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卫视6月22日专访了美国在台协会（AIT）主席薄瑞光(Raymond F. Burghardt)大使。6月25日，美国之音中文网刊载了这次专访的视频及其文字稿全文的中文翻译。薄瑞光在这次专访中谈到了目前台海局势、美台关系等敏感议题，也回忆了当驻沪总领事时通过汪道涵影响江泽民。

AIT名义上是民间团体，实际上是美国国务院（即外交部）东亚与太平洋局的台湾事务处。AIT主席是荣誉性职务。薄瑞光的经历如下：

薄瑞光1945年5月27日生于纽约，1967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69年，进入美国国务院任外交官，曾任职于洪都拉斯、瓜地马拉、中国、香港、越南等地的美国外交机构。1990年，任驻韩副大使。1993年任驻菲律宾副大使。1997年，任驻沪总领事。1999年，任AIT台北办事处处长（实际上的美国驻台湾大使）。2001年，任驻越南大使。2004年退休，任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东西论坛主任。2006年，兼任AIT主席。通晓汉语、西班牙语、越南语、法语。

薄瑞光之前的AIT历任主席，还兼任执行理事（managing director）。AIT执行理事职位，是实际上的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局台湾事务处处长。现任（2014年起）执行理事是唐若文（Joseph R. Donovan Jr.），经历如下：

唐若文出生并成长于纽约州的高申（Goshen）。1973年毕业于乔治城大学，获得国际关系与事务学士学位。1992年入读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加州蒙特利）。次年毕业，获得国家安全研究硕士学位。本科毕业后成为维和志愿者，在韩国工作和生活两年。此后进入美国国务院任外交官，曾任职于驻韩大使馆、驻卡塔尔大使馆。此后任AIT政治部主管、驻日大使馆政治副领事、政治军事事务部主管、驻华大使馆政治部副主管、AIT高雄办事分处主管（实际上的美国驻高雄总领事）。2003年，任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局中国与蒙古事务处处长。2005年，任驻日副大使。2008年，任驻香港与澳门总领事。2009年，任美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局副助理国务卿（副局长）帮办。2011年，任美国国家防务大学国家战争学院副教授。2012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外交政策顾问。

AIT台北办事处是实际上的美国驻台湾大使馆，处长是实际上的美国驻台湾大使。现任（2015年起）AIT台北办事处长是梅健华（Kin W. Moy），经历如下：

梅健华1966年出生于英属香港，当年随父母移民美国。此后居住于纽约和明尼苏达。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其祖父在二十世纪初就从广东台山移民到芝加哥。其父出生于台山，后移民到香港。1966年，其父母举家移民到美国。梅建华1992年进入美国国务院任外交官，曾任职于驻华大使馆、驻韩大使馆、驻釜山领事馆。曾任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办公室执行秘书处特别助理、东亚与太平洋局中国与蒙古事务处科长、东南亚海洋处副处长、康多莉札•康迪•萊斯国务卿办公室执行秘书处主任、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办公室副行政秘书、东亚与太平洋局副助理国务卿。其外交官头衔是公使衔参赞。

薄瑞光在专访中谈到：

（1）蔡英文总统在就职讲话中“展现了相当的弹性。如果你对比她之前在华盛顿所做的表述，她往前又走了几步”。“坦白说，一些模糊性对两岸来说也很重要。”

（2）“我认为，北京和台北保持开放的心态，保持沟通是很重要的。”“如果两岸进行对话，如果他们有交流，这就意味着误传、误会、误判都可以避免。而缺乏沟通是陈水扁时期有时会令我们感到紧张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失去沟通很重要，我希望北京也理解这一点，愿意继续沟通。因为没有持续的沟通，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什么事情也都无法继续。”“我认为北京决定不再继续或者说暂停和台湾的对话是不幸的，正如我刚说的，沟通是很重要的。我相信海峡两岸的华人看起来依然有好办法来相互沟通，无论是不是公开的。我希望双方可以找到一些方式来继续沟通，我认为这很重要。”

（3）台海局势，“我们并不处在危机阶段”。

（4）“我们在军售、训练台湾军队以及为台湾军队提供咨询方面的决定，并不是基于每年发生的事件而定的，而是基于非常广泛和长期的美台军事互动，基于对台湾长期的需求的分析。并不只是回应当下发生的事情。”

（5）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台湾要怎么参与呢？就像我刚说的，台湾是我们很重要的贸易伙伴，改善我们和台湾的贸易关系。台湾是亚洲制造业供给链上很重要的一环，我们跟台湾商讨的很多议题都跟贸易问题、贸易政策相关，这些都会帮助“亚太再平衡战略”。我还要说一点，维持台海稳定。维持稳定有很多方面，包括保持威慑能力，所有这些都包括在台湾的角色当中。如果你要说台湾在帮助我们实现在亚太地区的整体目标——也就是一个稳定、富有成效和繁荣的亚太——当中扮有某种角色，那我会说，台湾的角色之一就是维持台海和平。】

（6）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我们对台湾没有具体要求。我们期待相关的各方能一起和平地解决这个问题，能避免可能加剧冲突的行为，澄清他们的声索是什么、不是什么。所有这些是各方都能做出的贡献，也包括台湾。”

（7）【我觉得记得一件事很重要，我觉得所有中国人也都知道，“九二共识”这一说法是直到2001年才开始被使用的，不，是2000年。马英九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苏起首次使用了这个说法，来描述1992年达成的这项共识。在那之前，在所有我和汪道涵还有辜振甫会面中，他们从没有管它叫“九二共识”，因为这名字不存在。辜振甫有时候会说“九二谅解”（1992 Understanding）。】

（8）【你知道，我们在1982年对台湾作出了承诺，我们做出了几项承诺，其中一条是我们不会在中间斡旋，也不会在同大陆谈判的问题上，用任何方式给台湾施压。我认为这些承诺是好的，我想这也是北京不会反对的承诺。再回到你刚提出的“九二共识”的问题，无论它是辜振甫口中的“九二谅解”或“九二共识”或其它说法，这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应该发表意见。两岸要用哪种形式来让他们能够对话，这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根植于台湾和大陆关系的历史和中国内战的历史，美国试图卷入谈判进程或者在到底用哪种形式的问题上发表意见是不合适的。】

（9）“我认为，应该大力称赞台湾人民发展了台湾的民主。台湾不仅经济发展了，政治上也进步了。我们不只是从自由选举上看出这一点，还有新闻自由，那些有时有些狂野、但却是自由的新闻媒体。他们的公民社会也在发展，不管是工会、女性组织、青年组织等各种各样的群体，在台湾，这些非政府组织，他们都是自由的，他们不需要隶属于某一个由党来控制的网络或者框架，他们可以自由的表达成员的观点。我觉得台湾应该为此感到自豪。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选举和就职是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这是判断是否拥有民主的终极测试。我们同样看到——也从国民党和民进党那里听到——政权交接是非常平稳的，当然也有一些矛盾，但是基本上是平稳的，卸任的政府配合，给新任政府介绍情况，共享文件与机密。这是对民主社会真正的测试，台湾进行得很好。这次比上次好，上次比上上次好，……”

（10）【有一件事对我们来说很独特，那就是汪道涵和江泽民有着非常亲近的关系。我们后来意识到如果我们想解决一个问题，就只要和汪道涵讲就可以了，其中包括了中国加入世贸的美中双边谈判，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的安排。当我们在和北京谈判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找汪道涵。我们达成共识后，他就说：“好，我去通天”。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说会去找江泽民。问题解决了，而北京的外交部从来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