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河

毛泽东的政治幻想：左右毛主义的重要因素

  沉溺于幻想中的领袖会把国家作为巨大的实验室，使整个民族陷入灾难之中。毛泽东正属于后者。毛泽东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他的空想主义和幻想主义有关。如果说1958年“大跃进”中毛试图通过“一天等于20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荒唐的口号来“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反映了他在经济建设中游离现实、陷入梦幻的空想主义，那么，他发动“文革”时，企图通过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不断革命”和“斗私批修”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建成一个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社会，则突出地表现了幻想对其政治实践的影响。

  在晚年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他常常沉溺于幻想之中。据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8年，毛泽东到上海。市委负责人为毛安排文娱活动，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演出时，“毛泽东是很容易入戏的，用现在的话讲，叫‘进入角色’。一支烟没吸完，便拧熄了，目不转睛地盯看台上的演员。……然而，这毕竟是一出悲剧。当金山寺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毛泽东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甚至浮现出一种紧张的恐慌。他嘴唇微微张开，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擤鼻涕。到了这步田地，我也只好顺其自然。我只盼戏快些完，事实上快完了，法海开始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就在镇压的那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裤子一下子脱落下来，一直落到脚面。”戏剧闭幕后，“全场的鼓掌声终于将他唤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但是，在闭幕后接见演员时，“他是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他没有理睬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这一观剧细节显示，毛很容易进入戏中的虚拟世界，不仅动情大哭，还拍案而起，以致掉了裤子，大失仪态。如果说这些举止还可被理解为“进入角色”，那么，他对“反面人物”法海的仇恨，乃至于对扮演法海的演员的不理睬，便只能用他不能正常地从幻想状态中解脱出来加以解释了。

  如果说，毛在观剧时表现出来的幻想型行为还只涉及生活模式，那么他在政治行为和政治认知上的习惯性幻想，则可能构成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走向的关键性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习惯性幻想可能无意识地支配着他的认知和行为，使他的行动偏离理性轨道。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毛泽东的政治行动常常很明显地受潜意识和政治幻想的支配。

  1.毛的“人民”情结和“帝王”幻境

  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有一个深深的“人民”情结。一方面，毛以为，“人民”永远渴望着他的领导；另一方面，他又把人民视为可任意摆布的子民。因此，他有理由随时代替人民决定他们的利益，而“人民”会因为对他的依赖而紧紧跟随。

  当党的宣传机器把他从“人民的大救星”抬高到“万岁、万万岁”时，这种“人民”情结也脱离了理性认知，转化为毛的潜意识。他不再相信，人民可能期待别的选择；即便现实揭示出相反的情形，他的这种潜意识也不再改变，而是宁肯生活在自欺欺人的语境中。从更深层次来看，毛的“人民”情结其实不过是他的潜意识里的“帝王情结”的外化和包装而已。由于毛不便使用“帝王”话语，因此，他只能用“人民”和“人民利益”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驭民企图；同样地，他也随时需要人民的“山呼万岁”来确认自己“君临天下”的感觉。1966年他先后8次接见上千万各地赴京的“红卫兵”，不仅仅是为了煽动这些幼稚的年轻 人为他“冲锋陷阵”，也是为了体验和感受对他个人的崇拜和盲从。当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激动若狂、山呼万岁的百万“红卫兵”时，当天安门城楼被称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时，毛的那种以“人民的天然代表”为包装的“帝王情结”，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毛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上与林彪谈话时又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显然，毛认为，要使“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就需要由自己来发动“这个运动”加以推动。尽管他高呼“人民万岁”的那一刻或许是真诚的，甚至可能连他自己也被感动了的，但同时他也坚信，对他高呼“万岁”的“人民”只能由他来代表、由他领导并任由他来“运动”。

  到了毛的最后岁月，他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发动的“文革”遭到了全国上下多数人的抵制和否定。他曾经对身边的亲信表示：“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显然，他明白自己的“英明伟大”早晚会被颠覆。然而，他却不愿意承认自己这个“人民领袖”的失败；相反，他顽强地死死抓住“君临天下”的最后感觉。1976年元旦，在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毛已经是病入膏肓、苟延残喘之身，但他在《人民日报》上高调发表了自己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

  2.“公社”情结：毛的政治幻想

  毛泽东还有一个深深植根于头脑中的政治幻想，即“公社”情结。“大跃进”时期它表现为毛鼓吹的“人民公社”，其模式觅自《张鲁传》。“文革”时期，它又改头换面地变成了用马克思主义包装的“巴黎公社”。

  毛对“巴黎公社”的钟情可追溯到1926年，这一年3月18日他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演讲，题目便是“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又用“巴黎公社”为理论武器整过彭德怀。 “文革”之初的1966年7月和8月，他把北大聂元梓等7人写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在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也这样写道：“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1966年11月，在毛泽东第6次接见“红卫兵”时，“副统帅”林彪代表毛讲话说：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1967年1月31日，《红旗》杂志在1月夺权的高潮中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社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其实，被毛高度赞誉的聂元梓等人揭发北大校长陆平的那张大字报，与巴黎公社式国家机构重建，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当年，刘少奇下台前对此也百思而不解，他对伍修权说过：“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比较习惯于理性思考的刘少奇可能至死也未明白，毛的“公社”情结并非理性认知，而只是政治幻想，岂能以理论之？毛当时拉过“巴黎公社”这面旗帜，不过是为了给自己鼓动全国“造反”、“夺权”提供一些马克思主义包装的理论依据和道德基础罢了。那么，毛当时是否真就“巴黎公社”模式深思熟虑了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与其说毛确认“巴黎公社”模式是取代当时的党政权力结构的最佳选择，还不如说，有关“文革”要走“巴黎公社”道路的说法，不过是折射出毛潜意识里的“公社”情结。

  毛在“文革”早期提出“巴黎公社”道路之后，中国还真出现了仿照毛的说法而建立的中国式“巴黎公社”。1967年2月5日，上海市“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建立了新政权组织，特地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是张春桥揣摸毛关于“巴黎公社”的说法而安排的名称和形式。“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称：目前由各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群众代表，与驻军负责人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的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最终目标是，“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谁要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甚至压制群众，专断独行，就必须随时撤换清洗”。看起来，“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阐述的“崭新权力形式”的构想，正符合毛泽东反复宣称的反官僚主义、追求政治平等、恢复巴黎公社伟大理想的“文革”目标。然而，它却意外地遭到了毛泽东的激烈批评：“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毛甚至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不久，毛又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说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

  将毛对虚幻的“巴黎公社”道路的高度赞扬和对现实的中国式“巴黎公社”的刻意贬低加以对比，可以发现，原来他对巴黎公社全民选举的民主新政体的憧憬，不过是他无意识中的幻境。当上海的“造反派”天真地按照幻境构筑新政体时，毛却从中看到了这种制度试验对自己的“天下”的威胁。事实上，毛的“公社”情结不过是叶公好龙式的幻想，他还没糊涂到把自己的权力建构在无法确实操控的海市蜃楼之上。毛发动“文革”的本意，无非是要清除党内异己，确保大权独揽。尽管他曾把幻想中的“巴黎公社”道路拿来作为挥舞的旗帜，但却不愿意真正的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把他的权力体系变成虚渺的存在。

  3.毛的政治幻想的心理根源和行为表现

  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他显然自视为高于“秦皇、汉武”的“千古一帝”。

  但在当今世界，他已无法公开称帝。因此对毛来说，他只能经常性地通过“压抑”把“帝王情结”藏到无意识中去。另一方面，他也不时会启动“转移／替代”（用另一个目标替代原来的目标）机制，即采用冠冕堂皇的“人民”这一集合名词来替代他的帝王情结。毛经常下意识地运用的另一种机制是“合理化／文饰”的手法。比如，他自命为“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从而将自己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毛在“文革”初期对“巴黎公社”的鼓吹，也充分表现了他把自己不合理的做法通过某种自欺性程序变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的心理过程。而当他否定“上海人民公社”这一“巴黎公社”道路的实践时，他使用的是“自我防御机制”中典型的“反向”行为，即他的“自我”为了控制或防御某些不被允许的冲动而有意识地作出相反的举动，因此他不顾自己当初对“巴黎公社”道路的美誉，而毫不留情地贬低“巴黎公社”的不适用，又嘲笑全面选举的幼稚。

  进一步来看，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铲除一大批党内异己的“文革”运动，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责难，毛的一系列行为模式基本上符合心理学所说的“自我防御机制”。首先，他把自己与刘少奇之间无原则的“权力斗争”，深深地掩藏到无意识层次里；其次，他用另一个“光明正大”的目标，来替代说不出口的真正目的，“继续革命”就是一面这样的“旗帜”；再次，他用充满道德感召力的“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诉求，试图把冷酷的充满私人目的的高层权力斗争合理化。

  毛泽东1955年在嘲笑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时说过：“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认识，把这句话理解成毛泽东“文革”时期非理性心态的写照，大概是十分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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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摘编，特别是把宋先生论文后半部分大段大段保留下来，这让读者会有“冗长”的感觉。我是生怕遗漏了宋先生对晚年毛泽东精神病态的具体分析。宋先生说得好，“对毛泽东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从理性层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层面的辨析”。宋先生对毛荒淫私生活的判断我可以不以为然，但他说对毛的研究要“拓展到非理性层面的”我完全赞同。

  其实早在我“上山下乡”的1970年代，就隐隐地感到毛的很多“最高指示”和“战略部署”有点儿莫名其妙（当时自己真没胆量联想下去）。现在用毛晚年精神病来解释便合乎逻辑了。这里要强调的是， 并非说毛晚年精神病态，他就得像个典型精神病；但他种种荒唐的政治举措都与精神病态有关。宋先生在论文的后半部分分析得很清楚。

  自从“文革”结束，思索的人们便把目光投向这个“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身上了。然而，对毛泽东的评述往往停留在他个人好恶上，而非进一步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这让我忧虑（或许过于主观）。我的观点是：制度产生了毛泽东。如果毛泽东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他绝不可能“呼风唤雨”；因为他在民主制度下永远也别想得到绝对的权力。这是我对批判毛泽东的根本目的——制度造成了中华民族落后的悲剧；中国在专制制度下只有暴君和蠢猪。呵呵，说得太难听哈；那就是繁体字的群——羣，上面是君，下面是羊。我中华民族什么时候改变了这种状态，我中华民族才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可能。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前，他的“同志们”已经察觉到毛的刚愎自用，可就没有谁敢当面“顶撞”。为什么？还不上他有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于是毛就能把他的荒唐“进行到底”。呜呼哀哉我中华！

  我想起我在“文革”之初先是被大我五岁的哥哥打个半死，他的“理由”是我“不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我在街道上屡屡被歧视“狗崽子”的男孩子们打得头破血流，我哥哥说“活该”（原因是“不积极参加‘文革’”。我哥哥后来变成市侩一样的人）；再后来我被街道上“没有是非观念的‘玩主’”解救。现在你说我该怎么想？我体会，毛的精神不正常和他“同志们”的自保，把当时的中国大陆社会引向极端的病态。这是一段中华民族史上的悲剧。不过，现在很多仇视毛的人认为，那都是因为毛泽东的人格。其实不然；是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问题。简单地讲，个人拥有绝对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