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似乎不断提示一个原始丛林般的残酷世界，那么道德置于何地？在权力无法受到约束的环境下，这个观念可能带来消极的宿命感，怎么看待这一点？近两百年历史发展，为什么看上去暴力不再占主导位置？


　　老高按：前几天，在讨论中美反法西斯英雄的后代对追寻历史真相的不同态度时，有网友跟帖痛斥老高“张开个大嘴谁不会胡说八道”，“今天的世界，为了政治斗争需要连发动战争都丁点不足为奇！啥事干不出来？”“阁下刚来人世？居然连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所决定性的丛林世界, 任何国家为达政治目的地不择手段这点最基本常识都不懂”。
　　话不是很通顺，但他的意思还是挺明白的：当今世界仍然是丛林世界，通行的仍是丛林法则，为了政治斗争取胜的目的，任何人都不择手段——也理应不择手段。
　　“丛林法则”的信奉者不少，在当今中国人中所占比例尤高。在他们看来，任何人、任何国家的所有行为，无不出自利己的动机——即便是“看似”舍己为人的行为，也必是沽名钓誉，必是迂迴地、曲线地、遮人眼目地谋求个人私利。为了在这个你死我活的丛林中生存竞争的需要，干任何事都无可指责！什么“寻求真相”、“寻求共识”……都属扯蛋，有任何争执吗？来呀，比比谁的拳头大？
　　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国际社会——是否仍旧纯然是丛林世界，与三百年前的国际社会毫无二致？这种理论没法解释很多社会现象，也与社会的总趋势背道而驰。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必须承认：确实丛林法则并未绝迹，包括奉行普世价值的民主国家中，其对外和对内政策，也还可以看到丛林法则的痕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那么同样不容否认的是：一代代人，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包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已经并且正在共同努力来限制丛林法则，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作为无权无势的一介书生，理应尽一份绵力来推动这一趋势，而不是屈从现实中仍然顽固存在的丛林法则，为之找到合理存在的根据。
　　昨天读到中国著名学者吴思的一篇答问，也正好说到“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元规则这一问题，给出了他的解释。我很受启发，转载于下，与大家分享。


　　为何欧洲没法实现大一统，中国就能呢？

　　吴思 胡子华 腾讯思享会


　　“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被著名历史学者吴思视作元规则，是决定规则的规则，但在市场合作已成主流的今天，它是否仍然适用，又该如何去理解？而在这一“近乎残酷”的元规则之下，道德的位置和价值究竟何在？进一步，单个个体在这一铁律下，又该如何自处？我们还能使用哪些“弱者的武器”把暴力集团关进笼子？
　　带着这些问题，腾讯思享会日前专访了著名历史学者吴思，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近两百年，最重要的变化是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集团

　　腾讯思享会：从潜规则、血酬定律，到官家主义，乃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可以看出暴力要素在你的概念体系里得到了重要的考量，甚至是一个核心思考点，而且确实对原先历史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近两百年来，注重通过合作来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市场形式，已经扭转了原先暴力要素占主导作用的财富分配方式。而且，这种财富分配方式的变化也影响到了制度层面，如在民主选票的情况下，“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就会受到节制，这个时候再重新来审视暴力要素的地位是否会存在偏差？
　　吴思：暴力作为核心作用的逻辑非常简单：暴力不能生产什么，但能够毁灭一切，因此它具有否决权。确实，近两百年的历史发展，看上去暴力不再占主导位置，但更准确的说法是：暴力集团被控制住了。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这并不违反元规则。
　　所谓元规则，就是决定规则的规则，这是根本性的东西。这个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问题在于，谁是暴力最强者？如果暴力最强者就是以掠夺为核心，以掠夺为生存策略的那些人，那好，这是一个暴力统治集团，是他们在主导人类历史。一旦这个暴力集团被控制住了，比如说在美国，军队的总司令是总统，总统是选民选出来的，那我们就说美国的选民其实是暴力最强者。议会也是他们选出来的，暴力集团军费是由议员决定的，议员也是民众选出来的，那么选民就是不折不扣的暴力最强者。选民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属于生产集团。所以，在这些国家，这两百多年来，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集团，因此生产集团就成为了暴力最强者。暴力最强者虽然变了，但元规则仍然有效，仍然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暴力也仍然具有最终否决权。

　　为何古代中国无法像欧洲那样形成约束权力的制度？

　　腾讯思享会：你提到暴力集团被控制住了，从美国的例子来看，我的理解是权力的使用受到了约束。同时，我也有一个困惑，为什么古代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像欧美那样形成一套制约权力的制度，相反却是不断走向集权的一个过程？而且更奇怪的是，不仅在制度上看不到实践，甚至在思想层面也几乎看不到理论设计，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吴思：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没有一股力量能够实现大一统。教会是一个权力系统，不同宗教不同民族是一个系统，那些大大小小的世俗贵族又是一个系统。此外还有市民的自治城市。
　　欧洲的地理环境支离破碎，不同的山脉海洋分割出许多半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语言有障碍，宗教信仰不同，生活方式也不相同。东南有阿拉伯人伺机而动，北欧有海盗可以沿着内河去抢劫，东欧有马扎儿人随时入侵。在这种支离破碎、四面受敌的格局中，长期维持一个大帝国的困难很大。大帝国的核心是有一个集中统一的暴力，暴力资源集中垄断，政治权力才能集中垄断。这种四面受敌、暴力资源分散的局面，导致了欧洲的多中心、多主体。权力相互牵制，垄断者无法出现。
　　更何况，希腊和罗马自身也有久远的共和传统，有元老院这个历史基因。在这样的格局和历史背景下，他们很自然就会进化出有关权力制约的思想和制度。
　　在这方面，中国就没有像希腊罗马那样可依赖的历史路径和历史经验。司马迁写《史记》，把秦始皇灭六国的大一统看作是解万民于倒悬。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统一的好处和分裂的坏处。因为中国所有的分裂时代，暴力的浓度都比较高，老百姓日子都过得不好。民间的感觉是“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也有一番类似的议论，说秦始皇以一人之大私，成就天下之大公。
　　为什么欧洲没法实现大一统，我们就能实现呢？宗教是个因素。道统和法统，两个合法性的来源，在中国合并为一了。还有一个就是地理因素。中原区域交通方便，所以战争征服的成本不那么高。因此我们很多时候都处在大一统的格局中。
　　在这个格局中，中国的思想家们当然也知道权力无限集中有问题，但中国皇帝是最高权力拥有者，也就意味着他是思想市场的主要买主，任何限制他权力的主张都不受欢迎，因此限制最高权力的思想难以产生，即使产生了也难以流通。
　　从历史传统的角度说，缺乏希腊罗马式的政治传统，没有民主共和的历史实践，也限制了中国思想家的政治想象空间。

　　单个个体的道德效用不大，但汇集起来就能够排山倒海

　　腾讯思享会：“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会让我有种错觉，即它在不断提示一个原始丛林般的残酷世界，那么道德置于何地？同时，观念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它在参与现实塑造，但在刚刚提到的权力无法受到约束的环境下，“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个观念带来的可能会是消极的宿命感，怎么看待这一点？
　　吴思：你所说的原始丛林也好，宿命感也好，都是感受，跟事实关系不大。它就是事实，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大体就是这个样子。可供安慰的是，暴力集团也是算账的，统治也要算成本和收益，寻求利益最大化。但就像税收中的拉弗曲线，并不是税率越高政府收入就越多，超过一定限度时，政府的税收收入反而会减少。政府关于自由度的控制也是如此。

　　　　　　　　　　税收上的拉弗曲线

　　但暴力统治集团的计算是很复杂的，什么是暴力集团的最大收益，究竟谁来代表统治集团的利益，又怎么形成对最大收益的判断等等，都很复杂。其间既有外部压力，例如更好的制度带来的示范作用，也有内部压力，例如民众积蓄的不满。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在影响它的成本和收益计算，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并非在依循一个宿命，它也可能在促进变化。
　　然后说道德。在每一个个体那里，道德都经常是屈服于利害关系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君子有多少呢？用他自己的话说，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见，君子的数量不多，多数人还是以利益为导向的。
　　按照孟子的说法，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之初，性本善。我们的同情心长在哪？正义感长在哪？现代脑神经科学可以准确地确定它们的位置。比如同情心，也就是镜像神经元，位于灵长目动物大脑中央运动前皮层，一个被称为F5的区域，它能够反映别人的喜怒哀乐。我看见你喝口咖啡很惬意，我也会想喝；我看见你烫了一下，皱眉头，我也感觉到了你的痛，虽然不如自己被烫的感受来得强烈，但多少能感受，这就是同情心的生理基础。有了这个能力，我们才能感同身受，然后根据自身感受推己及人，这就是仁，儒家体系的核心概念。
　　比如我看你非常渴，你是100分的渴，我是90分的渴，但你100分的渴在我的同情心里引起的反应可能就20分，所以我还是会自己先喝。但如果我喝完了这一杯水，我的渴已经降到了10分，那么你在我同情心里引起了20分渴，同情心就会发挥作用，这时我有水就会给你喝。所以，就个体来说，同情心遵循的逻辑是，自利第一，利他第二。
　　虽然道德在每一个个体的作用都不大，但只要把同情心或正义感在一个群体内调动起来，它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每个人只有20分同情心，如果有一万个人呢？要是一亿人呢？这个力量，如果集中使用，就会非常强大。
　　换言之，同情心、正义感，这些道德的力量在个体身上，或许很弱，群体小的时候也很弱，但它汇集起来，就能够拥有排山倒海的力量，这种巨大的力量可以推动社会进步。这就是道德的作用。在某些历史节点上，有了这股力量，就可能把暴力集团关进笼子。

　　学者简介

　　吴思，著名历史学者。1957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农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7年起至2014年在《炎黄春秋》杂志担任过执行主编、副社长、总编辑等职。2009年至2014年担任《炎黄春秋》杂志法人代表。2016年2月被选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会理事长。著有《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潜规则》、《血酬定律》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