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价格双轨制改革，引发了所谓第一次“经商热”。国有企业用计划外原材料增加产量，增产的产品不实行价格控制，直销市场，产销完全市场化。这样就在计划经济里面派生出了市场经济，生产资料价格也就出现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双轨制。市场供应趋紧时，两种价格形成的价差不断扩大。以1987年云南省电铜为例：国家统一出厂价格为每吨5,500元，云南省定出厂价格为每吨6600元，最高销售限价为每吨10560元。这也就是说，某人有关系，从电铜工厂买出1吨电铜，转手卖出去就可以赚钱3,960元（10,560元～6,600元），如果倒卖一万吨，就赚3960万元。再以云南省名烟为例：1987年，国家决定放开13种名烟的计划价格，即大幅度提高市场销售价格，每箱出厂价约在4500元，而到市场至少翻一倍以上，即赚4500元；如果能批一万箱，那么也就赚4500万元了。这样的暴利不能一个人吃，而是有好几个人吃：某人从烟厂批出一万箱，他并不提货，而是在宾馆中就把批条倒卖好几次，每人吃一些，只有最后一个人才真正把烟提出，批发给零售商。那时，昆明市平常有上万人在做烟生意，一部分人通过名烟的价格双轨制，而发了大财。以煤炭为例：1988年上海吨煤计划价70元，市场价120元，实际到手价200元，福建为300元，海南为400元；而生产基地的计划价格就更低：当年山西地方矿吨煤坑口价仅20元，中央矿吨煤坑口价不过27元。一吨盘条钢，计划价格800元，市场价格1600元。商品越短缺，价差就越大。这样形成的价差，仅煤炭、钢材、电力、粮食四项即达741亿元。市场炒作最初限于实物，倒煤炭、倒铝锭、倒钢材、倒粮食等等。以后，批文、指标也成为倒卖物件。比如，国有土地的使用存在批地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额，因而抢夺政府的土地批文成为获取高额价差的关键，只要拿到批文，转手即可获得数十上百万元批文转让费。

官员与厂商勾结起来劫掠社会财富。政府官员以出卖审批权为渠道，参与和助长倒买倒卖，因而被称为“官倒”。1985年，全国有各类“官倒”公司大约32万家，它们大多数是无人员、无资金、无设备、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经一年多整顿，到1986年还有17万家。到了1988年6月，又陡增至40万家，仅国务院各部委开办的公司就有700多家。1988年底，中央及各地党政军群机关及附属事业单位所办从事倒卖活动的公司近30万户（包括分支机构则近50万户），从业人员达4088万多人，占第三产业劳动者总数43%。

胡和立曾估算：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2000 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1988 年上述三项价差达3569 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1988年全部控制商品价差1500亿元以上，利（率）差（价）1138亿元以上，汇（率）差（价）930亿元以上，加上税金流失、地租流失、进口许可证体现的价差等，共占当年国民收入40%左右。其中70%流入官倒腰包，成为暴富！一时间“官商、官倒”的腐败成为民众不满的焦点。

邓小平一家在抢夺国有财产中首当其冲，无恶不作。无法准确地核估邓朴方的巨大财富。康华——“官倒”第一暴富。1984年9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中国康华有限公司，邓朴方任董事长。基金会投资600万元，外加三道金牌：①中央计委拨付500万美元外汇额度，②经贸部给予出口经营权，③财政部税务总局给予免税待遇。公司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所获利润，1985年997万元，1986年1756万元，1987年2200万元，应交税金3056万元全免。这就是“小康华”。这一举措无疑向各级权力机构开放绿灯：均可以此为榜样，不惜代价成立官倒公司劫夺国民财富。小试牛刀后，1987年，邓朴方请示中央，并游说十余位中央级老人，欲建轰轰烈烈的“大康华”。1987年6月总理李鹏批准成立大康华，直属国务院领导，特批免税待遇。注册资金2亿元，实投1.2亿元。前石油部副部长、前冶金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前煤炭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前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韩伯平任总经理。凭藉国务院的行政背景、邓朴方的政治后台、退休官僚的裙带关系和经济上的优惠待遇，大康华发展迅速，一年后已拥有二级公司58个，三级公司113个，多数从事流通领域经营，倒买倒卖。包括倒卖外汇，逃汇套汇；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偷税漏税。由它带动起的这场搜括国家财富的台风猛刮，物价随之猛涨，生产形势猛落，财政收支猛紧，生活指数猛增。国民财富如滚滚浪涛，涌进党政军群商私人腰包。当时民谣唱道：“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券，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卖彩券，是指邓朴方当总经理的康华公司为残疾人募捐而谋个人私利。“六四”后，邓朴方不得不转为低调，淡出康华，此后一直专任残联主席。邓大公子所拥有的财富不减反增，残疾人基金会成了他的私人钱库。

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因为1988 年彩电供应极为紧张，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相差一倍以上，弄到一台计划价格的彩电到市场上卖，可以赚上千元，但据新华社陕西分社调查，赵的儿子最后没有倒成。

民谣还唱：“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一起骗中央。”此外，地区之间经济封锁、经济割据，并且开展“经济大战”。当时原材料短缺，为了不使本省的原材料外流，在地区在边界上封关设卡。一些蚕茧产地的政府，还请武警、调民兵，用县、乡、村三级联防的办法，实行严格的边境检查。统一的市场被分割，全国整体优势得不到发挥。

在官倒大肆活动的1985-1989年物价上涨指数为8. 8%、6%、7.3%、18.5%、17.8%，大大超过前6年平均为2.8%的水平。严重通货膨胀意味着对平民的经济剥夺，生活水平必然严重下降。职工工资虽然在1979-1984年增长较快（带有补偿性），但1985年后实际工资又在下落，乃至国有单位低工资状况仍未改观。特别是脑体倒挂问题迄无改变迹象，“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成为时尚讽刺而流传。1988年“两会”期间，刘刚曾组织王丹等10余名学生携带工具，到天安门广场为全国人大代表擦鞋，既讽刺这些代表，又揭露真实的社会关系。1988年北京大学一青年教师贴出《卖身启事》，甘愿以5万元价格卖身入赘，以取得赡养父母资金。另外一件事是北大研究生会的“公开信”：十来位研究生提出“从教育改革入手”，来表达政治参与的愿望。由于通货膨胀的侵害，农民状况也趋恶化。这从官方资料就可看出：1985-198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从7.8%下落为3.2%、5.2%、6.4%、－1.6%，以后一直未能恢复到1985年增幅。1988年胡启立就坦承，中共政权的官场腐败已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48年，更不用说现在了。1988年11月胡耀邦引民谣说：坚持社会主义无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对象，坚持党的领导无力量，坚持马列主义太抽象。

极权制度是腐败的最肥沃的土壤；不公开不透明的办事规则和办事程序，是对腐败最全面最严密的保护伞。这里，首先是领导制度问题，其次是公开性透明度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多次讨论廉政建设，1989年2月14日，全体一致达成共识，决定首先从公开办事制度和公开办事结果入手。这样，既能直接推动廉政，又能提高行政效率，建设民主制度，有利无弊。1989年2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对外经济贸易公司的通知》。

1989年北京学生游行中高呼“官倒官倒，不打不倒”就申张了民众心愿。北京大学学生1989年4月18日于天安门广场宣布的7项要求，其中的“反对贪官污吏”、“国家领导人及家属的年薪及其他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布”，就表达了民众呼声。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提出的口号更是明确要求“官倒曝光”、“惩办贪官污吏”、“反对通货膨胀”。此时，民心得以表达、释放，直达高层。学生提出反官倒，反腐败，只限于反对将权力作为商品出售，要求废弃这一范围的权力滥用，使权力遵守规范，不得越轨。它没有反对中共所有特权，并不危及中共执政地位。应该说，这一要求的有限性使它能够得到最广泛的群众，包括那些闭塞的、资讯缺乏的、与政治最少牵涉的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因而保证学生运动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共基层党员痛恨官倒者颇多，上层也不乏清醒者，他们认识到官倒不治，危害甚大。因此，学生的反官倒呼声也得到这部分党员同情和一定的支援。八九民运所以能一呼而起，奔腾澎湃，与所提要求的广泛性和群众性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它的主要经验之一。5月10日上午，政治局开会，建议人大常委和各界人士广泛协商，把学生和群众最关心的反腐败问题提到议程上来。当天下午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立即准备，从6月20日起专门为此举行人大常委会议。然而，人民的反腐浪潮被邓小平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