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围城，应该从1948年四平街被中共共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3月15日算起。到5月23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10月19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50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80到120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17万人。饿死的人数从10万到65万，取其中，就是30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龙应台在所著《大江大海1949》中认为，饿死人数确实有60万左右

1948年中共进攻长春，采取的是“围城困死”战术。5月30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中共军队除在长春城外拉起几道封锁线，严查过往行人、车辆，封堵粮食进城外。当时的长春有人口60万，部队5万多，为了更长久地固守，守长春的郑洞国将军要平民离城。而共军却严禁城内百姓外出。不过有一种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带出一支步枪或者机枪的予以放行。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这是为了鼓励国民党军人投诚。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即老百姓挨饿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

进入7月，长春吃的问题，愈来愈为严重，守城部队，也以黄豆和豆饼作为主食，市内也有人因饥饿而死。于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东西，不准随意搬动，由市府统一分配，而当时可以用作为食物的主要东西，则是造酒的曲子和豆饼。虽然酒曲并不好吃，但市民们仍然排队领取配给。8月间，街头已有了弃尸，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尸体，然后人再杀狗，以狗肉充饥。那是当时的珍品。在无法忍受的情形下，人们潮水般涌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国军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许多人向前冲，共匪就用机枪扫射，想回城国军也不准许，于是留在洪熙街地区的近十万市民，形成了一个人吃人的世界。

从市区出来，带着少许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人抢光，老弱妇孺，常被人践踏而死。当时的情势是先出市区的人，抢后出市区人的东西吃。不过也有少数人，爬出洪熙街的铁丝网，突破共匪的封锁线，逃得一命。另外则是共军谍报人员，向持有黄金的人，售卖“窝窝头”，难民们用一个金戒子，可以向匪特买两个窝窝头；一两黄金，可以买五个窝窝头。但当囊中金尽时，也就临近死期。有极少数的人，从大劫数中，保住一条性命，当时从洪熙街爬出的作家王光逖，便写了一篇“爬、爬、爬、爬出了长春”，给北平《益世报》，读来一字一泪。王光逖也由于那篇文章，而被《益世报》聘为记者。

围困长春3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着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林彪还说：“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敌现进行恶毒宣传，我欲困死长春人民。”于是林彪提出：“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赶出市民之阴谋”。此报告于1948年9月9日上报给毛泽东。但是毛对此没有回音。

林彪在9月11日以东北野战军首长的名义电令围困长春的军事首长肖劲光、肖华：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未能实行，原因只可能是毛否决了它。只有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难民回忆道：“我们家是九月十六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携枪逃亡的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

由于共军严禁老百姓出城，早已断粮的长春，变成一座死城，饿殍之城，白骨之城。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送到口中。再没有别的吃的，就是等死，或者人吃人了。国民党“战犯”段克文在《战犯回忆》说，一天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蜂拥抢购。段克文带人去查看，卖的竟然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去毙了。但杀了一个杀不了俩，人吃人还再蔓延。

随时随地都会有人倒地而死。死人最多是洪熙街和二道河子，都是十室九空。炕上，地下，门口，路边，到处都是白花花的骨头架子。长春满城百姓没有人家不饿死人的。

但也有人只是被饿昏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但上哪找这样的米汤呢？国军的粮食也吃完了。国军能够做的，也仅仅是组织收尸队，24小时在马路上捡尸首。一边把尸体往车上扔，一边说“喂狗”。那时狗都吃人，长得膘肥体壮，而人再吃狗。

留在“卡空” 里的老百姓呢，活过来的人说，吃的是“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当时的长春市长记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九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他说：“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长春围困前有居民约60万，经过5个月的无情围困，至中共“解放”该城时，城中只剩下了17万人，减去逃走的，饿死了30多万人，实堪和“南京大屠杀”媲美了！参加围城的中共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就连当时一些被迫执行围城命令的士兵都问：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

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锁。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将说，利用饿死平民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在“若干城市采用”过。只是粟裕大将没有说是哪些城市。共军中校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饿死了15万；因这一部书，王震差点儿要毙了他。他本来就不敢在书里披露太多的实情，所以他所说的15万是缩小了的数字。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30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系，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较好，报道比较客观，日本人所说的数值是比较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