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胜今

前面写过不少比较略嫌严肃的话题，这里不妨来轻松一下，谈两件趣事。其中一件属于我的难友张谋；另外一件属于我本人。

以下是张谋的自述：

1944年，我在湖北恩施县实验小学读书。恩施是当时湖北省政府所在地，省政府主席是陈诚兼任第六战区司令，这里实际上是当时国民政府实际掌控的边界地区，因为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了武汉。

关于学校的生活我暂时不谈，我只想说当年同学的事。不知为什么,我对当年一起同路上学的一群小伙伴记忆得那样深刻,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同学许多都是名门子弟,例如著名作曲家江定仙的儿子(又好像是侄儿)江红生,起义将领韩浚的儿子韩乃义,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管喻宜萱的儿子管维拉,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上学放学我们有时要一路打打闹闹的走十华里左右,特别这位管维拉,他父亲是鼎鼎大名的美国康乃尔大学的棉花博士,当时是湖北农学院的院长（名字忘了）,母亲则是第一个将《康定情歌》唱得家喻户晓的管夫人。他家就住在农学院里,是我上学放学的必经之道,我甚至还几度到他家里去玩过,然而记忆有时也会犯下作弄人的无心之过,例如：

1992年,也就是和这些同学离开四十多年以后,那时我早已改正出狱。一次我到北京去工作,突然心血来潮地给中央音乐学院早已离休的喻院长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和她儿子是儿时的同学好朋友,很想和他见面,不知道他现在在那里?很快地老人家给了我回信,告诉我管维拉现在担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最近授了少将军衔,告诉了我维拉的地址和住宅电话,我高兴万分。星期天带着妻儿到公主坟海军大院去看他,在门卫室办完有关手续,一阵电话联系以后,这位管部长亲自到门口来接我们,因为他脸型轮廓留下很深的少年时代的痕迹,我一眼就将他认了出来,而他望着我的面部表情却是一片茫然，我想因为当年我个子矮小，如今是个接近一米八的大汉。

到得家中以后,我向他回忆了许多儿时的游伴,他却一个也记不起,使我异常失望，我鼓起如簧之舌滔滔不绝，他却毫无反应，使得我十分尴尬，几乎谈不下去了。幸亏好我想起了我们同学中有一个最漂亮的女孩,名叫彭启婉,她父亲是淞沪保卫战中赫赫有名的彭善中将,抗战胜利后,他在汉口担任武汉警备司令,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因是世交,便知道这女孩在家里的小名叫田田。我们这一群顽童显然属于老一代的“追星族”,都把这位彭启婉暗自定为自己的偶像，也就是共追之“星”。我们上学的路上,要经过小小的一汪泉水,特别清澈。不知是哪一位智商超群的顽童，为这汪泉水取了个名字叫田田水,在路过泉水时，我们众追星族都会自觉地俯身下去喝上几口,以表示我们对田田的忠心耿耿。谁知道另外还有一拨顽童，也是田田的崇拜者；他们在得知我们几个人的所作所为之后,不禁醋性大发,一天竟提早上学,先行在田田水里屙一泡尿。我们当然并不知水质已经发生变化,仍旧每人大喝几口，照表忠心不误，事后终于得知了这个恶作剧,气得我们几个捶胸顿足，恨不得找他们决斗。幸亏这泡尿激起了这位少将对于当年同甘共苦的回忆,一下子打开了他的脑子里的闸门，这才使我们在他夫人亲自操办的丰盛家宴上,能够频频举杯，笑逐颜开，而一扫开初时的尴尬。

常说“记忆也常常犯下些捉弄人的无心之过，”这里不妨顺便再举一例以证实此说不虚。此事也发生在1992年盛夏,我因公出差去到了苏州,那里也有我许多同学,只不过都是50年代在解放军军事院校里的同学。老同学间电话一通,有些比较熟的就见见面,交谈一些四十年间各自领教的酸甜苦辣。恰好有一位已在香港定居的老同学回苏州探亲,捎信来说他名叫张观仁,是我当年最好的朋友,并且一定要在苏州一家高档酒楼设宴欢聚。而我对张观仁三个字似乎有点印象,但我和他的交往却忘得一干二净,见面之后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回顾我和他交友的一些细节,又不厌其烦地追述我曾经给他摆过的龙门阵,这些龙门阵我一听便深信决非“盗版”,但还是无法唤回我那已在九霄云外的记忆；我看着他拿出信用卡签单的时候,脸上写满了遗憾，而我却找不到一句安慰他的言词。

因此,1992年以后,我再也没有寻找老朋友的勇气,我不能对自己和别人遭遇的尴尬无动于衷,因为像同饮一泡尿这样有趣而可恨的机率，实在是是太低太低了。

下面是我自己的故事， 不妨叫做“新版蒋干盗书”

中国凡粗识文字的莫不读过“三国演义”，都会知道在那次赤壁之战中，曹操派蒋干去劝说周瑜，反被周瑜设计，故意留假信让蒋干盗去，骗得曹操杀了两个水军头目。这段故事在京剧里呈现得十分精彩。

1970年左右，我当时在永川劳改总队，身份是留场就业，具体是在一个建筑队，我在前面曾经写过。我们队里当然各色人等齐全:新老反革命，三反时的所谓贪污犯，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个劳改总队历史悠久，关了一万多犯人，其中的名人据我所知有何应钦的妹妹，阎锡山的弟弟，右派当中还有个杨尚昆的堂侄儿。在我们的队，右派不是太多， 其中有一人叫蒋泽润，人特聪明，知识面广，口才好，比较活跃，也和我比较接近。

当时是文革中期，虽属劳改队，也办学习班，队上把他们认为问题多的人（多属文化较高的如右派之类）集中起来，参杂一些积极分子，学习文件，然后让每个人写交待材料。大工棚里把桌子排一长排，大家相邻而坐，各自写材料，不许交谈，串供。蒋泽润和我当然当然均在其中。

在劳改队多年，交待思想之事不知道做过多少遍了，我还是被认为是勇于或善于暴露思想的。不过在这个队里，有一位邹姓政府干部对我特好，他私下告诫我：“你交待那么多思想干嘛，你以为你暴露思想说明你老实? 你越交待，就越认为你有问题，你越吃亏。你千万不要再这样做了。”他使得我知道这种暴露思想，不过是供他们劳改干部立功的机会，对自己有害无益，所以我也就學得狡猾狡猾的了。不过，你总得要交待点什么才行，而且需要有点实质性的东西，鸡毛蒜皮的小事是过不了关的， 这使我犯了难。

这时候我想起了一桩事情。原来这位蒋泽润是未婚进了劳改队，如今40左右还是单身。那时候农村经济条件都很困难，像劳改队的就业人员，好歹有点工资，附近一些农村妇女还真愿意下嫁。例如我们建筑队一位搞设计的老敬，南部县人，娶的老婆还是个农村的共青团员。（我就是在有一次她来探亲，听她谈天中谈到在三年饥荒中，她们南部县的共青团员被抽调去支援雅安地区，她们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挨家挨户去埋死人，因为人死在家里，活着的人已经拖不出去。埋完人之后第二件事就是把带去的蚕豆种子（当地叫胡豆）种下去，因为这时候正是四川的小春季节。但是到半夜里，饥民们爬到地里把种子都挖出来吃掉了，等等。）

蒋在石工班同组有一个石匠，原来是个乡长，属历史反革命。他在家乡有个幺房侄女，20岁，成分不好，还没有结婚。他和蒋的关系不错，就商量好让侄女来队里探亲，实际是让蒋相亲。结果来了之后两人非常投缘。本来蒋是那种才子型的人物，颇有人缘；那女孩也规矩老实，眉清目秀的，两人都中意对方，愿意继续发展关系。一个星期过去那女孩回去和家里商量， 还需要大队公社什么的批准等等。不料接着来了一个什么严打运动之类的，突然宣布为了保证运动进行，暂时不准任何人同外界通信。这一下蒋着急了，因为他正需要和那女孩趁热打铁，加紧发展关系，这突然断了联系，简直急得像热锅上蚂蚁死的。我当然理解他人到中年，对于娶老婆的热切期望。恰好我在永川有个熟人，而且为工程的需要，我不时还可以下山到城里去。我就设法安排了让女孩通过我在永川的朋友和蒋联系，我成了带信人。当然一切都是瞒着队部领导暗中进行的。

现在我想这么件事情不过是有关婚姻问题，而且开始他们接触，队部也是知道的。但我安排秘密联系，总算是可大可小的一个事件，作为一项交待也算有点分量了。可是苦于无法和蒋商量统一口径，因为不准交谈。我考虑事情是我的主谋，该我交待，对他不至于有多大影响。

第二天就是学习班结束，召开批斗大会。没有想到会议一开始就把反改造分子蒋泽润楸出来，积极分子开始揭发批判他的所谓反改造言行，东拉西扯，雷声大雨点小的，而他的最严重的问题却就是这个“私设联络点”，好像座山雕似的，好大的罪名！当然那天的确是把他批得灰头土脸，不在话下；而对我却只字未提。

这事过去以后，慢慢我才听到蒋对人谈，说我董某这个人的确老谋深算，神机莫测。 怎么回事呢？因为当时他也为这问题是否要交待而迟疑不诀，因为不准互相交谈，无法和我串通。那天写交待材料的中午，规定全体人员都要伏在桌上午睡，他趁大家午睡之机，悄悄过来偸看了我在桌上的交待材料底稿，看见我没有写那个内容，所以他也就放心没有写上去，不料他却中了我的诡计，说明了我熟读三国，深知周瑜计谋之高，早已算定他这个蒋干必来偸看， 才害得他如此这般下场。其实这真是活天冤枉，我只不过是后来才想到了这件事，把它加了进去，纯属巧合，不料被他这个有心机的人套进三国演义的模子里去。好在那的确也不是什么大原则问题，不至于连累他遭受判刑之类的后果，并且始作俑者的确是我。这事的后果是他灰头土脸一阵子，我也就在右派当中揹了一阵子周瑜的黑锅，因为我也无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