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中国的公务员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一直保持一种试图理解他们的行为的态度，以无恶感、亦无好感的视角来观察。

　　由于中国是一个有千年官本位传统的国度，各级官僚是许多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和地方经济成长方向的推动者。如果官员们开始大规模怠政，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的运行障碍，甚至是卡壳。

　　如何保持官僚体系的士气、廉洁、效率和忠诚，是自从秦始皇以来，中国统治者一直试图以各种模式解决的问题。

　　而与体制内的友人们小聚的时候，虽然他们碍于纪律不愿开口谈具体问题，但眉宇中的郁结和时常的叹气，似乎表达了他们的心境。

　　在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中，近来官员的自杀和非正常死亡案件几乎可以用层出不穷来形容。这些官员，无论层级，基本得不到广大民众的同情。只要官员自杀案一出现，在微博微信上各种调侃，如“被抑郁啦？”、“死了我一个保住一票人”等等，除了“亲戚或余悲”外，可谓“他人皆已歌”。

　　单在6月12日，广东就发生了半天内两名高官相继自杀的事件：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刘小华在家中上吊身亡，深圳盐田区保密局长肖碧波则是选择了坠桥。

　　在两个人的死讯中，媒体都特地提到了“家人告诉新华社，死者近期身体状态不好，精神较差”或者“家属指肖碧波生前患有抑郁症。”这几乎成为了官员自杀新闻的标准配词。

　　相隔一天之后，6月14日，被认出事是甘肃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负责人”的一名女干部坠楼身亡。官方媒体的报道也说有人“猜测死者跳楼可能是压力过大”。

　　尽管官方媒体对这些官员自杀事件惜墨如金，但是不妨碍网民通过履历的对比，将这些自杀的官员和正在查处的贪腐案件联系起来。

　　自从中共十八大以来，新领导人以铁腕治贪，加大了对官员体系的监察和巡查。据了解，中纪委系统中也进行了不小的换血。在书记王岐山的带领下，不断梳理官僚体系，“打虎、拍蝇”忙做一团。

　　这当然造成了官僚体系的巨大压力。自新领导层在2012年上台以来，自杀或者非自然死亡的官员有120人；比起2003-1012年期间的68人有显著的上升。

　　官员一旦被查，自认熬不过“双规”的种种，再加上中国目前的反腐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一旦官员自杀，棺材盖上后，腐败卷宗也盖上，纪委就不再追查，他的遗属就能保住这份用命换来的腐败资产，很自然的选择就是自我了断。

　　在严惩贪腐的运动中，当官的好处被压缩，风险则有不小的提高。

　　被查处后，除了贪腐的罪状外，官员“与女性有不正当关系”等等通奸细节也会曝光，其名誉和道德上也会遭到毁灭。

　　除了上面的压力外，下面的民愤也成为风险的一部分，出现“杨佳”式的人物冲进政府办公大楼以死抗争的潜在压力也令他们不安感大增，特别是拆迁办等和民众利益纠纷巨大的部门。

　　抱怨“理想太远，生活太近”的中国官僚系统的逐渐熄火，是中国经济逐渐熄火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少商界的朋友反映，他们打交道的政府部门的主管们都不愿意见客，就算见了客也不愿意做决定，有些干脆称病住院检查身体去。需要审批的项目、执照等等不少被束之高阁。

　　怠政风险

　　官僚机构的懒政怠政的势头，也引起了最高层的注意。

　　在5月份，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就针对干部队伍的怠政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认为这个问题“极为重要也十分紧迫”。而总理李克强干脆指出：“身在岗位不作为，拿着俸禄不干事，庸政懒政怠政，也是一种腐败。”

　　中国最高层对党员干部不敢担当的问题，除了苦口婆心地劝说和声色俱厉的警告外，急需推出一个新的、透明的激励和奖惩机制。

　　新的机制必须改革现有的干部考核选拔任用机制，认真考虑拓展中国公务员职级晋升通道，给中低层官员晋升的空间和希望；更实在的是，中国必须探讨如何建立健全稳定灵活的公务员薪酬激励机制，优化工资结构，不让工龄成为赚多赚少的最主要标准，建立以实绩考核为基础的弹性工资制，适度拉开薪酬距离。

　　在反腐的过程中，必须更加公开、透明、坚决。

　　其实，中国早就应该打破“人死就不查”的惯例，该查的就应该查下去，让民众清楚透明地得知事件真相，才有助于挽回中国民众对政府官僚日渐低落的信心。这肯定也有助于降低官员的自杀率和提高反腐效果。

　　在有千年官本位历史的中国，稳定官僚体系，令它有效运转一直是个难题。时至今日，如何重启官僚系统，以重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依旧是难题。（中国时事评论员、资深媒体人郑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