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监的木门上有一个直径约20公分的圆孔,它实际上是一个窥视窗,窗上有一块活动木板,室内室外都可以用手指拨开它,如果关在黑监里的犯人想悄悄拨开它去盗窃一丝阳光,则属于乱说乱动的范畴,发现后必遭惩处。我的邻居,也是来自劳教队的右派份子付汝舟为此事戴上了脚钌(他虽然也从黑监活着出去,只是没活多久,便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在邛崃县南宝山劳改农场枪毙了)。因为从大监到小监要从大监的后门出来,这后门正对着1、2号黑监,看守兵过来查房,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两间房的动静,我和付汝舟首当其冲,如果打开了窥视窗,首先被逮着的必是我俩。

看守兵交接班倒是有点规律,但是提审犯人24小时都有可能,也就是说看守兵任何时间都可能进入小监,还是让黑监黑着吧。改革开放后我在一个刊物上读到一首诗,依稀记得题目叫《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如果当年这位诗人知道世界上有个地方叫作黑监,他那首诗也许就不会用这样一个题目。

我进入黑监的当晚,在明亮的灯光下,我仔细观察了我这间陋室。这个两平米左右的房间,“床”脚头放着尿桶,尿桶上方的墙壁上,不知是谁用墨笔画了一行行的横线,显然是纪录他关进黑监的天日,我数了数共计43道横线,第44天他到哪里去了?调到另一个监房或者执行了枪决,谁也不知道。

我发现在靠墙壁的门柱上,有用毛笔写着的文天祥的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写这字的位置十分巧妙,监门一打开,开过来的门必然会掩住门柱,自然便掩住了这两句诗。也就是除了关在里面的人, 从外面进来查看的人，就决不可能发现黑监里曾经有一个人用这两句诗来激励过自己。我却一眼就看出,这是密友杨应森的笔迹,难道他也在这间房里关过?

杨应森是岳池县农村人,出身贫寒,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右以前他在泸州军干校当射击教官,依稀记得是少尉军衔,划为右派后送了劳教,我和他同在一个中队一个大组一个班,平常他寡言少语,我逃跑前,他弟弟曾经从岳池乡下来看望他。有一天他曾邀我到他弟弟所住的房间里听他弟弟摆谈农村情况,谈到他的某些亲人饿死的惨状时,兄弟俩痛哭失声,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他身高1米6多一点,性格内向,对人诚恳,在班上人缘很好。全中队没有一个人比他的歌唱得更好,特别是那首名为“小河淌水”的云南民歌,甚至多年以后,只要在广播或电视里听见这首催人泪下的歌,我都会想起他的音容笑貌。

1961年9月24日我从劳教队逃跑,当时杨应森和我在同一个班组,而且我们关系不错,他当然知道我将采取的这一行动。我外逃时间不到两个月,想不到这短短几十天内他竟然会闯那么大的祸,乃至于不到30岁就被枪毙了。

我深感遗憾的只是,过去他是军事院校的射击教官,他决不会想到,他自己会成为他的学生的活靶,这难道不是一种残酷的讽刺吗?

此后我只是道听途说了一些有关他的事,不足为据,而如今我已年迈苍苍，且有家室之累，也不可能了解更多情况, 关于他的死，可能只有留待后人去评说了。其实评说不评说又有什么关系,不论是他是我,甚至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都不过是茫茫宇宙间的匆匆过客。唯一的愿望只是在活着的那一瞬间,活得像个人的样子就足之够矣。这既是最低标准,在某些特殊背景下还可能是最高境界。在正常情况下,它应该和人的生存权一样为世人所公认,何须付出代价。

                   空前绝后的“壮举”

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我和几群虱子的分分合合》的回忆文章,文中有一个段落对我在黑监里逮尽自已身上---特别是头上的虱子的“壮举”进行了自我吹嘘。如果这篇专门写看守所生活的文字不提这件事,那就有点不全面了,我只有冒着道德风险(涉嫌骗取稿费) ，转抄该文的四个有关段落,请允许我节约一点智商。

“在黑监里,我唯一可以在不违犯监规的前提下干的事也许就是逮虱子。我的耐心堪称一流,白天睡足觉,晚上在100W的强光照射下,对仅有的一套发着汗臭的内衣内裤进行拉网式的清剿,对每一个褶缝,每一处边角,甚至每一个针眼都一而再再而四地搜索,为时四十余天,亲手掐死大小虱子439只(不包括虱卵),享受到胜利者才能拥有的快感,在漫漫的黑暗中,调剂了寂寞无奈。

“也许是为了“花脑壳”有“用武之地”,六十年代灌县看守所的犯人都可以蓄留头发,以至於我也受到“花脑壳”的株连。因为留着头发就等于给虱子提供了生态环境自然保护区,我不可能拥有一面能欣赏自己狰狞面目的镜子,又怎么可能捕捉深藏在自己发丛中的虱子,更何况它们的个头甚至不会大于一粒芝麻。

“凡力所能及之处的虱子都被我逮光了,更显得百无聊赖。这时,只要看守兵拨开窥视窗视察我是否“健在”,我立即报告要求看报学习。这个“促进思想改造”的要求起码不算无理取闹,但从未得到恩准。直到某个吉日良辰,某位看守兵竟然从窥视窗里给我塞进一份八开小报,仔细一看,是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编印的一份《新生报》。顾名思义,这是专门提供给劳教份子以上,死刑犯以下极需获得新生的人等学习的“内部读物”。这份几十分钟就能看完的报纸,是我唯一能看到的文字,它具备着物以稀为贵的价值,我连续看了十多天。

“某夜,我坐在“床”上,用双膝托起这张报纸,正企图从字里行间找出点错别字或病句以提高我的文化素质。突然感到头皮发痒,我下意识地伸手到头上抓搔,忽听得报纸上“叭”的一响,在响声指引下,我眼睛一亮,赫然一个虱界的“相扑运动员”在报纸上蠕动。这一意外发现对我所作的贡献,决不会亚于牛顿看见苹果落地而后对人类作出的贡献。我无比激动地处死了“相扑运动员”,然后立即张开十指,狠狠地在发丛中抓搔,刹时刻出现的是“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惊心动魄,兴奋中将这批“失足者”送下了黄泉。此后的一段时日,我每天都多次如此这般地搔头消遣,到后来《新生报》上落下的虱子越来越少,个头也越来越小,估计发丛中最后一枚虱卵孵出的幼虱已被我擒杀,我才基本结束了这场扫荡,其间共歼敌虱一百四十四只。多年来,我一直为自己能灭尽自己头上的虱子而感到十分自豪,它也许是我这个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一生中,唯一干过的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并非我故意亵渎这崇高的词汇,确实一时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表达我当年的豪情壮志)。”

那时我也附庸风雅东施效颦学写打油诗一首,以庆祝这一胜利：

                           虱   子

                  你在我头上作威作福,像傲慢的“上级”。

                  你在我腋下蠕动奔忙,似保镖“贴起”。(注)

                     “上级”制造冤屈,“保镖”保持距离,

                  我掐死你,指甲上有血。

                          是我的血,

                          还是你的血?

                                      (注)贴起为四川方言,意为紧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