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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动，主流的说法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加上世界大战形成的凡尔赛和雅尔塔两大体系。然而如果要是我们仔细的研读一下这一段历史，就会发现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无论是凡尔赛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都不足以囊括其所处于的那个时代的国际格局。

首先说一下凡尔赛体系，所谓凡尔赛体系是一战以后建立在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宰割基础之上的。其最主要的两个部分就是在欧洲对于德国的压制和在亚洲对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瓜分。然而实际上，这两个部分都并没有真正意义落实。在欧洲，德国很快在鲁尔危机中通过消极抵制等手段排斥的希望压垮德国的法国，随后实力迅速恢复起来。在亚洲，凡尔赛体系的表现更为明显，《色佛尔合约》的签订直接引发了凯末尔革命，推翻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使得这一条约变成一纸空文。后来签订的《洛桑条约》很难称得上是凡尔赛体系的一部分，相反其恰恰是建立在对凡尔赛体系破坏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凡尔赛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徒有虚名的。

其次，无论是凡尔赛体系本身还是加上作为其补充的华盛顿体系，都不足以涵盖一战以后整个世界的格局。一方面，这两个体系中均没有涉及到美洲，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洲的控制者同样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动。在一战以前，英国对于美洲的影响力是最大的，美国仅仅是在拉丁美洲北端的墨西哥和古巴等国家和地区具有主导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的国力有了很大的削弱，英属殖民地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也让英国焦头烂额，使其无暇顾及美洲的势力范围，美国的势力借机膨胀起来。在一战以后，美国取得了在美洲地区和英国分庭抗礼的地位，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三十年代的美元区中，不仅包括很多拉美国家，还包括英国名义上的殖民地加拿大。这种静悄悄的变动并没有在华盛顿体系中反应出来。更重要的是，凡尔赛体系把苏维埃俄国排斥于体系之外，而苏联俄国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可忽视的世界级强国。其强大不仅反映在国力上，更是因为他提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一套新标准。

苏维埃俄国拓展自己影响力的手段主要有两个，在欧洲和美国积极支持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从德国十一月革命到三十年代的西班牙人民阵线，苏维埃俄国显示了巨大的感召力。虽然说英国和美国分别是凡尔赛体系和华盛顿体系的第一小提琴手，但是其内部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却远远比不上新兴的苏维埃俄国，不管是萧伯纳还是德莱塞，均对斯大林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亚非拉美地区，苏维埃俄国提升影响力的主要手段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这较之对于欧美工人运动象征性的支持实质影响更大些，成为了凡尔赛体系之外不可忽视的一支巨大力量。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当时苏联对世界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无论是较之英国还是美国都要逊色一筹。仅就苏联俄国支持的影响较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来说，大体可以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沙特阿拉伯模式，即苏联因为鞭长莫及，主要是提供象征性的支持，如在沙特阿拉伯统一后第一个宣布承认。但是对于沙特阿拉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沙特阿拉伯很快便转向了反苏反共的道路。第二种情况是阿富汗模式，苏联对于阿富汗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是后来对苏联友好的阿马努拉政府被西方支持的政变所推翻，建立起了反苏反共的新政府。第三种模式是中国模式，苏联同样提供了大量实质性的支持，但是英美支持的民族解放运动内部的反动势力发动政变，疯狂镇压对苏联友好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建立起了新的反苏反共政府。第四种是土耳其模式，苏联对于凯末尔政府提供了大规模的实质性支持，凯末尔政府也比较稳固，在较长的时间里采取了和苏联结盟的政策，但是最终由于恐惧国内的工人运动走上反苏反共道路。结合这种四种情况来看，一战以后的苏联主要扮演的是一个对于旧国际体系的破坏者的角色。但是不管怎么说，考虑一战以后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时，忽视苏联的因素是不妥当的。

雅尔塔体系的权威性较之凡尔赛体系似乎更胜一筹，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史专家都众口一词地认定，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美苏两分天下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地考察一下雅尔塔体系的内容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站不住脚的。雅尔塔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欧洲的划分，也就是东欧主要从属于苏联，西欧很大程度上从属于美国，这一部分的内容可以说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但是要他体系同时还有另一方面内容，就是对亚洲势力范围主要是对中国的划分，即苏联取得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部分特权，而整个中国是美国的附庸。《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体现了东方雅尔塔体系的主要内容。但是，随着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东方雅尔塔体系就被埋葬了。严格意义上的雅尔塔体系仅仅存在于1945-1949年的战后初期。

应该说，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远远高于二战和雅尔塔体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因为苏联能够和美国分庭抗礼的世界级大国地位并不是靠东欧的几个小兄弟撑起来的，而是靠东方这个占世界1/4人口的巨人——中国的支持。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非常落后，工业实力恐怕较之捷克与东德尚且不如，但是，中国的领土和人口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潜力远远高于东欧任何一个国家，甚至远远高于东欧各国之和。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生政权已经展现出了勃勃生机，特别是在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让全世界刮目相看，足以承担帮助苏联撑起世界级大国地位的职责。斯大林在其一生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充分肯定了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力:

【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却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

应该指出;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它们对于苏联、中国和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体系的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事实上并没有窒杀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

当然，在这方面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封锁，而是在于战后时期中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设了经济上的合作和互助。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象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和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结果，在这些图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已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但是，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这里。这是资本家自己也感觉到的，因为失去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市场是很难不感觉到的。他们竭力想用"马歇尔计划"、侵朝战争、军备竞赛、工业军事化来解脱这些困难情况。但是这很象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样。】

从上面这一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是满怀信心的，而这种信心主要是建立在中苏合作基础之上的。当然斯大林也并不是没有忧虑，在斯大林去世之前曾经说：“我死以后人们会把很多垃圾扔到我的身上，但历史的风会把这些垃圾都吹走”。事实的发展一部分在斯大林的意料之中，即在他去世以后赫鲁晓夫等人往他身上扔垃圾，另一部分则超出了斯大林的意料之外，也就是中苏两国因为这个原因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走向破裂，社会主义阵营也随之瓦解。今天的大多数学者非常喜欢攻击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但是他们忽视了重要的一点，斯大林视野里的两个平行市场是建立在中苏两国合作基础上。依照斯大林的标准，1956年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两个平行市场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在1949-1956年，这社会主义国际市场存在的七年之中，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速度是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

与中国革命相类似，十月革命某种意义上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要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凡尔赛体系和华盛顿体系较之一战之前的国际关系并没有大的变化，仅仅是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一点利益再分配而已。而十月革命建立起的苏联则是与传统国际关系根本对立的，其所支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使得一战以后的国际关系和战前的国际关系有了一些本质的不同。之所以西方的国际关系专家突出两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与雅尔塔两个体系的作用，其实是为了贬低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对于国际关系的巨大冲击。可以说是用意识形态的偏见改写历史的一个典型例子。

总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关系里，起主导地位的不是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建立的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而是十月革命建立起的苏联同西方世界的对峙，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这种格局。两次革命和两种制度要比两次大战和两大体系更能准确地涵盖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