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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激发民族意识建构民族国家，对于开展对外掠夺，完成资本积累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但是，完成了资本的积累过程，特别是 到了工业革命之后，民族国家的局限性也就逐渐暴露出来了。英国退欧与土耳其政变就是这个问题的最新体现。通过社会主义超越民族主义这一“中国道路”，显示 出了较之重建文化圈的“欧盟道路”和通过西方化建构民族国家的凯末尔主义道路的巨大优越性。】
从中世纪晚期开始，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民族国家”取代“文化圈”的新趋势。1913年，斯大林在其著名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 题》一文中指出：“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 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西欧各民族形成的 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法兰西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
但是，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史学界，普遍不承认斯大林的观点。西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文化圈一直延续到了十八世纪晚期工业革命之前，甚至还有一些历史学 家认为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中国的史学家则往往把民族国家视为19世纪至今的具有政治正确的东西，如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就认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 自决作为19世纪以来通行世界的‘公理’，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对通行于东亚两千余年的‘华夷秩序’一一东亚地区的传统国际关系 模式进行反思和再认识。它要求研究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摒弃成见，客观地分析‘华夷秩序’形成过程中有哪些要素代表了东亚民族和政权间的自觉自愿，又有哪些 成分曾经并将继续成为危害东亚国际关系的毒素。”
实际上，文化圈与民族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范畴。在文化圈的范畴中，突出了文化的概念，而民族的概念并不明显。比如说，在中国古代的华夏文化圈里 面，基本的华夷观念并不是基于所谓血缘或者地域上的认同，而是文化上的认同。如果一个华夏人跑到所谓的“夷狄”地区，并且接受了所谓“夷狄”的文化，那么 一般就不再视其为华夏人，而视其为“夷狄”。同样，“夷狄”如果接受了中原文化，就视其为华夏人。这种观念与后来文化圈瓦解之后产生的民族国家概念，是完 全不同的。比如说，在民族国家的体制下，即使一个日本人接受了中国的文化，他仍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因为是两种不同的体制与概念，所以在中世纪后期民族 国家逐渐兴起之后，文化圈也就逐渐消亡了。
不过，斯大林的观点确实有简单化的倾向，因为，无论英吉利、法兰西还是德意志、意大利，没有哪个国家是只有一个民族的。斯大林本人也承认了爱尔兰的 “例外”：“处于这一过程以外的爱尔兰并不能改变总的情景。”其对民族国家产生原因的解释也过于单一化，如果说西欧“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就形成了 民族和民族国家，那么在本来封建割据就不明显的中国，还怎么产生民族和民族国家呢。显然，这一理论缺乏普遍适用性。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从文化圈到民族国家的转变根本上说仍然是经济利益和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从中世纪后期开始，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所谓的市 民或者形成中的资产阶级，追逐利益的欲望越来越巨大。与此同时，传统的、宗教的、文化上的对不择手段追逐利益束缚逐渐显示出来，文化圈的体制已经不再适合 历史的需要。于是，资产阶级就人为构建出来了民族国家。所以，民族国家并不是天然形成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
例如，在16世纪，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所支持的以德雷克船长为代表的海盗大肆掠夺西班牙人的船只。这就体现了民族国家取代文化圈的必要性。因为 在文化圈体制下，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是基督徒，都属于上帝的子民，虽然不能消除劫掠，比如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就劫掠了同属基督徒的拜占廷帝国，但是这种劫 掠毕竟是缺乏合法性的，无法像伊丽莎白一世一样光明正大地把海盗当作一种崇高的事业。而只有通过民族国家的形成，自我认同英国与西班牙是完全不同的民族国 家，再去进行海盗式的掠夺行为和财富的积累，才能没有任何顾忌与束缚。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在与此差不多的年代，中国也出现了倭寇的现象。“倭寇”其实并 不全是日本人，相反，明代后期的“倭寇”大约有十分之七是中国人。然而，这些中国人却不再自视为中国人，反而自视为日本人。这也是因为在民族国家的体制 下，中国与日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国家，即使是中国人，只要打出日本人的旗帜，再去掠夺时也就具备了较之前更多的合法性。而在唐代那种东亚一体的文化圈 体制之下，对外掠夺也是存在的，但毕竟掠夺同一文化的子民多多少少会受到束缚，倭寇也就很难发展起来。因此，民族国家取代文化圈对形成中的资产阶级来说是 非常必要的。
民族国家取代文化圈还有一个直接的推动力，那就是蒙古人的崛起。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一方面，蒙古人打破了文化圈之间的界限。他们的扩张使得中华文化 圈和欧洲——西亚文化圈（包括欧洲亚文化圈和西亚伊斯兰亚文化圈两个亚文化圈）这两个中世纪前期最为发达的文化圈走向了崩塌。另一方面，蒙古人在淡化文化 意识的同时，突出了民族意识的建构。比如说，元朝就实行了以四等人制为代表的民族分化政策。四等人并不是天然形成的传统的延续，像南人和汉人在传统上并没 有太大的差异，而是人为的建构。蒙古贵族希望通过民族分化加深民族间的隔阂巩固其统治。而这种统治手段其实也为各地区形成中的资产阶级提供了一种示范。所 以，基于古老部族国家的民族建构并没有随着蒙古人扩张的退潮而走向衰亡，相反地在新的形势下逐渐得到了更为普及的发展。总之，所谓民族国家，不过是形成中的资产阶级采用了古老部族国家的方式，在为自己的掠夺提供合法性依据而已。
但是，民族国家也和古老的部族国家不完全相同。在古老的部族体制之下，血缘关系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而民族国家不是这样的。血缘关系很难改变，民族 却可以基于利益而重新确立。比如，美国人很多是英国人的后裔，如果继续英吉利人的民族认同，那么，他们独立就成了分裂国家，就没有了合法性。于是，想摆脱 英国统治自己积累财富的当地富豪便可以打出美利坚民族已经形成的旗帜，进而脱离英国也就具备了合法性。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人为建构成分较大，既非基于血 缘也非基于文化，主要是基于人的利益，准确的说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从文化圈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中，中国和西亚与西欧出现了不同的状况。西欧是各地区逐渐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进而当地人利于传统的地域情感差异转化为民 族国家，因此这一人为的建构过程比较顺利。而中国与西亚在中世纪后期却逐渐出现了新的事态——都面临着比较落后的少数部族的统治。中国在明代从朱元璋的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已经出现了民族意识觉醒的趋势，但这一趋势却在清代被打断了。因为清代是少数部族建立起来的政 权，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不可能通过鼓励能引发满汉对立的民族意识来实现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清代大体同时，统治西亚北非大部分地区的奥斯曼土耳其 帝国也是占人口少数且比较落后的土耳其人，去统治占占人口多数的较为发达的阿拉伯人，所以也不可能通过激发民族意识，实现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从文化圈 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中，中国与西亚并没有实现西欧式的顺利的转变。
通过激发民族意识建构民族国家，对于开展对外掠夺，完成资本积累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也正是因为中国没有迅速实现民族国家的建构，资本的积累方面也就逐渐被西方甩开了。但是，完成了资本的积累过程，特别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民族国家的局限性也就逐渐暴露出来了。正 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 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是，进入工业时代以后，对于工业经济下的人口规模有了新的要求：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加强，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生产 的分工越来越精细，掌握工业技术的人口规模也不断扩大。像欧洲一些较早完成民族国家转型的国家，比如英国只有较少的人口和地域，难以支撑进一步的发展。所 以英国在工业革命完成的同时，也是衰败的开始。
到了今天，欧洲这些民族国家的问题更加突出了。二战以后，欧洲人意识到了民族国家的狭隘性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阻碍作用，力图重建文化圈，并建立了欧盟。但是，这种从中世纪晚期就逐渐构建出来的民族观念已经很难打破了。比 如前不久才发生的英国退欧事件。用文化圈和民族国家两个不同的视角，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将英国视为单一民族国家，英国做为欧洲边缘的岛国，欧洲发展 未必对英国的长远有利，反而可能使英国进一步边缘化。而如果把欧洲亚文化圈视为一个整体来看，显然英国留在欧盟比较有利。因为英国留在欧盟对于欧洲整体发 展和国际竞争有利，并最终反馈到英国自身。这样，今天的民族国家实际上已经成为阻碍欧洲发展的一大障碍。欧洲史学界之所以非常重视文化圈的作用，并且认为文化圈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大概也是这种现实政治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与西亚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文化圈的外壳，虽然没能顺利地、迅速地实现从文化圈到民族国家的转变，在工业化中慢了一步，但若从长 时段的国际竞争上来看，反而是一种有利因素。但是，保留了这种外壳，并不等于说中国和西亚就能够顺利地实现在文化圈基础上转变为现代国家。因为随着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的扩张，这些地区必然兴起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中国和西亚同样面临着文化圈破碎的问题。中国处理得相对较好些，在二十世纪通过共产主 义这种新的、统一的、阶级而非民族的意识形态，整合了各地区人民，使得中国保存了相对统一的版图。而西亚则比较糟糕，在二十世纪初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 瓦解，尤其是凯末尔实行通过西方化建构民族国家的政策之后，把联系西亚伊斯兰教亚文化圈的纽带——包括苏丹和哈里发制度等——都一一废除掉了。这导致整个 西亚北非地区进入一种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实际上对土耳其自身的长远发展也是不利的。在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拼命想要融入欧洲，但是欧洲方面并不太欢迎。 比如，土耳其一直想加入欧盟，却不断遭到欧洲方面的反对和阻挠，直到今天也没有成功加入。因为欧盟很大是建立在希望能够实现欧洲亚文化圈的重建这一预期上 的，而土耳其的入盟显然不利于这种重建。同时，土耳其相对于欧洲的小国来说总归是比较大的国家，欧盟的主导国家法国、德国等将其视为了竞争对手。另一方 面，由于土耳其削尖了脑袋一直想挤进欧洲，在亚洲的传统权威有所下降，比如原先通过苏丹和哈里发制度建立起来的在阿拉伯世界巨大的影响力几乎荡然无存了。 这样一来，土耳其就陷入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处境。
前不久，土耳其发生了一次失败的政变。有人认为，是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军人发动了政变，最终以失败告终，遭到清洗。有人认为是伊斯 兰神权主义的另一派居兰运动发动的政变，凯末尔主义早在政变前的军队中就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不管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政变失败都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通过西 方化建构民族国家的凯末尔主义已经走向终结，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当然，这不意味着重返伊斯兰神权主义统治就是正确的。但不管怎么说，在 领导土耳其实现长远发展，以及摆脱西方控制方面，凯末尔主义并不是一条较好的途径。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后到苏联解体期间，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激烈较量的夹缝 中，凯末尔主义还有存在的空间，那么在后冷战时代，这种发展道路越来越受到西方国家的挤压，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可行性了。
不过，在工业革命以后，民族主义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这体现在不发达地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促进民族独立和捍卫国家主权方面。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凯末尔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 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 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这本书里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般说来 书中的观点是对的，只有像上面所说的个别地方需要做一些补充。”“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却 不喜欢，因为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是摆脱了它们的控制而取得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中立也就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 国家的这种中立的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看，突出民族认同的差异性，尤其是在国 家内部突出民族主义，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只能加剧民族间的隔阂。
那么，如何消除民族主义带来的民族隔阂呢？还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里的阶级观念。马克思主义提出“工人阶级没有祖国”一说，实际上主要不是一种“实 然”的状态，更多的是一种“应然”的状态。《共产党宣言》中的原话是：“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 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 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人对人的剥 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即只有打破阶级的差异才能消除民族的隔阂，新中 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50年代末达赖集团叛乱时，尽管达赖在宗教上、文化上、民族观念上占有巨大的优势，但终究抵挡不住阶级的巨大力量。通过社会主义超越民族主义这一“中国道路”，显示出了较之重建文化圈的“欧盟道路”和通过西方化建构民族国家的凯末尔主义道路的巨大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