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规则是用来限制人类无底线欲望的，但在中国，规则似乎常常被挤兑得形容惨淡，更有一句著名的老话为佐证，“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安利退货门事件

20世纪90年代后期，跨国企业大批迁往中国，一家名叫“安利”的美国保健品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土地上大展宏图。作为世界排名前30名的知名企业，安利直销制度体系非常独特，被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期待。

然而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他们领略到了中国人的不可思议。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都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使用后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退得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

然而在上海，精明的国人很快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每天清早的退款队伍络绎不绝，令安利公司惊骇莫名。
   
                                         
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额亏损，忠实履行退货承诺。然而更加令人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边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另一边是拿着空瓶子来退货的顾客越来越多，最后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倒贴30万元——安利终于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中国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哄抢的故事

几位同学在县、镇一级政府部门做公务员，有一位说了这样一个事：一辆外地货车运某种食用油，行至到崎岖道路时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团团转，这时，该地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来帮忙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拎回家去！司机拦不住，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没过多久，一整车的货就分到村民手中。司机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不答应，死活不还。双方发生冲突，造成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罢休，大骂政府吃里扒外，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赔偿损失。最终只得由政府出面协调，双方互掏腰包补偿，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大学时他也是个愤世嫉俗的青年。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任它风雨欲来，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也可能作恶。这些人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损人利己，为争灌水溉田相互拆台，为争山林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偷盗电线放火烧山……

中国地域差距虽大，但上海市民疯狂退货与山村老农哄抢货车，并无本质区别，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
冒领退休金
中国的退休老人可以领退休金，有时由于行动不便就由子女代领。而有新闻报道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以老人名义去领养老金。其实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成百上千的城市，不知有多少子女在钻这漏洞。某市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竟然引起群体抗议。这些人心里或许在想：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我为什么不领？



现实社会中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人”。鲁迅把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而在我看来，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
中国人的群氓心态
在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是盲目从众，最终的结果却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信用、道德、物质损害，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称之为“平庸的恶”。


事实上，平庸的恶在中国民众身上一直层出不穷，随处可见，几乎是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到了中国必定水土不服，甚至被国人给“特色化”。

有人说：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最精于钻空子，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防不胜防。或许很多人不服气，但事实往往正是这样：我们仍然是群氓。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更顺捷的渠道获取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丑恶卑劣的，而民都是无辜善良的——这多半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一旦获得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他们的群体犯罪、集体窃取，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

中国式的“群氓”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们几乎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罪责推到某个人身上，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他们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句话是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文过饰非——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改革开放30年，但那些上海市民、田间农夫，心态与30年前的红卫兵有何本质区别？倘若将目光再回望历史长河，类似的群氓何其多也：把袁崇焕分尸吃肉的京城百姓、刚占领北京城就烧杀抢掠的李自成军队、野蛮残暴的太平天国、仇视一切外来事物的义和团……

需要真正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伟大领袖三言两语，就能轻易调动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于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伟大领袖无疑是洞悉了某些丑恶的民族心理，于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里面所有卑劣的人格就此喷涌而出，以至遗祸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