一个部族获胜，那么失败部族的物质以及女人都成了胜者的“战利品”。被俘的女人：要么顺从侵略者，要么宁死不从。显然。顺从的女人生存下来并且将自己的基因传承下去；而宁死不从的女人将失去传承基因的机会。在数以十万年的历史尺度内，顺从者的基因就被广泛地传承下来。可见，奴性是人性一部分，主要是通过女性来遗传的。我们知道：一头雄狮侵入一个狮子窝，杀死公狮和小狮，霸占母狮，重新养育下一代。这母狮又做了杀害她亲人的新雄狮的老婆，奴性够深的了。西晋末年，西晋的皇族几乎都被。了，后宫的女人被匈奴人霸占了，完全类似狮子间的屠杀，而且还人吃人，比狮子残暴多了。西晋的皇后又做了匈奴汉国的皇后，其儿子还成了北朝的国王。这些被暴力集团霸占的女性把自己的奴性遗传给了后代。 在原始社会，“大道至简”，不需要民主。大家的思维很简单，生产生活极其简单，吃睡而已，没有过多的利益再分配问题，族长专制就能满足需要。在战争频仍、奴性深重的中国，是不能自发地生出民主的，最多是贵族禅让制，与古希腊公民民主有天壤之别。中国的历史书讲：“蒙古人库里台大会，会议的成员都是贵族或有较高职位的大将。大汗的产生也是通过库里台大会推举产生，属于比较原始的民主选举制。”显然是少数酋长、王公贵族、军事贵族参与的寡头会议，这样的会议不具有民主性，和上古黄帝到尧舜禹的禅让性质相当。古时的禅让会议是寡头会议，相当于现代中国的政治局常委会，都是寡头会议，与民主无关。寡头禅让制是内亚草原的传统，黄帝族就源于蒙古草原。所以，中国历史充满了屠杀、吃人、皇帝霸占秀女，没有文明和民主。由此可以断定，人性不能自然产生民主！那种原始人类就有民主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民主不是建立在人性的物质层面，而是建立在人性的神性层面上的。必须有思想深度和信仰高度，否则就不是文明人的民主，而是未开化的野蛮人的混战。 人类文明的根基是信仰，信仰也是一个人内心的方向，有了信仰就有了内心恒定的方向，政治意念和文化习俗则是信仰的外在表现。其次，信仰也决定了认识论和世界观，对上帝的信靠产生了终极意义的有神论的认识论和完备的世界观，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科学技术仅仅是智慧的结晶。 欧美社会文明科技领先，这与他们的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人崇拜上帝，追求精神自由，产生了说理文化，会讲道理。苏格拉底的开放的对话体系，形成了西方谈判、说理、辩论与论证的言说方式与交往方式。这为西方的法庭辩论与民主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柏拉图指出：政治家的首要素质就是要懂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最基本的统治技术。人的灵魂如果撇开一切物质的东西，就是跟神（的法律）打交道。“理性的推理才是人的灵魂通往神的一条道路”，这不是一劳永逸似的“大道至简”，而是一个不断接近神的过程。西方的神学院以及最早的大学，教授的是逻辑、修辞和辩证法。他们用一种共同的理性来解释上帝，不是完全随意的，他们认为上帝所说出来的话有普遍性。如果上帝的话语，或者上帝没说话，上帝的意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就糟了，各有各的解释了，怎么解释都有理，那就是“东方智慧”了。上帝的道，已经记录在《圣经》中，上帝就是道，就是言，就是逻各斯。西方人重视语言逻辑，他们的批判有据可循。中国人的批判比较情绪化，甚至人身攻击，不讲逻辑，不讲道理。中国的司法主要靠儒家圣人的格言警句，断案的方式主要是靠行政官僚的“惊堂木”。动辄在堂上打板子，暴力先于道理。赵匡胤想知道“天下何物为大”，请教老臣赵普。赵普告诉他：“道理最大。”一千多年厚，茅于轼说，讲道理是最重要的；而今天绝大多数问题的根源，是因为中国人不讲道理，只会习惯于人身攻击。这都是儒家独断话语传统所带来的文化基因造成的。 信仰与民主是相辅相成的。民主制度作为外在的硬件可以约束权力之恶，而信仰则作为内在的软件约束了人性之恶。没有信仰只有制度，民主必将是一个易耗品，过不了多久就会解体，只有信仰才能抵制形形色色的病毒的侵害。因为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更能坚守道德底线。韩国85%人信仰基督，总统在人民监督下不得不下台。朝鲜信仰无神论，残暴饥荒人吃人。为什么需要宗教？因为精神贵族拥有理性精神，而精神贫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理解哲学和理性，所以他们需要别人的经验和教育。而宗教刚好填补了精神贫民的精神空缺和需要。宗教就像一种被精心调制的精神快餐，精神贫民从中获得精神寄托。中国人长期受无神论的毒害，自杀率最高，作恶没有道德底线，今日价值观混乱，全民拜金，相互毒害，在精神上如同行尸走肉，无一不是信仰缺失造成的。 对于无神论者而言，由于没有神，其理性就达不到神性的高度从而对人性平等一无所知，也就没有人性的平等可言，连“人人平等”都认识不了，也就永远摆脱不了被专制奴役的命运。“人人生而平等”，很多人以为是人和人之间的物质性平等；其实是指人在理性面前的人人平等。这是因为： 1.人与动物本质区别是：人有主观理性，动物无。人性是人区别于其他万物的独有特性，就是理性。理性就是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中国人没有信仰。克尔凯郭尔认为，“不通过理性的话，是不会有信仰的。”理性与信仰都是超越了物质利益的思维。由于没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只有“实用理性”（“理性”如果戴上“实用”的枷锁就不再是真正的理性了，故李泽厚所说的所谓“实用理性”其实是人的一种动物性），所以，中国人在精神上几千年至今仍未出世。说中国人弱智，一点也不假。 2.理性思维最大功能是——抽象思维，忽略事物细微差别。譬如：一个家庭只有一夫一妻两口子，统计人口时候填写2人。很显然，抽象思维已忽略其性别差异，这样，1男、1女都是1个抽象的人，才能相加等于2，才能做人口统计。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每个人都当成“抽象的人”时，人与人是相等的，即人人平等，这样的话，人口才能相加。可见，人人平等是理性思维的结果。 3.人与人之间的理性能力并无重大差别。虽然有愚蠢、聪明之别，但笨鸟先飞，都可以赶上来齐头并进。正是人类理性的平等成为自由平等的先导，成为颠覆专制制度的先导。 4.所以，为了维持专制制度，一定要否认人的理性。老子庄子就否认人的理性。老子说人是“刍狗”，“刍狗”不可能有理性。既然人无理性，当然只能实行愚民政策。孔子鼓吹理性不平等：“上智下愚不移”，从而为他的等级森严的“礼”制服务。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落后归根结底是理性文化的落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