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了起诉书便意味着结了案,在看守所,也就是说你这顶犯人帽子己经不是戴与不戴的问题,而是戴多少年的问题。有关单位正在草拟判决书的同时,结了案的号码犯人还可以参加看守所内的某些劳动,参加劳动的号码,按“习俗”可以多吃一碗米饭。我肯定不会属于一般情况,虽然想吃这一碗米饭,只是从来没有得到过。

开庭后不久,似乎是结了案的49号(即本犯)又调进了11号监房,在我前些日子写的那篇《“叛国投敌”途中的点点滴滴》的文稿中,曾对寄押犯这个“业内人士”才懂的词汇作过解释,考虑到看过那篇东西的人不会很多,有必要再次说明,所谓寄押犯就是犯案当事人的户口或工作单位并不在当地,如我被天津市公安局抓捕,而管辖我的是在灌县修铁路的劳教队,我在天津看守所就算是那里的寄押犯;另一种情况是犯人在押解途中经过这里,犯人又不便住旅店,只好临时“寄存关押”在某看守所，这类犯人也叫寄押犯。按常规,寄押犯人一般不与本地犯人关在同一监房,可能有防止外地“反动病毒”(涉嫌生造词汇)传入本地的意思。

事后我分析,我关入11号监房很可能是一个误会,不然的话就是看守所需要关押的独居犯人太多,房间腾不出来,只好让寄押犯人和结了案的49号关在一起,所以才5天时间就将我另调了监房。

虽然只有5天,对一个独居关押了两年的人也是激动不已的,这5天就有两批共3名寄押犯人和我关在一起,其中有两个人还关了两天,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这两个都是从阿坝州先后逃跑出来的右派份子。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此前他俩并不认识。交谈中发现,我们的观点惊人的相似,年龄也不相上下,其中一个是阿坝州银行揪出来的右派,成都人,我对他的印象已不太深；另一位是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似乎在长春,记忆有点模糊)的中学教师,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怀着一份真诚,毕业时坚决要求到艰苦的地区去锻练自己,后来他如愿以偿地来到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一所中学里教数学。

他从小就爱上了天文学,对太空中的天王星海王星和各种星座了如指掌,除了天文书籍堆积如山之外,甚至还购置了小型天文望远镜,似乎是他的钱包丢失在某个星球上,半夜三更还对着望远镜在天空中东寻西觅。在学校某位领导的心目中,这似乎有点不务正业,在生活会上也转弯抹角的敲打了他两下,他当然有点情绪。

整风反右的鸣放阶段,他便向这位对天文学不恭不敬的校领导贴出一张因洋洋万言而引起轰动的大字报,他说：“现在想起来,我熬了一个通宵不就是写了一张有关银河系太阳系的科普文章,对那位校领导提的意见加起来还不到十句,说什么也不像向党进攻的大字报。”后来整风运动转为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加上他家庭出身不好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右派份子。最令他想不通的是学生中也有三五个天文爱好者(当然不排除受了他的影响而开始爱好天文的可能性),那年夏天,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间,他指着天空中的各种星座向这几位得意门生宣讲说 ,大熊星座像头熊,巨蟹星座像只大螃蟹,猎户星座像个拿着武器的猎人……。谁都不会想到,这个星座,不,这个拿着武器的猎人最后会演绎成在天空中拿着武器的反革命份子。批斗时说他妖言惑众,说他腐蚀下一代。他苦笑着叹息：“真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问题是提这些意见的人也都是些知书识理的中学教师：“唉,失去理性的人有时候比野兽还可怕”!他又一次苦笑着叹息。

反右后他俩受到的处理也都是留在机关监督劳动,干一些清扫厕所挑运点生活物资之类的杂活,那位银行干部才跑回成都三天,就被街道上的积极份子发现报案,把他弄到宁夏街四大监关了十多天;痴迷天文的那一位跑到武汉去投奔他的姐姐,姐姐姐夫一番劝说后给了他点钱带他到当地派出所投案自首。

他们在得知我的情况后对我十分关心,一般看守所对寄押犯人的管理也松懈一些,没有十分严格地搜身检查,那位天文爱好者竟带着一支金星牌自来水笔,这水笔用起来比蘸水笔不知好用多少倍,他可能看出了我的爱不释手,竟慷慨地要送给我,我那首长诗的袖珍版本就是用这支出墨纤细的笔抄成的。我得到一支梦寐以求的好笔,觉得没有理由获得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便执意要将我从天津穿回四川的那件厚棉衣送给他,在四川很难见到北方那种厚重的棉衣,而阿坝州是四川的高寒地带,虽然棉衣的样式难看一点,在棉布紧缺的年代,谁舍得用那么多棉花做一件棉衣。他穿上棉衣后又觉不安,又执意要送一件旧绒衣给我,他用东北人爽朗的口吻对我说：“你要是不要这件绒衣,我就把棉衣退给你”。我担心退到最后会失去这支能写出“微雕”小字的金笔,它对我简直太重要了,只好作了让步。

那位金融界的右兄送给我一根针和一团线,在看守所,这些都是无价之宝。

当我和这两位右兄右弟在友谊的温室中享受着生活的甘甜时 ,我却被押出这间令人怀念的监房,离开因为工作失误而让我偶然住进的寄押监房,去承受我应该承受的那份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