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次文革，许多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或杞人忧天。但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了越来越多令人不安的迹象，让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文革的干柴正在布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谓“东风”，就是当今中国最高掌权者习近平一念之转

　　老高按：去年、前年，许多人，包括我，忧心忡忡地警告中国面临“第二次文革”的危险；不少学者还进一步提醒，与第一次文革相比，可能会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不妨叫“次生型文革”（50年前的第一次文革则被称为“原生型文革”）；或者，在烈度上有所不同，可视作“亚文革”；当然也有人指出，正如马克思借用、发挥黑格尔的话所说的：历史事件将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是闹剧——不过，闹剧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说者谆谆，信者寥寥，许多人会认为，这是危言耸听，或者是杞人忧天。但是近年来中国大陆的事态，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令人不安的迹象，让越来越多的人真的担心：文革的干柴正在布好。
　　看看这些迹象吧：毛泽东诞辰123周年，各地的无限崇拜乃至重新神化风起云涌；为江青、张春桥等人翻案的舆论此起彼伏；颂扬文革的文章在海外和在国内都连篇累牍；山东毛左人士游行示威，要求严惩对毛泽东大不敬的山东建筑大学邓相超教授，当局顺应民意，立即将之逐出官方顾问和教师队伍……
　　为什么在最近两三年，这种思潮死灰复燃，成为现实的威胁？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乔木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說得非常到位。他指出，拥毛崇毛人士，其实几年来经常这么干。茅于轼、毕福剑……都享受了这种待遇。“更有甚者，著名的毛左代表韩德强，以北航副教授的身份，掌掴反毛的八旬老者。……虽然打人无理违法，但由于拥毛在中国政治上正确，北航没有什么说法，也不会给打人者什么训诫处罚。”
　　乔木说，闹事者当然继续无事，而被围攻的邓相超教授，却被所在大学以错误言论、影响恶劣为由，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并责令停职、退休。这实际上是对官方处理（山东省政府解除邓相超的省政府参事职务，山东省政协免去邓的政协常委职务）的补枪。
　　（在我对宋永毅采访的“历史明镜”电视节目中，宋教授也说：当局对右派整肃，对左派放任。不过在此我要说明，这个问题有另一种说法。数年来特立独行的冯胜平告诉我，其实，左派人士也遭到了不少打压，不过在海外无人为他们呼吁发声，所以海外罕为人知而已。据他所知，被捕的左派人士就有好几位。我想起来，去年我曾经转贴过一篇文章，其实没有左派右派，对当局来说，只有“乖派”和“不乖派”而已！不过，应该承认，就言论空间而言，左派乃至毛左，要比自由民主派宽广得多。）
　　乔木切中肯綮：民间在毛问题上的缠斗演进，表面上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放大，但深层则是官方态度的变化：从邓时代对毛的基本否定，到江、胡时代的回避淡化，再到现在的突然强化。
　　邓本人及其家庭作为毛晚年的受害者，重新上台后，把毛的妻子公开宣判后关到自杀，把他的侄子长期囚禁到腿瘸，把他的孙子豢养着让公众看笑话。从延续统治的合法性考虑，邓对毛采取了三七开的评价。三分过的意义在于否定了毛如神一般的地位、不能批评的个人崇拜。而对毛倾力发动的文革，更是予以彻底的否定。当然在策略上，则聪明地对毛进行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
　　抽象肯定就是保留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在天安门的挂像和广场的遗体。具体否定就是改变了毛几乎所有的政策。不否定毛的阶级斗争，就不能改革开放；不否定毛本身，就不能树立邓的权威。
　　江时代容许资本家入党，三个代表中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阶级调和，都是对毛时代强调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取代。胡的和谐社会则直接回避了毛的阶级斗争。从意识形态上，毛思想与邓三科（邓理论、江的三个代表、胡的科学发展观）并提，就是淡化毛思想的影响。
　　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总体在回避淡化毛的态势，2013年以后由于新领导的上台，开始逆转变化。面对持续积累的意识形态虚化、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贫富分化等问题，新领导试图用毛的手段寻求解决，比如加强权力、反腐、重提共产主义理想、毛生前三十年和死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等。
　　在此态势下，拥毛崇毛的自然大张旗鼓，盛嚣尘上。而自由派在现实政治的空间日趋逼仄，自然要在对待毛的历史和言论空间上，针锋相对。
　　双方的争斗由毛而起，但都超越历史，映射现实。崇毛的人少数是感恩戴德，多数人其实是政治上失势、经济上无钱，用对毛时代的乌托邦记忆，表达对现在的腐败和财富分化的不满。还有一些如薄的政客和抱残守旧的文人，则是想借拥毛造势，达到夺权和上位的政治目的。
　　而反毛的人认为，不消除集古今中外所有帝王和独裁大恶於一身的毛，中国就不能真正走向现代文明，反毛更是能推动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1989年停滞的政治改革。
　　乔木文章下面这段话，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不，警惕！——
　　从现在的政治倾向和政策措施来看，显然是毛派占了上风。山东官方对反毛的邓相超迅速处分，表明上是因影响恶劣迫于毛派的闹事压力，但深层是顺应上层的政治倾向。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第一次文革的怀念者、第二次文革的期望者来讲，东风，就是当今中国最高掌权者习近平的一念之转——他的任何政治决策，都是对得与失的权衡，什么时候，他认为到了得失权衡的转折点，量变就会质变：“次生型文革”“第二次文革”“升级版文革”就来临了！
　　这里，我想推荐一篇左三叶的文章《红卫兵为什么那么残暴？》。证诸作为同代人的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我觉得此文对红卫兵一代人思维方式如何形成的，說得非常贴切。不过，我推荐此文及其图片，主要还不是给民众看的（前几天我推荐的杨继绳的新著序言中说，其实民众在文革中受迫害更惨。然而，当今受迫害的民众顾及不到这些，看到反映红卫兵暴行的此文和图片，说不定许多人还会觉得很痛快，巴不得再来一次呢！），我转发的此文中所配的图片，主要展示的是官员挨斗——我是有意要转贴给当权者看：你们多年来持续玩火，持续凭借权力不择手段地寻租攫取民众和国家的财富，持续扩大和激化中国的社会矛盾，持续通过教育、意识形态控制和舆论导向来塑造和煽动民众……当新一代“红卫兵”的残暴心理被煽动起来，你们有把握肯定自己一定会是贏家，肯定自己一定不会像第一次文革中这些衮衮诸公一样吗？

　　红卫兵为什么那么残暴？

　　左三叶，选自民间历史网站，原载《天在看呢》

　　好多学者争论，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这问题可复杂。包括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革？为什么老百姓那么积极的投入？为什么红卫兵那样狂热？
　　有的问题对过来人不算问题，本来就该是那样的！比方说，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蛮，打死人都不带眨眼的？因为打的是坏蛋！见着坏蛋不打那才叫人弄不明白呢！红卫兵从小受的是仇恨教育。就像老故事里说的，母亲从小一遍遍的告诉儿子长大了可要报血海深仇呀。终于有一天发现了仇人，当儿子的还能干别的吗？非上去往死里打不成。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并带头批斗该校校长万邦儒。

　　残忍是教出来的，从小学就参观各类展览，知道了农奴主挖穷人的眼睛，剥人皮作灯罩，拿活人点天灯；知道了国民党抓着共产党就上老虎凳，钉竹签子，最厉害的刑法叫“披麻带孝”；知道了地主刘文彩把农民关水牢，拿气筒子往人肚子里打气，一直到肚皮爆炸……刚一听是毛骨悚然，然后就是恨！恨地主，恨国民党，恨资本家，向他们报复，而且同样的残忍，那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谁都没告诉我们那大部分都是编的，即使少有真实部分也只是一小部份地主国民党才坏成那样，刘文彩没那么坏、也根本不代表所有地主。这一忽略能造成多可怕的后果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知道。

　　1966年，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被打倒并多次被公开批斗。其后他的母亲、弟弟、侄儿被迫害、批斗致死。

　　要把天真烂漫的孩子都教育的一门心思想着打坏蛋干革命可不是三五天就能见效。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就常听老贫农老工人的忆苦报告。他们准都经过培训，因为好些句子每个报告里都有，象“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是说凡地主资本家财主没一个好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意思是穷人受了害别希望靠讲理找回公道，“天下穷人是一家”，只有穷哥们还能帮一把，“来了救星共产党”，接着就是穷人怎么打地主分田地了。

　　1966年，团中央机关斗争胡耀邦、胡克实、王伟。

　　每次听完报告就得写作文，然后老师就表扬谁的作文好。好作文全都是“满怀阶级感情”，证据一般是：“当我听到杨奶奶万般无奈拿孩子换了二斗麦子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谁不想受表扬呢？于是我打定主意下回也哭。不过这可不太容易，因为我从小就不爱哭，从上小学连我爸爸揍我都不哭，越揍越瞪眼。这回为了受表扬必须努力。等又听忆苦报告时，我拼命使劲，听到“地主逼债，卖孩子，要饭挨狗咬”，确实有点难过，可就是流不出眼泪。心里可越来越急，快到“来了救星共产党”了，那可就不能哭了，这回的作业又要完了。终于，我连着急带难过挤出了两滴眼泪。然后呢，必须让同学看见，好作见证。于是我向左转头，左边的同学泪流满面，根本不看我，再向右转，右边的同学也闪着泪眼只往前看，于是回头，后边的怎么也免不了看我一眼吧。等报告完了，我正高兴的构思作文，就听老师说：“今天全班同学都很好，只有个别同学不认真，东张西望”，说着还狠狠地盯我一眼。我顿时浑身发凉：完了，又完了。

　　1966年，红卫兵高喊打倒“坏分子”黑龙江党报主要负责人骆子程。

　　除了请老贫农老工人作忆苦报告，还让我们自己回家受教育。有篇作文“我和爸爸比童年”。我来得快，没十分钟就想好了。爸爸小时候给地主放牛，吃不饱穿不暖，还常挨打，后来爸爸参加了八路军，把狗地主抓住枪毙了。这故事有点太熟，好像听过。不过没关系，天下地主一般黑，天下穷人也差不多。我对构思很满意，只等爸爸点头认可就能落笔成章。找着爸爸我开门见山：“爸，你小时候净吃苦吧？”这我有把握，爸说过不只一回，他小时候常受罪。果然，爸爸说是。我马上切入正题：“你给地主放牛尽挨打吧？”。爸爸纳闷，说他没放过牛。我有点喘不上气来：没放过牛？那我的作文怎么办呀？爸爸又说他放过几天羊。我这才缓过来：羊是小点儿，可也凑合了。赶紧问：“地主尽找茬打你吧？”爸爸更糊涂了，问哪个地主，干嘛打他呀？“嫌你放羊没放好呀！”爸爸还不明白，说“谁打呀？羊是自家的。”我眼珠子快瞪出来了：什么！自家有羊？穷人都是吃糠咽菜，全家盖一条破被子，怎么能有羊呢？我缓缓神质问爸爸：“你不是说你小时候净吃苦吗？”爸爸说是啊，那会儿过年才吃顿白面。平常连玉茭子面（玉米面）都吃不上，净吃山药（白薯）。我更是又气又急：那么好吃的白薯，我想吃都吃不上，他净吃还说是苦？！我绝望中想起：“你不是说你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了吗？你打过坏蛋吧？”我琢磨着：给地主放牛那段就算了，就从爸爸当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写吧。可爸爸说他在地方上不在部队上，没打过仗。什么叫“地方上”我不大懂，可还不死心：“那日本鬼子来了呢？”我心说，见了鬼子你该打了吧？爸爸说鬼子一扫荡他们就钻山沟。“埋伏起来打？”“钻到山沟里藏起来，叫鬼子逮不着。”啊？！见着鬼子不打，藏起来怕鬼子逮着？！我气得快哭了：这也叫参加革命？完了，完了，挺好的作文全让爸爸给给毁了。

　　1966年，红卫兵用箩筐抬着跳楼摔断腿的罗瑞卿去北京工人体育馆接受批斗。

　　我还抱着希望问了妈妈，“我和妈妈比童年”也行吧？可结果更糟。妈妈说她曾考上了开封女一中，名校，她爸爸，就是那个我从没见过的姥爷，可高兴坏了。我心里真紧张，旧社会什么人才能上中学？这姥爷别是地主吧？妈妈说她爸爸是商人：我赶紧琢磨：好人有共产党，红军，八路军，老贫农，工人……坏蛋呢，有国民党，日本鬼子，地主，资本家，哎呀，有当铺掌拒的，这是商人吧？妈妈又说她爸爸是买卖药材的。我略微松口气：坏蛋里好像没听说有卖药材的。妈妈接着说开了，说她在开封有段好日子，她爸老去看她，给她买好吃的，有酱牛肉，想吃多少吃多少。妈妈回忆得挺高兴，没发现我有多么迷惑多么难过：在万恶的旧社会，什么人才能猛吃牛肉呢？就连“比蜜还甜的新社会”里也不行呀，我就特爱吃酱牛肉，可一年也见不着几回，而且每次刚吃到更想吃的时候就没了，从来就没有过“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1967年，作家丁玲被当成右派分子，被红卫兵用墨水涂抹得像鬼一样拉出来批斗。

　　爸爸妈妈说的和课本里，广播里，老工人老贫农还有老师告诉我们的太不一样了。哪个对哪个错明摆着！我为有如此可疑的爸爸妈妈而心情沉重。

　　1966年9月19日，哈尔滨知名女资本家于滋文自己搬椅子走上批斗台。

　　还没到文化大革命呢，我们新中国少年儿童已经装满了一脑袋的革命思想，全班，全校，全北京，全中国都一样，别管男孩女孩农村城市，也别管出身革命家庭还是剥削家庭或是可疑家庭（像我这样的）。世界简单极了，一共分成两个：新社会和旧社会，所有的人也分成两拨：好人和坏人。旧社会是坏人压迫好人，好人老作苦工，吃不饱穿不暖，还老挨皮鞭子。后来毛主席共产党来了，领着好人把坏蛋打倒了，就成了新社会。但是还没完呢，蒋介石溜到台湾去了，还在那维持着旧社会。美国，英国，法国之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旧社会，那里的坏蛋整天花天酒地，好人呢，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就等我们去搭救了。可有一样不明白：咱毛主席怎么还不发命令呢？

　　1966年，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部部长陆定一被红卫兵揪头，喷气式批斗。

　　我们班上大个子同学刘力告诉我们一个秘密消息：快跟美国打仗了！我们激动得瞪眼：是吗？！刘力一脸的得意：“对美国的严重警告不是快到500次了吗？”那会儿美国飞机老爱侵犯中国领空，侵犯一次中国就宣布一次严重警告。刘力说：“一到500次就要和美国开战了”！我们高兴坏了，比盼过年还急的盼着美国飞侵犯领空。终于有一天，严重警告500次了！可是没开战。我们一肚子的气，质问刘力。他的脸都急红了，小声说好像又改1000次了。我们顿时失望得要哭：1000次？还得多少年呵？有个滑头滑脑的同学张小丁说他知道为什么不和美国开战为什么不解放台湾。我们赶紧问为什么，他小声说美国有航空母舰，还有第七舰队，特厉害。我们全不同意：解放军用木船都能打败军舰，电影里都演了。张小丁却不服，说航空母舰有飞机有导弹，比鱼雷快艇厉害多了。我们全都不信。可张小丁还冷笑着说是。刘力一瞪眼，说那咱们试试，你当航空母舰，我当鱼雷快艇，看谁厉害？话没说完就一下把张小丁的胳膊狠狠拧到背后，疼得他直冒眼泪赶紧求饶。我们全都心满意足：还是鱼雷快艇厉害。

　　1966年11月，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和上海戏剧学院的红卫兵脚踩他们老师和学校领导的屁股，摆出红灯记的舞台造型。

　　那是1962、1963年，蒋介石闹着反攻大陆。福建前线捷报频传。炮轰金门，抓美蒋特务。连小学生也参战，他们的故事上了广播和电影，叫“英雄小八路”。我们羡慕得要死，特别恨蒋介石不往北京派特务。当然我们也知道到处都能有坏蛋，不光是特务，还有阶级敌人，比如掐死少先队员刘文学的狗地主，我们一边惋惜刘文学，一边有点不明白：为什么狗地主能留到今天呢？当初全打死不就没事了吗？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瞪着眼到处找坏蛋。一天上学的路上有个半疯的老太太碰着背书包的就问：“小同学，你在哪上学呀？学校在哪呀？”平时可没人这么问，刘力觉得“有情况”：这儿的人都知道学校在哪，她怎么就不知道呢？是不是特务？我们立刻觉得像：那老太太三角眼，还有大金牙，真像特务啊！于是我们跑到学校一起向老师报告，然后都盯着他，就给一个字“抓”。张老师很严肃地想了半天说：同学们的警惕性很好……咱们们先上课吧。我们失望极了。

　　1966年，批斗大会上，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少甫被批斗。

　　除了恨坏蛋，我们也爱人民。对敌人像冬天那样严酷，对人民像春天般的温暖。这可是雷锋叔叔说的。

　　1966年，批斗大会上，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少甫（左）坚决不低头，右边为宋任穷。

　　有一天早上，还没开校门呢，门外像往常一样等着一大群学生。突然来了位老太太，虽然还是老太太，可一没三角眼二没大金牙，戴着个旧草帽，领着个小女孩，她们都穿的破破烂烂。那是困难时期，我们的衣服上也常有补丁，屁股上补个大圆或半圆，膝盖上也补两大块。可这老太太和小女孩的衣服上补了就太多了，数不清。还什么色的都有。这种人当时的北京不多见，大概是从农村来的。我们脑子里不约而同地冒出两个字：穷人。老太太冲着我们鞠躬：小同学，给点吃的吧，实在饿坏啦。有些学生是一边吃着饭一边来上学，手里还有半个馒头或火烧之类的，马上就给了老太太。老太太赶紧给小女孩。然后一边流眼泪一边继续鞠躬：谢谢小同学，谢谢小同学，谢谢大哥哥大姐姐。可那小女孩两手抓着馒头火烧，嘴里满满的。噎得又伸脖子又瞪眼，像公鸡要打鸣。我们特受不了穷人的感激。赶紧继续搜索吃的。我看见刘力走过来，立刻冲过去。那小子早上老吃好的，糖包，枣馒头，糖火烧，都是从机关食堂买的。我爸爸妈妈也在机关，可很少给我买好吃的，早上老是棒子面粥，馒头咸菜。所以我特眼馋刘力，可还得装出一点不馋：看都不看他，今天可有理了，我上去就把他的半拉糖包夺下来，他刚瞪眼我就理直气壮的说，穷人都饿坏了！刘力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只好气哼哼的四处张望。谁有吃的立刻扑上去，高年级的他也不怕，只要说是给穷人的，没一个人说不。那老太太一会儿功夫就捧了满满一草帽吃的，还不停的鞠躬，我们心里舒服极了，就没一个人想过：本来应该在旧社会的穷人怎么跑到新社会来了？

　　1966年，文革初期，革命群众批斗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喻屏。

　　那三年困难时期老觉得肚子饿。老师上课说，咱们周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了，虽然中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可是没有饿死一个人！我们胸中立刻冒出一股自豪，肚子马上不饿了。老师又说缺粮食不光是自然灾害，还有苏联逼债，趁火打劫。可咱们中国有骨气，勒紧肚皮，一分钱都不少他的！我们心中的豪气继续膨胀，不光不饿了，还觉得有点撑。刘力下课告诉我们，苏联坏透了，咱们给他们苹果，他们还拿铁圈套，大了小了都不要，非得正好。我赶紧问：那他们不要的怎么办呢？刘力说那也运不回来了，都烂在那了。看完《甲午风云》恨不得马上抄起棍子去打小日本，听完了火烧园明园和八国联军立刻就发誓长大非找所有帝国主义拼命。别看“苏联老大哥”叫了那么些年，让我们转过脸来恨他们，也用不了三句话。

　　我们只听毛主席和党的。长大干什么呢，就仨字儿：干革命！一切都再清楚不过，还能干什么别的呢？唯一的问题是有劲没地方使：身边的敌人都让革命先辈们消灭光了，剩下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都躲得远远的，让我们够不着。所以呢，文化大革命一来，突然知道身边还隐藏着那么些敌人，简直把我们乐坏了，欣喜若狂，憋了那么些年的劲一下全使出来了。那股子疯狂别说现在的人不信，连自己回头看也不敢信了。

　　1967年，沈阳市举行批斗大会，30万人参加，批斗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喻屏，北局书记处书记顾卓新。

　　红卫兵干过坏事，绝对该骂。可他们也有资格高声质问：是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

　　1966年12月23日深夜，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秘密抓捕，遭受轮番批斗、关押，于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在北京含冤辞世。

　　红卫兵的造反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丑化、批斗王光美。

　　1966年文革初期，刘少奇被批斗。

　　刘少奇1968年10月被开除出党，1969年11月12日，病逝于河南开封市一个小院内。
　　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1968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兼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之子欧阳湘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受到批斗，同年12月份被折磨致死。

　　1966年，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任仲夷被戴上高帽子批斗。红卫兵批斗大发明，戴高帽，挂牌子，站凳子折磨人。

　　“喷气式”是喷气式飞机的简称，“喷气式”批斗是文革史无前例的大发明。

　　1967年批斗国歌词作者田汉，田汉于1968年12月背着叛徒、特务的罪名，死于北京301医院。

　　1968年，批斗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

　　1967年，开国上将张爱萍被批斗，囚禁达6年之久，左腿致残。

　　批斗上海文化局局长、作家夏衍。1966年12月4日寒冷的凌晨他被抓走、关押、批斗折磨达8年。

　　1966年12月1日，喷气式批斗苏州市委副书记李执中。

　　1967年，批斗黑龙江资本家邵越千。

　　批斗政法大学教授王广彬等，头挂厚重木牌，跪地接受批斗。

　　1966年9月4日，批斗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伍，因为他的发型像毛主席，红卫兵当场给他剃了个“鬼头”。

　　1966年9月4日，李范五的妻子黎侠被红卫兵拉来批斗，全身被涂满墨汁。

　　1966年，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宋任穷自己扛牌，接受批斗。

　　文革中被批斗的美术教育家与美术家。

　　文革中被批斗的“反革命分子”，怕他们乱叫，嘴里被塞满草。

　　1967年6月28日，北京体育馆，批斗副总理薄一波。

　　1967年1月，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被批斗殴打致死，这是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位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