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姐是红五类的“叛徒”

姐姐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是班干部，学习好，政治思想追求红色革命，一直是我的学习榜样和偶像。

姐姐文革前曾经是被学校推荐去参加空军女飞行员考试的少数几个人。能有资格参加那个考试，说明她达到了又红又专优秀革命青年标准。姐姐通过了很多身体测试，经历了好几次淘汰过程，最后是硕果仅存的两个人之一，这个时候文革爆发，招考政审人员问姐姐，你父亲是不是走资派，我姐姐回答说她不知道，就因为这句话她最终被淘汰了。父亲那个时候也被整，但不算是被整的最厉害的，但算不算走资派，由谁来定性也说不清楚，所以姐姐才会说那样的话。父亲听到我姐姐回答招考人员的话后，气死了，把我姐好骂了一顿，父亲对姐姐说：“我是不是走资派你难道不知道？你真是个糊涂蛋！”

姐姐放学回家后不太和我们玩，她关上自己房间的门，在自己房间里看书做作业。我喜欢趁姐姐不在家时，进入她的房间，翻看她看的各种书籍，特别是偷看她的日记。姐姐的日记充满了那个时代的正能量，一日一事一议，都是以马列共产红色革命思想为指导。

有一天晚上吃完饭后，姐姐给我讲她学校当天的一场忆苦思甜报告会的内容，故事非常悲惨，我听着听着忍不住大哭起来。

我和姐姐在1964年夏天第一次去乐山外公家。二舅那时在乐山家中休学养病。外公家是个小楼，小楼阳台正面对着大渡河，右面可以看到峨嵋金顶，左面面对大佛。每天晚饭后，二舅和姐姐以及三舅小舅一起在阳台上乘凉，听二舅讲故事，朗诵他自己写的诗。二舅有次聊天中，讲了这样一句话：“希特勒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从乐山回到成都家中的某天，我偷偷翻看姐姐的日记，发现其中一篇日记是批判二舅散布的希特勒关于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观点。姐姐日记中写到：二舅讲的这个希特勒的观点不对，是错误的，当将军和当士兵都是为人民服务，当好革命的螺丝钉最重要。我记得我还把姐姐日记中对二舅的批判告诉过二舅，二舅听后大笑。

文革开始时，姐姐15岁，是成都某中学初66级的学生。所谓初66级就是指的1966年初中毕业，当时也就是初中三年级的意思。

文革爆发前夕，到处弥漫着一种红色恐怖的杀气。

我们院子里上中学的孩子们回到院子里都带上红卫兵红袖章了。很多军队转业下来的干部的孩子把老爹穿过的旧军装找出来穿上，军用皮带系上，在院子里个个一副耀武扬威的模样。父亲是地方干部出身，家里没有旧军装，母亲就买了一些白布，送到总府街上一家染布店染成军用绿色，给我做了套军装。说起来那种自己染出来的绿色可不怎么地，不能与真正军装的颜色相比，用云南话说很”绍“。用北方话说很“怯”，不过我不在乎照样穿，反正没有落在时代潮流后面就好。

有一天黄昏时分，院子里看到两个人在马路上因为自行车擦撞小事故在吵架，一个是住我们那栋楼的一个孩子，他是中学生，14、5岁，好像是初一或者初二的，比我姐姐小点。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从部队转业业下来的，穿着老子的旧军装扎着军用皮带，很牛。吵架的另一方是住在院子里的一个30来岁的一般干部。刚刚开吵没有几句，就听见那个年轻孩子连声质问对方，：“你什么出身？你什么出身？” 那个一般干部一下子就懵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听了以后心里真有种恐怖的感觉，心想，一个自行车擦撞的事关出身什么事？难道说自行车擦撞事故的责任方和对错方要由出身好坏来决定？

院子的孩子们主要是中学生们都参加了运动初期的红卫兵也就是常说的老红卫兵，以后被称之为保爹保妈红卫兵。可我姐姐走的确实与大多数院子里孩子们不同另一条路。

姐姐开始在运动初期也是和学校里的干部子女在一起活动成立红卫兵组织。我记得姐姐回家对我说过，现在学校里干部子女中流传的口号是“发阶级之愤，图祖国之强。”， 意思是说学校里出身红五类子女受压，成绩还不如黑五类麻五类，干部子女要争口气，要好好学习，关心政治，当好革命接班人。

那个时代全中国人被分为以下三类：

“红五类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社会上对某些人的称呼，先是指履历表上出身填写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一群人，后来也泛化到指称他们的子女为红五类。

黑五类是在文革时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有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合称地富反坏右，与红五类相对。是中国共产党前三十年统治下的政治贱民阶层

麻五类是指是统指红黑五类之外的所有家庭成分。这里列举一些，譬如：小商，小贩，小土地出租，工商业者，自由职业，城市贫民，教师，医生不一而足”。（来自百度百科）

文革开始时先是打老师。姐姐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周老师是个女老师，她到我家家访时我见过她，感觉长得比较漂亮，穿着打扮很有气质。姐姐班上的红卫兵头目是省里某厅长的儿子，周老师对此人一直很喜欢很重视，让他当干部，对他很偏爱，可运动一开始，这小子第一个带头打周老师。姐姐对此极度反感。以后运动进一步深入，不但打老师还开始打学生了。

有一天，班里的红卫兵们集会，批斗出身不好的同学。那个厅长的儿子，把一个所谓出身不好的女同学叫出来，站到全部同学面前批斗，要求她和父亲划清界限，揭发父亲的问题，而所谓的问题就是她父亲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经集体参加过三青团。那个被批斗女生有所不服，顶了厅长儿子几句，厅长儿子与其他几个男生就拿起皮带抽打那个女生，姐姐大声制止，高喊不准打人，他们才停下手来。当晚从学校回家后，姐姐直奔被打的女生家里去安慰她，那晚那个女生一直在哭泣，姐姐对那个女生说，我与他们决裂，不跟他们玩了，我和你们一边。从此开始，姐姐退出了那个成员都为红五类的老红卫兵组织，和这个女生以及班上另外几个出身不好受压的女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姐姐班上的那些红五类同学们，为此一直视姐姐为红五类的叛徒。

姐姐从此与这几个当时的黑五类麻五类女生成了一辈子至今的好朋友，她们下乡当知青自愿组合一起成立一个知青户。我家1973年搬家回昆明时，当年被打那个女生的男朋友还专门到我家来帮助打包托运行李。我家从成都搬回昆明后，我姐一直和她们保持密切联系。她们虽然比我大3、4岁，但因为她们和姐姐来往密切，常到我家玩，我也到姐姐那个知青点去玩过一个暑假，和她们也很熟悉。2008年我回成都时，首先见的不是我的同学朋友，而是姐姐的这些同学。他们那一伙知青户里的一个男生，已经成了成都一个小有名气的私企老板，我先去参观那个私企，然后他们请我吃饭，吃完饭后我们一起在百花潭公园里的一个茶馆里喝茶聊天非常开心。去年姐姐那个当了私企老板的同学来访洛杉矶，我安排他们夫妻的吃住行，几乎每天都在我家吃晚饭。

一个很有意思的后续故事是，当年那个在全班批斗会上被打的女生以后当了儿科医生。有一天她门诊时接待了一个由爸爸带着来看病的小孩子，而那个爸爸就是当年用皮带抽打她的男同学，那个厅长的儿子。她带着口罩，他没有认出她来，但她认出他了，心里很感叹，然后就摘下口罩，他认出了她，吓了一大跳，她接着平静地对他说，放心吧，我会尽到我的责任好好给孩子看病。姐姐成都中学班上同学现在都有聚会，过去的事大家都不计较了，连周老师也原谅了那个爸爸是厅长带头打老师的男同学，但是当年受过迫害歧视以后也与姐姐站在一起的一个同学始终没有原谅那些打人的人，她说她永不原谅。

当年我和妹妹们都觉得很奇怪，姐姐从来不与我们院子里的干部子女交往，在学校尽是和街上的娃儿裹到一起，她学校里结交为朋友的同学没有一个大院里的干部子女。以后知道文革初期她挺身而出反对打同学，进而当了红五类叛徒的事，逐渐地对姐姐开始佩服起来。那个时代的红色教育是绝对的洗脑教育，所谓洗脑，就是绝对的只能听一种声音一种宣传，那就是红色革命思想。在那样的环境下，每个人很容易就成了红色革命阶级斗争思想的忠实信徒。可另一方面，人性的力量也是很大的，并不是每个接受了红色革命思想的人都会把自己的人性给湮滅掉，这一点在姐姐身上非常明显。姐姐绝对信奉红色革命理念，可关键时候她身上的人性的力量和价值还是压倒了那一套红色革命理念。

有些事是需要好好思考琢磨，才知道对错的，有些事对错则非常简单：平时教你的老师，就因为她是老师，莫名其妙就成了在教育战线搞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成了阶级敌人，就要被打倒批斗加以侮辱？这种做法的对错不清楚吗？平时一个班上学习相处的15、6岁的同学，还是女同学，不了解她是个怎样的人吗？就因为她父亲以前集体参加过三青团，就要把她当作阶级敌人来批斗，还要皮带抽打，这种事的对错需要用脑袋去想吗？我想姐姐就是人性本能善的一面的一种爆发，那种本能爆发抗拒住了红色宣传中的阶级仇恨教育，所以才会敢于反那个时代的大潮流，站到了被压迫被侮辱的弱势群体一边，而那些文革中疯狂打人者，其打人原因，有红色革命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但也和他们人性中本来就具有的恶的丑陋一面的大爆发有关。

我姐姐真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