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将中共地下党成员在毛时代的遭遇以及原因，讲述得比较清楚。

地下党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命运

作者：宋国庆

地下党指革命年代（1921-1949）从事秘密侦探工作的共产党人员，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收集各种情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以及招募新的成员反抗国民党政府。(逸草：这定义有些片面。忽略了不少地下党员是因认为当时国府抗战不力、为了抗战而入共，故而地下党在抗战时期得到较大发展并发挥作用的事实。且地下党中“从事秘密侦探工作的”只占少数。)

从组织上看，地下党隶属于中共，并受它领导。但是，由于他们基本上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区域活动，因此他们与深居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和解放军相比，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而且，与共产党和解放军主要由贫苦农民构成不同，大多数地下党员来自于经济条件相对来说较为优渥的家庭。他们之所以走上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主要在于社会不公、政治腐败的社会现实，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吸引。因此，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些甚至还是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但他们仍毅然成为了国民党眼中的叛乱分子。然而，他们的这一出身，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革命胜利后的命运。

这里展示的文件是一份1983年由边境省份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发出的平反决定。这份文件，不仅宣布为地下党平反，而且还历数解放后地下党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关于为广西地下党遭受迫害问题的平反决定

广西地下党遭受的第一次不公正待遇早在革命胜利之初，当时他们的组织被诽谤成“土匪党”，由他们领导的游击队被也新上台的广西当局视为土匪队伍。而他们遭遇的第二次不公是在1957年夏季，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先是发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治运动，号召各阶层人们发表意见，直抒胸臆，而后又发动反右运动，对那些敢于直言的人们进行政治打击。广西反右期间，大批原来的地下党领导干部被职责为“攻击”党的民族工作。他们在民族政策和经济发展上的意见被说成是“挑拨”民族关系。最终，他们被开除出党，有些甚至被降职和撤职。

根据我们展示的文件，对广西地下党来说，他们最为悲惨的岁月是在文革期间。当时，82个县中有74个县成立了专案组，专门调查他们的问题。经过此次调查，大批地下党员被打成叛徒、阶级敌人或特务；一部分地下党员被监禁，有的被迫害致疯甚至致死。

然而，广西地下党的情况并不特殊。实际上，其他地方的地下党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命运。“Maoist Legacy”项目的初步统计显示，广西平反纠正了3300多原地下党员的案子，而在浙江，1984年，多达20729名原地下党员的案子被重新复查，而其中12281人的案子得以平反纠正。在其他省份，如江西、江苏、贵州、福建、湖南、四川、广东，许多与地下党有关的案子在文革之后也都重新进行了复查和纠正。

为什么地下党会成为政治打击的目标？这份广西文件提出了一个十分简短的解释，即他们认为之地下党之所以命运多舛，原因在于林彪和江青一伙想以此为武器，达到打倒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目的。然而考虑到地下党遭受的多达30多年的不公正待遇，这种论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地下党的命运早在1949年中共执政之初发出处理地下党方针的时候就已注定。这一方针，即“降职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又称“十六字方针”，是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并且只传达给少数中共高级干部。[1]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进程，我们还可以讲述一个发生在南京的地下党的故事。

南京曾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1949年4月，在地下党的协助下，解放军占领了南京。然而不久之后，地下党和南下干部（从北方革命根据地来的共产党和解放军干部）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起初，还只是生活方式和工作方法的差异，很快这种差异发展成所谓的争功问题。

南下干部经常误解地下党的行为，并指责他们为了获得较高的职位肆意夸大自己的功劳。举例来说，陈修良曾经强调地下党的任务是使解放军少流血时，而这却被一些南下干部视为十足的自大，他们将其理解为“地下党可以不依靠解放军直接解放南京”，另一位后来成了上海市第一书记的南下高级干部柯庆施曾以嘲弄的口吻讽刺地下党，说“过去，地下党的同志曾提出‘保管好工厂，将来就当厂长’，那么说你保护了总统府，总统就是你当了？”[2]

其他南下干部，像邓小平，也同样对地下党抱以轻蔑的态度。在应南京要求而由毛泽东起草的处理地下党方针发出后，邓小平召集了一个四千人的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他再次回应了地下党和南下干部的论争，他说：“革命的胜利一是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这次会议之后，南京当局又借口队伍严重不纯，开展了针对地下党的整党运动。[3]

从这一角度看，广西地下党早在解放之初就被指责就可以理解了。而且，在其他只要有地下党的地方，他们的成员都经历了与广西地下党相似的三次较大的不公正待遇。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中共的十六字方针只是针对地方上的原地下党员，那些解放后身居高位的原地下党干部反而不受此政策所限。例如，文革期间中共当局制造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虽然其成员都曾是地下党员，但由于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就身居高位，因此文革前他们基本上未受到任何冲击。

总的来说，在中共夺取政权后，全国各地的地下党都经历了与广西地下党类似的命运。对此，有诸多解释。然而在笔者看来，最主要的一点在于共产党早在解放之初就制定了歧视性的对待地下党政策。进一步来说，这一政策的根源在于中共的阶级斗争理念。前面已经提及，共产党和解放军基本由贫苦农民组成，而地下党的成员则多是出身不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推翻国民党统治这一共同目标下，这两股势力合作的非常好，而且共产党许诺的民主理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着城市年轻知识阶层。但国民党一经推翻，不仅原来的民主诺言没有实现，政治歧视反而逐步增强。以1957年反右运动为始，阶级斗争被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后来甚至在升学、招工、参军等方面都将家庭出身放在优先地位。因此，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曾对新政权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的地下党会遭致与共产主义中国下政治贱民一样的命运。

参考资料：

[1] 鄢陵：《红岩儿女》，香港，真相出版社，2012年，170页。另参见，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400-404页。

[2] 陈修良，唐宝林：《拒绝奴性——陈修良传》，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第270-271页。

[3] 傅国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10419338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