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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带血选票 中国基层民主畸形现状
送交者:  2016年06月22日18:58:39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近思录:带血选票 中国基层民主畸形现状
 

 

 
多维新闻
乌坎,这个广东海滨小村落,只是中国大陆近60万个行政村中的普通一个。从2011年乌坎事件成为众所瞩目的群体事件,令各方至今难以打开死结。而今,事件更演变成为一场裹挟乌坎村内部的互相争吵、乌坎上下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对立,地方政府与境外媒体的正面冲突等等在内的大混战。
然而,这一“悲剧”其实也是中国目前在转型时期农村问题的一个缩影和写照。本文将试着讲述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具象化另外一个“乌坎”,去还原这一背景下更复杂的农村利益纠葛的现实在推动政治民主的想象而又无法用政治民主去完全解释的矛盾冲突。
畸形现状之一:腐败
乌坎之乱祸起土地被村委会私下变卖引起的公愤,其实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当下的农村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从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始,围绕集体企业、耕地宅基地转让、国家补贴的利益争夺不绝于耳。有人说,越是基层腐败黑幕越多。而笔者多年前走访的这一地处华北平原中部的农村便是如此。

“乌坎模式”带头人林祖恋身陷腐败危机 (图源:AFP/VCG)
河北省南部一个数千人的平原村,位于近代以来华北地区重要的棉花产区。
2000年初夏的一天,50多岁的该村村主任王义(化名)被一辆警车送回家。王某出身本村大姓,早年度过几年书,善于说话,人缘颇不错,于是多年以来一直在担任村委会的领导。不过,数月前,他突然被指贪污腐败,随即在一天傍晚被逮捕,据说拘押在县看守所多日。
20世纪80年代生产队瓦解,而随之村民自治委员会沿袭了当初生产大队的各种职能以及集体财产。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开始更为激烈地冲击这个传统的农业村,彼时集体财产面粉厂、砖窑厂、铸件厂、农机厂、村供销社地产等纷纷改头换换面,更换了主人……
然而,一直以来,除少数置身其中的实际参与者外,没人清楚其中的转让或者租借信息,更没人能清晰地说出这些集体财产变现多少,贡献财产收入多少,这自始至终都是一笔难以理清的糊涂账。彼时虽然中共在农村大力村务公开作为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然而在多数人的记忆中“形式只是形式”,少有村民会较真关注。
不止于此,90年代后期,官方启动号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村改造工程——“村村通”,包括公路、饮用水、电力、电话、互联网等项目,国家连续十余年斥资巨亿直接补贴至全国60万行政村。但是,这些几乎从未上过学的村民对国家政策曾经一无所知,对不知道何时已经划拨到村里的专项拨款更是从来只是道听途说。据事后常年担任该村会计的老汉称,这些钱不是被用来作为“三公”招待费挥霍,就是被经手人不明不白地瓜分一空,“差不多几十万总是有的吧”。
6年后,县领导决议拓展开发区范围,该村农田耕地正在被纳入规划之列。在农村,无论是宅基地和耕地都属于集体财产,使用权归村民个人,但一般不具有所有权和转让权。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狂飙,农村土地作为一种有价资产成为农村市场参与的最重要资源,也正是如此,土地征用成为最易于引爆农村利益纠纷乃至酿成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扩建开发区的细节起初由县政府出面主导推动,不涉及具体企业。然而,一如在全国发生的普遍境况,最终就征地补偿问题转化为村委会与企业的直接对接。但是,没有消息披露双方接洽的具体细节,也没有人征求被征地者的意见,是否存在可供选择的不同赔偿方案。“这是国家的土地,不是你们的,当然国家有权力收回来,”村委会继任者丢下一句话和每亩地两千多元人民币的补偿撒手而走。
没有明确的消息证明这其中存在任何的贪腐行为。最终,人们带着怀疑与观望的心态还是接受了村委会的赔偿条款。接着是一条工程浩大的高速公路征地项目,村委会如法炮制……
畸形现状之二:家族“揽权”
连任了41年的村委书记和村长,年轻的乌坎村民张建兴曾说“卡扎菲也才做了40年啊!” 乌坎背后还有几大宗族势力在农村的阴影,它一旦垄断权力以及权力背后的财产权,便必然制造不满。
在中国的农村,血缘和各种姻亲是一个永远无法绕开的因素。尽管这是一个多姓氏杂处的村落,但是彼此之间已经共同生活了若干世代,关系盘根错节,而宗族势力一旦与基层民主结合,甚至会发生一系列带血的惨剧。
2009年,距离上文提到的村庄不过数十公里的河北吴桥县在村官竞选过程中出了人命案,受害方一家人被惨遭“灭门”,成为中国式民主的悲哀。故事大约是这样的,该村周姓人家认为本村另一大姓程家长期“霸占”村领导职务,怀疑对方暗箱操作选举,于是将其举报到镇政府。此举激怒程家人,举报人一家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对方“灭门”。

乌坎村民学生游行要求释放林祖恋 (图源:Reuters/VCG)
这当然只是极端个案,但不容忽略家族势力在左右农村基层权力和利益分配的重要作用。一份在山东西部某村蹲点报告便称,在人口数量和结构上,全村九姓十二宗,最大三姓为冯姓(占22.3%)、谷姓(占16.9%)和王姓(占12.3%),其余宗姓票数均不超过7.9%,是典型的多强多弱型村庄。因为家族实力的分布不平衡,所以村干部一般都是从三个大姓中产生,而村民选举中的拉票也多是以三个大姓为主体所开展的一些活动。
评论说,某些农村宗族势力在争夺基层组织的领导权。一些农村的当家人在本村不是有势就是有钱,村民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或者是碍于面子才选举他们当村委会主任。这样一来,一些农村的基层组织选举变成了少数人的游戏。
当然,家族势力之间也会因为权力的分配出现内讧。
刘姓是文章开始提到的村庄的另一大姓,其中一支共有兄弟三人。长兄早年在集体企业铸件厂担任领导职务,在王某免职三年后的一次换届选举中宣布放弃铸件厂职务参选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凭借当年铸件厂见多识广的优势,在选前呼声最高。老二则早已在村委会任职多年,结交甚广,颇会来事,一直觊觎村委会主任之位。老三不关心,但对老二人品最是不齿。于是,兄弟三人实则形成两派。
2003年夏,大战开启。老大老二各执一党,为夺一张选票甚至在大街之上公开拳脚相加,一时成为当时兄弟阋墙的笑话。
更有甚者,据称老二私下散布消息,并向上级举报老大在接洽征地补偿问题时存在暗箱操作、私相授受等情节。老大听闻风声,一怒之下卧病不起,不久后便病逝。然而,老大老二两家就此势成水火,老死不相往来。
畸形现状之三:贿选
十八大之后,中国曝光了湖南衡阳和四川南充贿选案,震惊世人,而在更为缺乏民主监督机制的基层组织,贿选更是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存在。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村民在面对获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时,开始千方百计地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渠道进行“拉票”以谋求赢得选举。但是,为了取得在换届选举的稳定优势,对村领导大权趋之若鹜者如果无法完全以家族和熟人的关系纽带锁定胜局,那便唯有使用非常规手法了。

乌坎村民签名呼吁释放林祖恋 (图源:香港01)
“一张选票200元,到时候你投我就好”,这可能是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当然,中国幅员辽阔,从东部到西部,从南部到北部,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少则几颗香烟、一袋面粉,多则数百元不等的“好处费”往往便可以为候选人锁定一分胜算。
当然,钱财贿赂也并非唯一方法,在中国农村,这一相当封闭和社会关系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情感“贿赂”有可能是最廉价却也是最为有效的。
候选人常常带着对方的选票挨家挨户看着对方要求为自己投票,往往熟人之间磨不过面子,索性不做得罪人的事便选了他;而对于那些本来是小门小户的家族,则一通称兄道弟“套近乎”,然后或者一桌酒席,或者两三百的好处费便赢得对方“好感”……
当然,除贿选外,农村中“非正常”的选票获取方式还有很多,逼票着有之,骗票者有之, 公开抢票者甚至拳脚相加者亦有之。
三年一届,今年又是基层选举的年份。一名亲身经历今年换届选举的山东某镇领导慨叹,农村换届选举民主不民主?连选举的前提都不存在,何来真正的选举?一个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的选举,可能是选贤与能的吗?公开的利益勾兑、买卖票仓,这样的“民主选举”能平抑农村转型中的困境吗,尤其是对那些处于弱势的群体?我看,难!中国的民主进程也大可不必寄望过多这样的尝试。
 
(穆尧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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