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和英国的渊源
李光耀家族长期受到英国殖民的影响，殖民文化与土生华人文化碰撞、交融，造就了复杂的李光耀。李光耀的反共反华亲美是其来有自，立场本来反动，是民族的异类，主要是土生华人背景的家庭环境，从小接受殖民主义奴化教育，导致没有民族观念、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和民族自尊。
因为完全丧失了中华文化基因，不知道孔孟老庄刘关张，屈子岳飞文天祥，遑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
李光耀说他和“韩国的知识分子跟台湾知识界一样，深受日本人的影响，程度同我受英国人的影响不相上下。”
黑格尔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界也是如此，人的审美取向多半来自大自然的精密安排。”由于李光耀的文化原因、历史原因、现实原因，李光耀对共产党以及被他划等号的左翼力量，有着很深的偏见和厌恶，以及后来的刻骨仇恨也就理所当然了。
李光耀完全知道，“由于日本军队从1937年起在中国干下的种种暴行令人发指，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在这里重演奸淫掳掠的暴行。”(《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也亲眼看到“为了达到阻吓的目的，他们胡乱射杀几个抢劫者，把这些人的头砍下来，放在几座主要桥梁的桥头和几条大街的交叉路口示众。……其实日本人自己也四处抢劫。最初几天，无论谁在街上行走，身上的钢笔和手表都会被日本兵夺走。日本兵也以搜查为名，进入屋内，趁机拿走那些可以藏在身上的小物件。起初，他们也把最好的脚踏车推走，不过，几个星期后就不要了。”(《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李光耀自己也曾受日寇之辱。“接着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并推我跪下，用穿着靴子的右脚猛踢我的胸部，把我踢倒。我爬起来时，他做着手势要我沿来时的路回去。”“惨无人道是日本军事制度的一部分。”“我相信日军残酷成性。”(《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李光耀深知日寇之残暴，“日本占领时期的痛苦使人产生恐惧和仇恨”，但却主动为日本法西斯工作。“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我从1943年末开始工作，到1944年底为止，前后工作了大约15个月。”(《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李光耀既深知日寇之残暴，也受过日寇之辱，为何却主动为日寇服务?这不合逻辑。只能这样推理：当时李光耀并不认为日本人残暴，是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为了表明自己也和广大民众一样有民族情感，对日寇仇恨，无非是想拉近与民众的情感距离。
海外华侨华人可和李光耀不一样，日寇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华侨华人的爱国热情，纷纷加入援华抗日的工作。新加坡在侨领陈嘉庚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筹款运动，发动援华机工赴华参加抗战工作。后来在马共的领导组织下，组织义勇军武装抵抗日寇的侵略。在这样的社会大氛围下，李光耀完全没有受到感召。就李光耀这德性，再大的招魂幡也招不回他的民族精神。憎恨强权，同情弱者，就如孟子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日寇的烧杀抢掠暴行，竟然激发不起李光耀的正义感。李光耀是排除在“人皆有之”中的“人”之外了吧。
李光耀的反共，可以从他把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说成比日本鬼子还坏，比德国法西斯还凶狠的丑恶描述表现出来:
“他们用私刑对付日军的内线、爪牙以及那些曾经残酷迫害他人的人和嫌疑分子，殴打他们，虐待他们，甚至杀害他们。我还记得当时在维多利亚街和华厦两处家里，曾听到有人光天化日下在小巷子里被人追逐逃命发出的脚步声，听到拳打脚踢声，听到中刀丧命的凄厉喊叫声。”“在胜利的时刻显得飞扬跋扈，强行征用房地产。”“在市区公开敲诈勒索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日本投降后，我见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新加坡如何残酷无情，他们立即向被怀疑当过奸细或出卖过他们的事业的人报复，根本不设法证明对方有罪。甚至他们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软布帽，他们的言谈举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都使人反感。”(《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在李光耀的笔下，抗日军和日寇的残暴没有什么区别。
在英国留学期间，“我也在英国报纸上读到，苏联人曾经利用占领军，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建立共产党政权。两件事使我感到反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长马萨里克被杀害，从窗口堕地‘跌’死，共产党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森蒂挺身为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辩护，受到了骚扰，不得不躲进布达佩斯美国大使馆避难。”(李光耀可还记得，1987年的“光谱行动”如何对待教会工作者?)
“剑桥法律学院讲师杰克·哈姆森是个天主教徒，他对这些事情气愤得不得了。消息传来的当天早上，上课时他花了一小时不讲契约法，却大谈苏联共产主义的邪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对共产主义更加反感。”“一篇有关共产党人如何摧毁敌人的文章，使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感到不安。”(《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我同里根总统在午餐前又举行了一次单独会谈，没有人在场做记录。他知道我见过台湾海峡两边的最高领导人，他也知道我反共，却又是个务实主义者，所以想试探我对他的观点会有什么反应。”
“在台北举行的晚宴上，我会见了蒋经国身边的高层亲信。同他的密切交往，除了因为彼此谈得来，还在于双方的反共立场一致。”
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说：“李光耀也从自己的管道知悉蒋经国去世的事。当蒋经国的子嗣在李光耀的面前出现，李光耀有所感触，潸然泪下，哽咽无语。据熟悉的老一辈人说，李光耀这样的伤痛，除失去家中至亲的人，对人还是首次”，可见李光耀与蒋经国的情感何等深厚。
“反共”成了李光耀的政治符号，李光耀也以此为荣。“反共”思想在李光耀头脑里一直都很活跃。即使新加坡的左翼力量和马共势力被击毁殆尽，也要杜撰一个“马克思主义阴谋”来吓唬新加坡人。虽然“马克思主义阴谋”是一场闹剧，或者说是“笑剧”，李光耀也把玩得不亦乐乎。任何政治都要建立在基本合理的道德伦理基础上，而李光耀所玩的“政治”，恰恰严重缺乏这一品质。把左翼当成共产党，是李光耀仇视、憎恨以及迫害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的具体体现，从他念念有词地咒骂谢太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尽管共产主义，在全球各地已经崩溃，却有一个人在被拘留了20多年后仍然拒绝放弃它。这个人就是谢太宝。他生性固执，对被误导的信念仍坚定不移。他虽然是马共分子，却极力否认同情或同共产主义有关系。……1998年当局终于解除对他的所有限制。然而他还是不能接受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已经破灭的事实，继续否认他与共产党有联系，充分利用西方媒体对人权课题的热中来引起注意。”(张泰永编著《〈华惹〉风云与后李光耀时代·谢太宝生平》，第97页，21世纪出版社出版)
李光耀以所谓“内部治安法令”长期关押左翼领袖和干部，何曾“设法证明对方有罪”?把谢太宝关押了32年，却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谢太宝是共产党，这是何等地荒唐!
李光耀善于把自己描述成是一个国内外的反共产主义英雄。他表面诉说的冠冕堂皇，其实掩盖不了政客的阴暗面，他的所作所为绝不是为了人民，强行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就是显著的例子。他的很多作为不但自私，甚至是丑陋的。
李光耀从小就认为白人至高无上，中国人丑陋，对中国从骨子里是反感的。1969年，新加坡法院“起诉”中国银行，停止中行在票据交换所正常的交易权力，企图吊销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营业执照，妄图制造挤提迫使中国银行倒闭。最终在新加坡华族社群和马来半岛支持者的大力支持下，李光耀被迫收回吊销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命令。
李光耀的反华，以避免其他国家的疑虑为由，在东盟中最晚与中国建交，(1969年和以色列建立邦交，1965年邀请以色列协助建立军队，倒可以不必顾虑穆斯林的疑虑反感。)以及阻延中国在巴基斯坦建港，让美国战机军舰进驻军事基地，依附美国遏制围堵中国的发展，都在说明李光耀对中国的态度。
在国际交往中，李光耀也从不掩饰排斥中国的立场。在与印度首脑会谈时，李光耀说：“我同其他50年代的年轻民主社会主义分子一样，总猜想到底会是中国还是印度成为发展的模范国。我希望民主的印度，而非共产的中国获胜。”
李光耀说的很清楚“美国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我们也是”：“新加坡和美国的关系可以明确分为两个阶段：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以后。苏联对美国和世界还是个威胁的时候，我们同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政府，都维持良好的关系。从60年代约翰逊总统在任到90年代布什总统掌权都如此。新美彼此的战略利益完全一致。美国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我们也是。对美军继续留驻东亚，我们也给予大力的支持。”“我们两国的战略利益关系比什么都重要。”
李光耀希望美国“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在军事上完全抛弃台湾，争取中国，确保美国无须推卸它对一个旧盟友所承担的义务。”
“他(里根)接着问我蒋经国是否真的需要新一代战机。……我坦诚说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台湾并未立刻面对大陆的威胁，台湾现有的 FS 型战机并不缺乏，更何况中国并未增加军备。……台湾的战机日后也许需要提升，眼下却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主要谈到中国以及中国同苏联的关系。”
李光耀说“苏哈托希望有个强大的越南，足以抵御中国向南扩张势力。”“他们(日本领袖)不怀疑身为华人的我关心东南亚的利益，并且纯粹从一个新加坡人的角度看中国，相信冲突发生时我未必支持中国。”
李光耀的反华，也可以在柬埔寨三方结成统一战线反抗越南的侵略中看出来，“我吁请三方在吉隆坡而非北京签署协议，避免造成民柬联合政府有中国在背后撑腰的印象，影响了联合国的支持。……我成功说服马哈迪首相支持这个计划。”“1984年7月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新加坡会面时，我吁请美国重新检讨只提供限量援助的政策，因为美国现行的政策只会让中国渔翁得利，从中捞取最大的好处。”
傅树介医生从英国解密的档案中发现：“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基地对英国远东战略目标的贡献之一是在核制止力量对付中国方面，保持独立的贡献。”(DO:169/221第50页)(傅树介《冷藏行动中被扣留》)
傅树介《生活在欺瞒的年代》中引用琼斯著《掩人耳目?英国在远东核武器历史，1954-1962》，(见《国际历史评论》第XXV.2期(2003年6月)，第327-333页)有惊人的揭露：
“新加坡成为核武器部署的基地。基于英国跟美国的‘特殊关系’，它必须对中国的核威慑方面，有所作为。到了1960年，英国在本地区已具备部署核武器的能力。出现紧急情况时，英国皇家空军能够派遣3个中队携带核武器的 V 式轰炸机到新加坡;在1962年8月，驻登加空军基地的英国皇家空军开始装备第一批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坎贝拉式战机。”
李光耀对中国人何其残暴，在中国故乡有众多亲属的新加坡人却完全被蒙在鼓里。
李光耀这一生最担心的就是中国的崛起。李光耀说：“新加坡要做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因为新加坡不能让别国想成是中国势力在东南亚扩张的桥头堡。”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发展，美国提出了气势汹汹的“重返亚洲”和“亚太战略在平衡”计划，要利用周边一切地缘热点把中国拖入战争的泥潭。李光耀敏锐地感受到美国的意图，受惯性思维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李光耀是东南亚各国首脑最早公开要求美国军事留驻亚太，表态欢迎美国所谓“亚太再平衡”的亚洲国家首脑。
李光耀长期奉行投机主义的策略，配合美国在亚洲地区遏制中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不断向美国看齐。不仅如此，李光耀还为美国的反华战略出谋献策，这是李光耀最为可恶之处。
“新美彼此的战略利益完全一致。美国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我们也是。对美军继续留驻东亚，我们也给予大力的支持。”
“美国留在亚洲，仍对保障本区域的安全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李光耀认为“单靠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英国人，是不可能挡住共产党向东南亚挺进的攻势的。是美国人制止了中国和越南共产党的游击行动继续蔓延到柬埔寨和泰国。要制止共产主义继续扩张，美国是无可替代的后盾。美国准备在任何受到威胁的地方，不惜任何代价，同共产党人对抗到底，这一点倒让我松了一口气。”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眼瞅着中国正一步一步崛起，李光耀真正恐惧的是中国，自然精神上就依附于美国跟美国人拴在一起，于是一再呼吁美国留在太平洋，并以古代中国的“朝贡”来吓唬东南亚国家。
“《澳大利亚人报》2月19日文章，原题：警惕崛起中的中国 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在一本新作中表达了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在格拉汉姆阿莉森等人所著新书《李光耀：大师论中美和世界》中，李说中国是‘中央王国’的意思，让人回想起其主导东亚的年代，‘对东南亚，工业化的强大的中国会不会像美国自1945年以来那样善意呢?新加坡对这个问题不确定。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或越南都不确定。亚洲很多中小国家很担忧中国可能想恢复昔日的帝国地位，他们担心可能再次沦为不得不向中国进贡的附庸国。’李光耀说：‘中国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但当我们做的事惹其不高兴时，他们就会说你让13亿人民不高兴了，请搞清自己的位置。’他认为，中国须避免犯下德日曾经的错误，‘我相信中国领导人明白，若与美国展开军备竞争就会失败。’”(2013年3月13日《新加坡文献馆》张志坤《李光耀为什么警惕中国?》)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明确地说“新加坡不只远非中国的支持者，实际上还坚持维护东南亚大家庭的利益。”1990年，新加坡海军开始寻找合适的地方建造新的基地，2001年前开始建设樟宜海军基地，为美国军舰进驻做好准备。
李光耀的反共反华内在驱动是在他当初的亲英，眼看英国国立日薄西山，美国“肌肉发达”，亲美就自然而然了。
“越战惨败后，卡特一时冲动，准备大幅度削减美国的亚洲驻军，尤其是一下子将四万大军全由韩国撤出，所幸让霍尔布鲁克及时制止。就像我在1980年12月霍尔布鲁克卸任前写给他的信上说的：‘在美国政府、国会、媒体全要把东南亚遗忘了的那段日子，你不遗余力地协助区域各国，使它们对美国的军力和善意恢复信心。’”
“说明美国对这个区域的稳定和成长有多重要，美国怎么都不应该转移焦点，因为这将削弱本区域非共国家对它的信心，这些国家又都是它的朋友。”
“里根的观点简单直接，是个坚强成功的领袖。后来证明他确实是个对美国、对世界都好的总统人选。”
李光耀口中“对美国、对世界都好的总统人选”的里根是什么货色?
里根在1976年說道：“新政的基础根本就是法西斯主义”。里根向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共产主义对好萊塢的滲透，暗中监视一些他认为抱持着不忠诚态度的演员，并向联邦调查局密报，在私底下和第一任妻子珍·惠曼曾於1947年与联邦调查局干员会面，告知一些被他们认为“有嫌疑的破坏分子”。里根对当时越战的抗议活动采取强硬路线。1969年大学生于柏克萊加州大学校区的人民公园进行的抗议行动中，里根直接派遣了2200名国民警卫队前往镇压。在1980年爆發的两伊战争中还爆发了“伊朗门事件”丑闻〖注〗。(资料引自维基百科)这就是李光耀赏识的里根!
“6月19日中午我抵达白宫，……我们在午餐前进行了20分钟的单独会谈，他希望谈谈关于台湾的问题。我告诉里根，让台湾取得成功，不断同大陆的条件形成对比，这种做法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的对比，通过媒体和重要人物的互访传出去，将产生世界性的冲击，影响深远。”
1984年10月，“我在新加坡跟隆依(澳大利亚总理)会面时告诉他，核战舰经常穿梭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我们也知道发生核意外的风险，但另一方面，美国在本区域驻军也让我们享有了30年的稳定。”
李光耀说“我毫不讳言地说，如果美国撤军，对本区域所有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将是一场灾难。”“新加坡的看法是，只要美国第七舰队还留驻本区域，我们同中国和苏联的交往就自在得多。”
在李光耀眼中，“没有美国，连同英国、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起站在最前线抵挡苏联和中国，新加坡还怎么能任意地抨击其中一方或左右开弓。”
在全世界有正义感的国家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在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时候，李光耀公然支持美国入侵越南，“我已经表明立场，支持美国介人越南。”1966年7月3日，对社阵和人民党组成的援越抗美委员会发动的反美示威和文艺演出残酷镇压，就不足为奇了。
“1965年5月，……我在孟买的一个亚洲社会主义领袖会议上，对一群左翼听众发表演说。……我告诉他们：‘身为亚洲人，我们必须维护越南人民的民族自决权，维护他们不受欧洲人支配的自由和权利。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坚持，南越人民有权不受武装力量和组织性恐怖活动的压迫，以致最终被共产主义所淹没。因此，我们不得不寻求一个方案，先让南越人民有可能重新获得选择权。眼下他们要么只能选择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要么是让美国的军事行动持续下去。’”
既然“我们必须维护越南人民的民族自决权，维护他们不受欧洲人支配的自由和权利……我们必须坚持，南越人民有权不受武装力量和组织性恐怖活动的压迫”，又为何“支持美国介人越南”，这就接近于语无伦次了。
李光耀支持美国侵略越南，不许新加坡人民反对。新加坡社阵与人民党组成“援越抗美委员会”，1966年7月3日发动千人反美示威。这场示威遭受约五百人的镇暴队镇压，41人当场被捕，其中包括国会议员谢太宝都被控上法庭。
谢太宝在庭上陈词说：“……法官大人，7月3日的援越抗美游行是全世界人民所举行的一项行动，但是，警方当局却在反动政权的指示下，无礼地拒绝发出准字，像这样一项全世界都在举行的示威游行，为什么在这里的反动政权如李光耀和东姑，却拒绝我们游行呢?这正证明了反动政权害怕人民，害怕民主!……美帝国主义者离本土一万多英里而到越南进行侵略，狂轰滥炸越南的领土，施放毒气，屠杀生灵，全世界人民，从大哲学家罗素到普通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所干的滔天罪行!正是在正义的驱使下，我们参与了7月3日的援越抗美游行。我们的这项行动，获得所有正义的反帝的人民所赞扬，但是，自称为不结盟的李光耀政权却动用军警和武力，来镇压这场正义的游行。……难道为了正义和反帝而进行游行就是非法?而为帝国主义者效劳和用暴力镇压人民的李光耀政权就是合法的?我们并没有犯罪，犯罪的是那些协助美帝国主义者屠杀越南人民的人以及把马来亚出卖给美帝的东姑和李光耀政权。人民将会给予他们最严正的裁决。”(《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
李光耀政权不仅镇压援越抗美游行，还在群众于快乐世界体育馆举行援越抗美大会时，警察开枪打伤多人。李光耀为了向美国表白心迹，已经不惜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和武力了。
李光耀惯于诬蔑华人为“沙文主义者”，以此吓唬美国人。“如果美国政策把所有东南亚华人都看成潜在的大陆间谍，东南亚华人将别无选择，只好成为华族沙文主义者。”还希望美国“必须让南越人民信服，他们绝对有机会打赢这场仗。”“美军每周3次，由包租的泛美航空公司民用客机从西贡载来，每年大约有两万人，占当时新加坡总游客人数的7%。对我们来说，金钱的利益不大，却悄悄地表示新加坡支持美国在越南的行动。”
“当晚许多自由派美国人都大力抨击越战，我却抱着相反的看法。我说，东南亚的前途要维持非共，美国的立场至为重要。基辛格也为美国的干预行径辩护。”
“对于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中，三言两语便直率地点出美国参与越战的重要性，他表示欢迎。他说，美国饱受新闻界抨击，声名狼藉，现在能有位不属于美附庸国的领袖挺身而出，站起来替美国这项不得人心的越南政策说话，让他们深感宽慰。邦迪建议我进行正式访问。”
“饱受新闻界抨击，声名狼藉”，“不得人心”的美国侵略行为，李光耀却还沾沾自喜地说“有位不属于美附庸国的领袖挺身而出，站起来替美国这项不得人心的越南政策说话，让他们深感宽慰”，“他(福特)这么做无非是出于友善，对有机会招待我感到高兴，也是为了感激在美军仓皇撤出西贡，美国股市大跌的时候，东南亚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为美国辩护。”
这是什么心态?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是否可说明呢?
1967年10月李光耀在访问美国时，在回应美国总统约翰逊时说“我在做出回应时，间接支持他在越南的行动，却也想知道美国人民是否也相信，美军不在越南坚持下去的话，他们的后代还会不会继承这个美好的新世界。”
“约翰逊说话直截了当。战争赢得了赢不了?他做得对不对?我告诉他，他做得对，只是在军事意义上，这场战争是赢不了的。不过他可以阻止共产党人取得胜利，这么一来，越南就会出现一个受到人民支持的领导层，那就是胜利了，因为这个政府会获得人民的支持，而且是非共的。我毫不怀疑，如果举行自由选举，人民都不会投票支持共产党人。他听了很高兴，哪怕只是那一刻的兴奋。”“我在纽约同他(基辛格)会面，鼓励他把对越南的政策贯彻始终。”
“就是为了把这场仗打完，阻止共产党获胜，让南越领导层崛起，这就算是胜利了。”
李光耀在同各国首脑会谈时，三天不念口生，总不忘推销美国。“1996年，金泳三总统访问新加坡。……我补充说，我们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是确认美国在亚洲地区保持影响力，这在战略上是极其重要的。”“就算歧见再多，摩擦再大，东亚国家还是宁可让美国继续留在本区域，为维持区域势力的均衡扮演主要的角色。”
李光耀露骨的亲美言论和行为，连他的同僚都觉得过于露骨，“但是吴庆瑞和拉惹勒南却因为我频频替约翰逊干预越南的行动辩护，显得太积极太亲美而焦虑不安，深恐这可能导致华族基层群众同政府疏离。他们劝我退一步，采取比较中立的立场。我回国后同两人对此交换了意见，措辞稍微改变，采取比较批判的态度，尽管仍然明确支持美国在越南的立场。我深信抨击美国的越南政策会伤害约翰逊总统，损害他在美国的地位。不符合新加坡利益的事情，我不干。”
“伤害约翰逊总统，损害他在美国的地位。不符合新加坡利益的事情，我不干”，把新加坡的利益等同于美国的利益，说得何其坦白。
李光耀居心不良，他要美国人让越南人打越南人。“美国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协助南越人自行战斗，条件是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装备保卫自己，那么万一战败了他们也怪不了美国。换句话说，就是让战争越南化。尼克松对此深感兴趣。”
李光耀“他们绝对有机会打赢这场仗”的论断落空了。“4月底西贡失陷前，我刚到过曼谷，泰国人紧张不安，印尼人也一样。苏哈托却一声不响，牢牢地控制着局面。”
美国人狼狈逃离越南后，不再受一些国家的欢迎，李光耀又再一次挺身而出，为美国人撑腰。“1989年1月，卢加在马尼拉同科拉桑总统会谈后，到新加坡同我会面。卢加问我，如果美军必须离开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新加坡可愿意援之以手。我说，我们可以让美国利用我们的基地设施，但是提醒他，就算开放整个新加坡，面积都远比美国在苏比克湾使用的地方来得小。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让美国的军人留驻。我促请他让美国基地继续留在菲律宾，不过补充说，如果新加坡公开允许美军也使用我们的基地，能使菲律宾政府觉得在国际上不至于那么孤立而更愿意让美军在基地继续留驻，那么新加坡很愿意这么做。”
“我请外交部政务部长杨荣文在1989年8月间公开表明，我们愿意让美军更频密地使用我们的基地。这项声明发表之后，曼拉普斯做出回应：‘我们要特别提到新加坡。对它明确的立场表示感激。’科拉桑总统后来也告诉我，我们的立场对菲律宾很有帮助。”
这一来，招致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反对。李光耀自己说“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利道丁说，新加坡不应该允许更多外国势力进驻本区域扰乱现状。印尼外长阿拉达斯希望新加坡会继续支持把东南亚发展成无核区的概念，并说如果新加坡的做法导致本区域增加一个新的军事基地，印尼将提出反对。”
李光耀马上见风转舵，“1989年8月20日，我在电视直播的国庆群众大会上说，本区域将不会出现驻有大批美军的新基地，新加坡并没有足够的空间。我们不过是开放现有的基地供美军使用，这些基地依然归属新加坡政府管辖，它们不会成为美军基地。”
但是，李光耀言犹在耳，“1990年11月13日，趁着在东京参加明仁天皇的登基典礼时，我同美国副总统奎尔联合签署了备忘录。那正好是我辞去总理职位前两个星期。这份备忘录的实际价值比美国和新加坡原来所估计的还要高。美军在1991年9月撤离菲律宾的基地时，新加坡的基地设施成了美军在东南亚仅剩的立锥之地。”
新加坡一直强调“世界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应付跨边界的安全威胁”。因此，新加坡政府提出，要把樟宜军港建成现代化的“多国舰队联络站”。
李光耀审时却不度势，清楚地表明“我们两国的战略利益关系比什么都重要。”新加坡亲美的外交政策特别表现在驻军上。新加坡的樟宜海空军基地是美军在东南亚重要的军事基地，这是新加坡亲美外交政策最具体的表现。新加坡把港口和机场的设备开放给美国海空军使用，这才是重点。这才是真正判定一个国家是不是在政治上和另外一个国家同步的客观条件。邀请外国军队进驻是何等大事，这是国家主权的自动放弃。
在建设樟宜海军基地时，新加坡提出了让美国军舰使用，并与美国签订了《谅解备忘录补充协定》。2000年4月20日，美国和新加坡两国海军签署了一项协议，以便履行让美国海军使用樟宜海军基地。美国选派了新型濒海战斗舰在新加坡长久部署，以强调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
李光耀“我认为，新加坡要让美国继承英国所扮演的角色，要不是不可能，就是政治代价很大。单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又威望不够。”“我担心的是，英国对本区域的影响会无法避免地、慢慢地削弱，反之美国的影响将扩大。我们这一代在帝国时代成长，这样的改变不容易适应。少了英国扮演缓冲角色，我只能向美国势力妥协。……美国是个如日中天的强国，肌肉发达，惯于耀武扬威。”
这种内心独白，借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来说，就是“主多大，奴多大”!安全感不能自我赋予，而只能由美国来赋予，这是李光耀深受奴化教育毒害的显著心理症候。
在南海问题上，新加坡作为非领海领土申索国，却显得很焦虑，因为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一旦中国陆权兴起，美国海权时代结束，新加坡也将没落。所以，新加坡天然的亲美而对中国怀有强大的戒心，因为它是美国时代的既得利益者。
外交是一门高智商的艺术。李光耀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他的继承者的外交政策，已经不是机会主义的外交选择，而是投怀送抱直接投靠美国的愚蠢选边。
外交政策，要弄清楚在哪可以合作，在哪不可以合作，好朋友都要勤算账呢。外交的目标主要是维护国家利益，而非维持特定的邦交关系。如果维持特定关系需要做重大妥协，牺牲重大利益，那么这种邦交又有什么意义呢?小国寡民的新加坡，缺乏外交理性，情愿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棋子。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是冲着中国来的，李光耀情愿将新加坡被美国当作围堵、遏制中国这盘棋中的一环。
正常人都知道，美国人建构的国际框架，是为美国资本家服务的。新加坡跟它接轨，只能充当服务生的角色。
李光耀缺乏长远的眼光，看不到美国正在千方百计地释放债务风险。要释放债务风险自然是需要减少债务规模。要减少债务规模，为了省钱，美国人就无法再向它的盟友提供无偿的安全保护。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在日本驻军，花了那么多钱，日本应该付钱，美国在韩国驻军，花了那么多钱，韩国应该付钱。从全球统治到战略收缩，这对美国来说，只是失去了一些殖民地，但是对盟国，特别是小如新加坡来说，则意味着什么?到那时亲爹不管，干爹不疼，被两个爹都抛弃了。
美国战略收缩，被迫退出西太平洋，一味强调依靠美国保安全的李光耀及其继承者将怎么办?看起来，新加坡也只能像斯大林说过的一句名言：每当历史的列车在转弯时，总会有人从车子上掉下来。
李光耀对美国是非常赞赏的，什么“美国人慷慨豁达的精神源自乐观进取的天性，他们总是乐善好施。”美国人的“乐善好施”，原来是“他们一味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输出民主和人权”，在这些漂亮话中，“施舍”了多少炸弹和导弹给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美国的无人机施舍了多少炸弹给巴基斯坦，甚至也给自邓小平以来一直向美国示好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几枚导弹。还好江泽民脾气好，没有大吵大闹，不依不饶，只是要求道歉赔偿了事。如果是金正日或金正恩，不回施舍一些导弹，恐怕“施舍”一些火炮是免不了的吧。怪不得之前“克林顿形容江泽民主席‘是个才智非凡、活力充沛的人。他所具备的，是对历史的这一刻极其重要的素质：他有丰富的想像力，又深具远见，能勾画出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未来。’”
李光耀“对美国人，我感受复杂”，爱恨交加。“1965年8月底……芝的健康出了问题，需要动手术。她的医生，妇科专家薛尔斯，推荐了这个领域中一位最优秀的美国专科医生。我设法要把这位医生请来，却说不动他。……我向美国总领事求助，通过他要求美国政府帮忙。他们不置可否，不是帮不上忙，就是不愿帮忙。……这件事加强了我的直觉，总觉得自己很难跟美国政府合作，我对美国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英国人的了解来得深。”
就因为美国人没有帮上这个忙，深感委屈和愤怒的李光耀“我感觉愤怒，情绪紧张。几天后，在电视上接受外国通讯员的访问时，我猛烈炮轰美国人。对美国政府不愿意协助说服国内的专科医生到新加坡来，为我至亲的人提供治疗，我表示不满，并第一次公开披露4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怎么派遣特务企图贿赂收买新加坡政治部的一名官员。……如果美国肯付1亿美元给新加坡政府供经济发展之用，新加坡愿意释放肇事者，也不会把他们的愚蠢行径公之于世……我们在1961年4月的一个晚上逮捕了这3名美国人之后，不得不释放享有外交豁免权的那一个;对其余两人，我们在紧急法令下发出了为期一年的扣押令。在薛尔克勋爵再三敦促下，我们在一个月后把他们放了，警告他们不得再犯。”李光耀竟然因美国人“不愿帮忙”的私人的原因，就“感觉愤怒，情绪紧张”，不顾两国关系，公私不分，采取报复行动，其心胸之狭隘可见一斑。
1994年美国少年迈克尔·费伊因涂鸦挨鞭刑，原判六下鞭刑，后在美国“呼吁”下，改为四鞭。两个案件，都在美国的压力下减刑，损害了新加坡司法的尊严。李光耀“不符合新加坡利益的事情，我不干”的强硬，在美国人面前就强硬不起来了，还说是“我们不是在跟敌人周旋，而是在处理朋友的该死的愚蠢行为。”
李光耀“除了对不肯帮忙的美国人发泄怒气之外，1965年8月我愤而揭发有关事件，目的也在于向西方发出信号：如果英国撤出，新加坡也不会有美军基地”，到了2004年5月21日由新加坡的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正式启用的樟宜军事基地却成了美国的军事基地!
李光耀以愿望代替现实，用感性驱逐理性，把他向美表示友好关系的美好憧憬不加粉饰地表达出来，为美国唱歌，以为美国人会投桃报李，想不到美国人仁义不施。李光耀就因此一股脑儿恨起美国人来。这种蹩脚表现，李光耀一向自负的高等天赋似乎还给了上帝。
李光耀相信乃至迷信美国，眼睛只看到美国，跟着美国转。其继承者仍沿着李光耀之旧辙，寄望美国继续保持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超级大国之霸权地位，在美国霸权的羽翼下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
李光耀对美国爱护有加，附和美国，主动跪倒在国际警察面前，对美国的政治上的一些问题，深感不安。“然而美国的政治过程往往让它的朋友深感不安。短短25年内两度发生总统遭弹劾事件，先是1974年的尼克松，然后是1999年的克林顿。所幸这两次的弹劾都不曾对整个国家造成太大的冲击。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华盛顿政策随主要人事变动而朝令夕改的现象。决策方向捉摸不定，国际关系也因此变幻难测。”
照理一个小国寡民的政府首脑，对待大国首脑理应谦虚谨慎，不可造次。而李光耀却好为人师，常常好表现，嗓门比谁都大。对大国“指点”治国之策。对美国如此，对中国亦如此。
别看他表面上看好中国，点赞中国，为中国说好话，背后却是饱含自己的政治企图的。“美国怎么对俄国，我们都没有意见，哪怕对俄罗斯的民主前景存有再多的疑虑。但是对美国以充满敌意的言辞针对中国的做法，我们不以为然。我们担心在言论和行动上仇视中国，只怕真会迫使中国变成仇敌。”
李光耀在1967年访问美国时，对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林说“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并不损害到任何国家，结果是亚洲更加稳定。”
李光耀说：“中国将走出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选择性地采纳它认为有价值，能符合中国发展前景的政府治国方式。”
“正因为中国庞大，领导人益发得分外谨慎，在引进或采用任何模式或原理之前，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测试、调整、修正，肯定没有问题之后，才把它融人本国的体制。”
也是当然，李光耀对中国事务，他鼓动美国和中国交往，是妄图改变中国的意识形态。在访问日本的时候，他说：“我认为最好是把中国纳入现代化的世界体制里。日本应该吸引中国优秀生到日本深造，让他们同日本的年轻一代建立密切的关系。同样，中国最杰出的顶尖人才如果能有机会到美日欧，就能开拓眼界，认清中国要繁荣富强，就不得不在国际上做个积极的成员。”
李光耀从“借共”，到“非共”，到“反共”，到“反华”，到“亲英”，到“亲美”，一脉相承，脉络清晰，贯穿他一生的政治生涯。
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说“恶意必须披上坦率的外衣，否则它就会暴露无遗。”
从李光耀回忆录中可以读出真相来。
〖注〗：
伊朗门事件是，1986年美国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一事被揭露，从而造成里根政府严重政治危机的事件，因人们把它与尼克松水门事件相比，故名伊朗门事件。
【察网摘自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