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毛泽东是史上罕见闯过3大"情关"的成功者

毛泽东和家人在一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特别是毛泽东本人面临着历史逻辑的巨大挑战：他怎样面对即将重新上演的亲情戏剧？他将怎样对待和处理滚滚而来的友情热浪，闯过烦心扰人的亲情关？

毛泽东已经成功地书写了改天换地的历史主要篇章，他能否在未来的历史中同样出彩呢？毛泽东绕不开这些历史的小节细末，历史当然也会关注毛泽东的一言一行。

通常敢向胜利者第一个提出要求的，往往是胜利者最直接的直系亲属——这是一个历史惯性。根据记载，第一个向毛泽东提出要求的，正是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1949年10月9日，这一天距开国大典仅有9天，毛泽东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主席。同日，他致电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同时，毛泽东又致电杨开智，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从回电内容分析来看，杨开智肯定是提出了若干希望要求，如要求来京见毛主席，希望谋一份像样的工作，希望照顾一下毛主席的前岳母等等。

70年代末，杨开智夫妇与毛岸青、邵华、毛新宇等人在板仓杨开慧故居前合影。

杨开慧母亲应按烈属待遇，故毛泽东要王首道“可给若干帮助”，但对杨开智等人，毛泽东则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如不要他们来京，叫他们不要有任何奢望，服从组织分配合乎能力的工作，不要使政府为难等等。从毛泽东处理的开国第一起亲情事情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确是大公无私。即便是最亲的亲属，他也讲原则、讲分寸，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国民党那套坏风气在共产党这里吃不开、行不通。毛泽东为全党开了一个好局，带了一个好头，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试想：连杨开慧亲属，毛泽东都敢拒绝，还有什么人不可以拒绝的呢？毛泽东不为他的亲属谋取好处，其他领导干部还敢吗？由此开始，毛泽东一举打破了旧中国的历史定律，迈出了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

许志行曾于1919年冬在武汉与毛泽东相识，1926年又应毛泽东之邀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解放初期在上海格致中学任教。他去信北京，毛泽东回信：“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不荒废课业，不要来京。如遇假期，可以来京一游，看一看仍回去教书。”毛煦生不是毛家人，但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曾与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还当过新军辎重营文书，仗着早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国大典后的一个半月里，连发3信抵京，毛泽东于1949年11月15日回信道：“前后三函奉悉，迟复为歉。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国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然而，毛煦生仍不死心，缠着毛泽东要进京工作，毛泽东于1950年再次复信：“来信收到。北京人浮于事，先生不宜远游，仍以在乡下工作为适宜。”类似情形，亦是不少。

毛泽东回韶山时与亲邻合影

《毛泽东年谱》粗略统计，1949年10月至1953年12月底，毛泽东回复相关亲情的信件大约有170封，涉及亲朋故友150余人左右。其中，属于毛氏直系亲属、近亲、远亲（包括杨开慧家的），近40人；属于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同学的，近30人；属于青少年时代同学的，有20人；属于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先生的，有10余人；属于各种情况的老相识，如与毛家有生意往来的等，亦有10余人；其余如早年参加新军的同事、湖南自修大学学生、早年朋友、烈属、保姆等，近30人。

从进京后的4年情况来看，毛泽东是不容置疑地为全党、为民族、为历史交出了一份“进京赶考”的百分答卷。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是罕见地闯过亲情关、友情关和乡情关的伟大成功者。虽然当时还没有任何国家法律条文，但毛泽东依赖的武器是严格的党内纪律和严厉的自律精神。从以上论述情况来看，毛泽东并没有一般地拒绝和反对亲情、友情、乡情，他只是强烈反对亲情、友情、乡情染指和介入权力，防止公权私化。

（本文摘编自《毛泽东研究》2015年第2期尹韵公/文 尹韵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概论》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科评审组召集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首批入选者，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首批入选人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杨开智资料图

延伸阅读：毛泽东家书中的亲情世界

毛泽东是伟人，也是普通人，他有常人的亲情世界，有三姑六舅、堂亲表戚。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为国操劳的和平年代，毛泽东始终保持与亲友的书信往来，或以寒暄、或以家常、或以劝导、或以眷念、或以接济、或以慰问……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如何处理这些亲友关系的呢？

劝导

杨开智是毛泽东恩师兼岳父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慧的哥哥。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即使是这样的至亲，毛泽东仍然坚持照章办事。他致信当时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致信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后来，毛泽东的表兄向三立再次向他转达杨开智的这一想法时，毛岸英替父亲给向三立回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写道：“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956年11月，毛泽东与亲友在北京。

眷念

毛泽东对待这些提出要求引荐或解决工作的亲人，均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拒绝方式，不让他们存留任何幻想，效果很好！但同时，毛泽东又非常看重亲情，他深深地眷念着他们，与他们经常保持书信往来。在1937年11月，他给文运昌的信中深情地说：“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在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也说道，故乡的亲友，“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正因为如此，他经常通过书信，对远在家乡的长辈、少年时代的老师和同学、同族兄弟子侄和表兄弟、朋友及邻居表示关心和问候。

毛泽东写给韶山毛家的信件（不含给毛岸英、毛岸青等的信）现存有37封，所存年代最久远的是1938年5月26日写给毛宇居的信，建国前仅存此一封，其余为建国后的信件，这些信件基本上都保存完好。而从1910年毛泽东出乡关到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写给文家亲人的信件现存共有19封，其中建国前7封，建国后12封。与亲人间如此频繁的信件往来，无疑反映出毛泽东对亲人的深深眷念，这些信件的内容大多简短、精炼，言辞恳切，字里行间全是割舍不断的亲情：道是无情却有情。

郭梓材后人郭求知夫妇收藏的毛主席书信。

资助

毛泽东与亲友交往中不为亲徇私，不为旧谋利，但对亲友们的冷暖安危十分关心。一方面，他在书信中鼓励亲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活。另一方面，他本着“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原则，用自己的稿费资助、接济亲友。

郭梓材曾是毛泽东的私塾同学，又同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兵，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农民运动。建国后他因其所在的企业经营不好，生活陷入困境，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劝导他，工作“还以就当地熟悉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同时寄款“为补日用之费”。从1950年到1962年，毛泽东先后给他6次寄款，共计1700元。邹普勋是毛泽东的邻居，其父邹春培是毛泽东的私塾老师。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得悉邹普勋生活困难，且又重病在身，便写信询问“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同时写信给毛宇居：“邹普勋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

毛泽东与表兄合影。从左到右：毛泽东、文涧泉、文运昌

毛泽东接济亲友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绝不以公济私，为亲友徇私谋利。所以，在1937年11月给文运昌的信中，他说：“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他系泽覃死难烈士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舅父向明卿因侄儿向钧为革命牺牲，去信请求毛泽东证实并解决抚恤金问题。毛泽东于1950年4月19日复函，以知情者的身份做出证明，云：“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按理说，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帮助有难处的亲友说句好话之类，都无可厚非。但毛泽东却以身作则，从不任人唯亲，从不为亲友谋取半点私利。

毛泽东与亲友的一封封信件，如今翰墨留香，这不仅仅因为毛泽东的这些手书灵气飞动，更主要的是，信的内容透露着浓浓的亲情，经过时间的沉淀，愈久弥香。大爱无疆，毛泽东在处理公与私、国与家之间关系时高度的原则性与艺术性，令人折服，让人敬慕。（摘编自《党史文汇》2015年第8期 陈新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