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父亲节有奖征文

作者：起码货美国工科教授

　　开场白

　　很多人都说当今的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你想升官发财就一定要拼爹。美国中文网上的愤青愤老们天天都在咒骂现在的中国小留学生不求上进，都是啃老族。贫道向来就是逆向思维，一向对愤青愤老们呲之以鼻。请问当今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不拼爹？请问中国几千年来哪一个朝代的人不拼爹？同志们如果不信的话，请看四十多年前的一个拼爹的故事。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七十年代初，全国一片红，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贫道和全校同学一起下乡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六团。所谓的十六团，其实就是一个劳改农场。我们的先头部队到达时，劳改犯人的后勤队伍还没有完全撤离，相互之间有一个短暂的照面。套用一句苏州土话，我们和劳改犯是“前脚后脚”的关系。当然名称是不同的，劳改农场称大队，中队，小队，而我们称营，连，排。我们营部前面还有一个四层楼高的看管犯人用的岗楼。当时，国家给接受单位按照人数，每人发七百块安置费，因此我们的吃住条件很可能要比劳改犯好一些。

　　十六团团部所在地相当于一个农村集镇。办公室，大礼堂，小学，中学，银行，饭店，招待所，医院，工厂，基建队，运输队，农机站，水塔，百货店，酱油店，裁缝店，剃头店，皮匠店，照相馆等等一应俱全。原来在这里工作的除了少量的国家干部和国家职工以外，大部分是劳改犯或者刑满留场人员（场员），这批人全部转移到公安部管的洪泽湖劳改农场去了。双方交接时间紧迫，交接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照相馆就没有交接好，空关了半年多。我看到机会，就到团部后勤处去毛遂自荐，经过测试，我被调进了照相馆工作。

　　一个十几岁的乳臭未干的中学生怎么会有能力开照相馆呢？这个故事就象六月里冻死一头绵羊……说来话长了。父亲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抗战以前北平师范大学大化学系毕业。从幼儿园开始，父亲就给我灌输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个，父亲去上海南京路冠龙照相器材商店里给我们买了一个国产照相机，这个长江牌照相机是重庆某军工企业在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生产出来的，据说这是市场上对外供应的第一批国产35mm商品照相机。在父亲的指导下，我们兄弟俩在家里弄了一个简单的暗室，晚上我们用红纸头包的小电灯照明，开始学习冲洗照片了。

　　摄影是一门艺术。你要拍一张传世的艺术照片是极其困难的，可能一辈子也拍摄不出几张好的照片。但是在各种材料都准备好了，在有人指点的条件下，学习印放照片的基本技术，其实也就中学里的一节化学实验课所学习的内容，认真一点的中学生两个小时就能学会的。

　　据说，以前劳改农场的两位照相老师傅一个是反革命，另一个是特务。解放前他们在上海不同的照相馆学的生意。想想也真好笑，这两位照相老师傅所谓的劳动改造吃官司，其实就是换一个地方开照相馆。因为住房紧张，领导上安排我临时住在照相馆里面。我在照相馆里的第一天晚上就做了个莫明其妙的＂美梦＂。我梦见了劳改农场里新进来的一批戴着手拷，剃看光头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排着队让照相馆里的那两位穿着制服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拍登记照片。真的很有趣，同样是反革命，有的反革命要下大田，苦力的干活，有的反革命办公室里的干活。同样是知识青年，有的知青要下大田，苦力的干活，有的知青照相馆里的干活。父亲信仰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看起来还真的是很有道理的。

　　老头子

　　按照黄浦军校学员称蒋校长的习惯，我们兄弟两人在家称父亲为＂老头子＂。据老头子说，在北平师范大学全校师生也就是千把个，交际广一点的可以认识半个学校的同学。周小舟，姚依林，谷景生、彭德怀元帅夫人浦安修，林彪元帅的夫人叶群，都是老头子的同学。老头子也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毕业后就到山西阎锡山办的化工厂工作，去实现他科教兴国，实业救国的梦想。一年后，七七事变发生，他辞职回江苏。

　　“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国土遭沦亡， 尸骨成堆鲜血淌……＂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兼江苏省政府委员冷欣在宜兴成立了＂江苏省第五临时中学”，老头子就去五临中当了一名化学老师，该校后来迁到安徽广德，最后退到安徽屯溪。江苏全面沦陷后，国民政府江苏各县市分别流亡在安嶶，河南，苏北等地。各流亡政府完全党政一元化，县市党部书记长兼政府首长并兼学校校长。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苏南行署主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李寿雍先生兼任第五临时中学的负责人。在皖南山区，毒蚊横行，再加上缺医少药，老头子接连生了伤寒和疟疾，差一点要了命。出于无奈，只好辞职，回苏州日占区养病。李寿雍以为老头子抗日意志不坚定，自作主张的在第五临时中学操场上的布告板上发表了老头子兼任国民党江宁县县长的职务。当时的江宁县是汪伪政府的心脏地区，一个普通的中学化学老师，要人人没有，要槍槍没有，有条件去当这个七品芝麻官吗？李寿雍先生的这个近似儿戏的举动，在解放后的肃反运动中，差一点要了老头子的命。幸亏几个有地位的同学和同事后来证明，老头子的这个县长是挂名的，他离开皖南后，的确是回苏州养病的，并没有带人到南京郊区去和日本人打游击。否则，根据共产党的公安六条，当过伪县长的人肯定是历史反革命，送进劳改农场肯定是轻的，弄不好枪毙都是有份的。

　　文革时期，青年们的思想极度混乱，苏州造反的人分成支、踢两派, 真刀真枪的打仗。我同班同学里，就死了两个（路留宝同学和申亚蒙同学）。老头子从来没有正面训斥子女不许外出，而是用照相，围棋，象棋，小提琴等各种业余兴趣爱好，让子女远离政治，我们两兄弟两个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革中的逍遥派。苏州武斗进入最为严重的时期，城外支派把城里的踢派团团包围了起来。双方开枪开炮。一天中午老头子在胥门来远桥头的剃头店剃头，因为有城墙挡着，自认为比较安全。哪知道城外的支派在解放军的帮助下用小型迫击炮来了一个＂吊射＂，炮弹翻过城墙正好落在了来远桥的桥面上，吓得剃头店里的人调头就逃。当天夜里槍声密集。老头子叫大家睡在饭桌底下并把棉被，棉大衣，棉毛毯放在桌子上。

　　即使在这样的危急的情景之下，老头子还要不断增加我们的数理化知识。支派的迫击炮弹翻过城墙的轨迹叫做抛物线。子弹下落时的速度小于刚离开槍筒时的初速度。棉被放在饭桌上，虽然不足于阻挡子弹的直接命中，但是对付自由落体的流弹就足足有余了。从此以后，贫道就算是和"抛物线"，"自由落体"，"初速度"，"未速度，"加速度"，"阻力"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结下了一世的良缘。

　　桃花运

　　服务连是十六团全团人员最为复杂的一个连队。有临时请来的各行业的老师傅，有营长连长的太太， 有因各种技术特长的抽调过来的知青。甚至还有个别女劳改犯释放后，嫁给农场干部而留下的。服务连的工作大都在室内，用不到日晒雨淋。因此，大家都要走门路进服务连，哪怕在剃头店里做一个小剃头也比下田劳动要好啊！可以说，凡是到服务连的知青都是有点“门路”的。小小的服务连里面，全省各地的知青都有。

　　有一天下班后，照相馆里进来了一个女知青，人长得非常漂亮。她自我介绍说叫潘小红，是蔬菜班的战士，常州人。既然是同一个连队的，那么我们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了。苏州和常州属于同一个方言区，但是初次见面时，我们在语言上还是有一点障碍。谈着淡着，她问我知道不知道叶夫盖尼奥涅金。我老实的回答不知道。她看看谈不下去了，就告辞离开了。

　　过了几天，潘小红同志又来照相馆玩了，这次我仔细对她上下看了一遍。她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江南美女，鼻子边上还有一颗美人痣。看得出来，她从小的家庭环境相当优越，营养丰富，皮肤白里透红，身材发育良好，这一次她不和我谈叶夫盖尼了。她问我知道不知道项英？天地良心，你问中学里的那些数理化，我可能还知道一点，你问我张三李四这种东西我哪里知道啊！我反问她，项英是男的还是女的？也在我们服务连工作吗？潘小红听了哈哈大笑，她告诉我项英是新四军第一把手，见到过列宁的。她爸爸是安徽泾县的老红军，是项英的警卫员，现在常州的干休所里终身休养。＂老红军＂，＂干休所＂，＂终身休养＂这一连串的新名词听得我糊里糊涂的。当年我的知识面实在是太窄了，老红军怎么可能有这么漂亮的女儿呢？现在想想，为什么老红军就不能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呢？不过根据项英同志当年的地位，住在常州干休所里＂潘老红军＂，估计只可能是项英的警卫营里面的一名普通战士。

　　拼爹

　　我这个人一向不服输的。潘小红再次来照相馆时，我就化被动为主动，不能让她再来教育我了。我主动问她知道不知道陈望道？她老实承认不知道。我说陈望道是中国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项英看过的书还是陈望道翻译的，我还说我见过陈望道的。看得出来，这一次潘小红被我搞糊途了。我们俩人是不同世界里的人，她讲的我弄不懂，我讲的她也弄不懂。

　　那么，是不是我在吹牛呢？这倒并不是。抗战胜利后，李寿雍接任上海暨南大学校长。老头子凭了当年在皖南同甘共苦的经历，顺利成章的成了暨南大学化学教师，后来转调上海交大化学系。解放后院系调整，老头子到复旦大学当教授。我们兄弟两人住在苏州祖父母处。每隔一个星期，老头子就到苏州来看我们，寒假暑假我们就住在复旦大学第四宿舍。这个宿舍原来是日本军官宿舍，房间里的格局还是日本人留下的塔塔米式样的。当时的复旦大学有二十几个宿舍区，零碎分布在主校园的周围。宿舍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陈望道住在第一宿舍区，苏步青和他的日本太太住在第二宿舍区。我真的见到过陈望道的。

　　多次来照相馆后，我和潘小红同志相处得很熟悉了。记得我和她彻彻底底的拼过一次爹。她的常州干休所里的老红军爹是十二级高级干部。我的爹是高教五级，相当于行政十一级，人民币一百八十六块，工资比她爹高一级。老头子在学校里面吃小灶，困难时期国家每月对老头子都有少量油，花生，糖，细粮，豆制品，红枣等物资的＂特供＂。你潘老红军有吗？

　　一男一女两个知青下班以后，关起门来在照相馆暗室里面拼爹？万维网上的这一批色迷迷的左派右派以及“酱油党”的同志们可能又要想入非非了。这批人是不会明白当时的知青绝大部分都是非常纯洁的。男女知青即使是单独在一起，发生出轨事故的也是极少数。更何况照相馆当时又调来了一个徐州知青，六六届高中生，他也住在照相馆里。后来我知道潘小红在服务连混得并不愉快。她来照相馆是来散心和诉苦的。潘小红常州初中没毕业就下乡了，因为开后门单独到了十六团服务连，她和同班同学都分开了，落了单。她在服务连被抱团的苏州知青们欺负。

　　服务连蔬菜班副班长是一个董加耕时代的老知青，人称沈大姐，上海人。套用一句北京土话，这个人就是一个标准的＂事儿妈＂。她能说会道的，全团上下左右都有熟人。十六团历史上最最出名的一次捉奸行动就是沈大姐首先发现，首先向领导反映，并逐步组织人员按计划实施的。据说搞捉奸这个行业的人，生出来的儿子是没有屁眼的，不知沈大姐后来生的是女儿还是儿子？潘小红同志从小就娇生养，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她还有一点小姐脾气，怎么会卖姓沈大姐的帐？小红同志啊！你不明白你是单独一个人在服务连啊！你的同学同伴一个都不在你身边，你的爹在几百里以外的常州。中国俗话＂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要说你是项英的警卫战士的女儿，就是你项英自己的女儿来也不见得斗得过沈大姐。

　　沈大姐把一个苏州知青的开水票，偷偷的放在了潘小红的枕头底下，然后就造舆论说潘小红偷开水票。当时十六团可以印发自己的粮票的，但是开水票是服务连里印的，谁也没有把开水票当一会事，不要说没有偷，就是偷了也算不上＂偷窃有价证券＂。沈大姐的这种动作深得中国的酱缸文化的真传。你想打倒一个人，先要把她的名气搞臭。你要打倒庄则栋，你就要让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娘娘半夜来电话。＂你要打倒潘小红，你也要来一点酱缸文化。

　　开水票事件发生之后，蔬菜班里的知青们慢慢疏远了潘小红。当沈大姐打听到她常来照相馆找我这个重大情报以后，沈大姐居然有本领教唆服务连的十几个小孩成批的跟在我后面用当地的土话到处乱叫＂潘小红，潘小红” ，搞得我又气又好笑。这些小孩都是团级，营级干部的子女，我敢打他们一下吗？简直是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没有几天时间，陆副连长来照相馆调查情况了，她态度和蔼的劝我说不应该和潘小红谈恋爱。淡恋爱？和谁淡恋爱？搞得我莫明其妙，一头雾水的。第二天，我把陆副连长的话向潘小红转达了，气得她当场哭了出来。她把沈大姐的妈妈和奶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彻底的痛骂了一遍，搁下了一句狠话＂她妈的，这十六团我不要呆下去了＂。 她马上就给老红军的爹和他爹的老战友写了信，一个月不到，她就调到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大工厂去了。记得她到达后还给我来过信，她的工厂好像是在马鞍山十七冶附近的长江边上。自从潘小红第一次来照相馆，直到到她调离十六团也就是三个月的光景，这一段故事前后经历的时间肯定没有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的时间长。

　　可怜天下父母心

　　潘小红同志调离农场以后，我在照相馆里，倒是安静的工作了二，三年。在这其间，除了对外营业拍一般风景照以外。重大事件的照片也拍过好几次。记得一共拍过七个死人，有喝农药自杀的老知青，有淹死的，最为可怕的是一个在海滩边上骑自行被雷劈死的当地农民。也拍过大干快上，挖河工的宣传照，还拍过小学校里的一张反动标语。更拍过李副团长主持的两次批斗知青的大会，一直拍到李副团长自己戴上手拷被人批斗为止。

　　在照相馆的这几年其间里，我和老头子常常通信。我告诉过他潘小红的故事，我也和老头子讨论过调离农场的事情。当时我老头子在内地某大学当化学教授。为什么到内地去的呢？肃反运动以后，老头子被挂名江宁县长的问题吓坏了，平时不怎么开口，结果坏事反而变成了好事，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就不是右派分子了。右派分子多少要有点右派言论吧，老头子根本就没有言论，你能拿他怎么办？这倒是应了一句苏州土话，＂洋盘不开口，仙人难下手＂。

　　大跃进时期，我党在中南地区新成立了建国以来我国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省委和教育部都很重视，校长由省长兼任，杜重远的儿子仼副校长。杜重远先生是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人物之一，后来和毛泽民一样被盛世才杀害的。教育部从全国各地抽调师资力量，复旦大学杨西光正好把不是右派分子的老头子抽調了過去。從通知到出發只有幾個星期的時間，行动完全军事化，我们兄弟两个和祖父祖母都没有来得及随老头子一起搬过去。不知是为了安慰笼络老头子，还是为复旦大学争光，组织上把老头子的从高教六級调升到高教五級，还让他当上了当地的政协委員，我去时还看到过一本又一本的内部的政协文史資料。

　　想当年，老教授，老知识分子并不值多少钱的。不把你们当成牛鬼蛇神来批斗已经是很给你们面子了，能够开个平反会，再把扣掉的工资补发给你们，那简直是大大抬举你们了！据说全中国的老教授在平反，补发工资大会上激动得中风的心肌梗塞的有十几个。老头子一切看得很淡。你们想要扣工资，那你们随便扣。你们愿意补发，他也没有意见，你不补，我不要，你䃼得出来，他拿得进去，一切都很心安理得，一点都不激动。

　　老头子䃼到了四千多块工资以后，没有高喊文化大革命万岁，也没有高唱千好万好社会主义好，却悄悄的来到了来农场。他凭了三寸不烂之舌，农场上下到处乱跑。我对他讲，人家潘小红的爹有老战友的，你农场里一个人也不认识，你这是拉什么关系？老头子说＂没有路要找路，没有洞要打洞＂。后来和军务股某个负责人搭上了关系。对方表示只要我们在外面找到路子，十六团随时可以放人，决不找任何麻烦。记得我还悄悄的送了一个小提琴给这个负责人的儿子。我离开了十六团后，我的一个堂妹因故想调到十六团，只要去军务股一句话，马上就调到十六团了。

　　父亲节

　　九十年代初，我回国探亲。有一次上海到无锡的火车上，坐在我对面的是穿军便服的母女俩，那个女青年长得很漂亮，很象潘小红。她很健谈，她叫汤燕。文革初期十三岁就参军了，大学招生以后，她就进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开放后，她就出国留学去了日本。中国的潮流是什么，汤燕同志就有什么。中国的每一样好事都有汤燕的份。我从美国回去探亲，她从日本回来探亲，双方谈得很投机。现在查了一下当时的历史，六七年陶勇被害死在东海舰队招待所后院的井中后，陶勇的四个孩子去找许世友，按照规定, 1967年不招兵。许世友硬是把包括他自己孩子在内的40名干部子弟统统招了兵，“锁”进“红色保险箱”。十三岁的汤燕当兵，并不是文工团的，很可能湯燕也是这四十个人中间的一个。湯燕同志的爹好象是当时驻在无锡的二十七军的军级，副军级人物。当天在火车上，湯燕的母亲在边上听我们瞎淡，笑咪咪的，和蔼可亲。一点也看不出来是一个高级干部的夫人。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占点牛角尖，过年时还给在日本的汤燕同志寄去过贺年片，后来我在美国还收到过她的回信，湯燕同志现在应该在澳大利亚衣食无忧吧！

　　清明节，在苏州退休的家兄去了一次屯溪，亲临了一次在杭战最为艰苦的时期，父母相认识的地方。在美国的清明节和美国父亲节里，我们兄弟俩人一定会点上几支电子香，化上几包电子锡泊，给父亲上几次电子坟的。亲爱的老头子，你拼不过潘小红同志的爹，我完全理解你。你拼不过湯燕同志的爹，我并不责怪你。你退下来以后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遗产，因为在内地工作，在苏州连一处起码的房产也没有留下，我们兄弟俩并不埋怨你。但是你留下来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信仰，你留下来的＂无洞也要打洞＂的不屈不饶的革命精神使我终身受益。全凭着这一种精神寄托和激励，我才能多次躲避过人生的困境，在人生的惊涛骇浪里安然混到了今天。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光阴似箭，人生几何？爹只能有一个，拼爹的方式方法却可以有多种。＂是爹人人会拼，各有巧妙不同"。对比当今美国，一半以上的老黑生来就没有爹，而我至少还能和别人拼几次爹。不管拼爹的结果如何，拼爹的过程就已经是我人生中的最大的幸福了。

　　（万维网父亲节有奖征文原創文艺作品，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与政治历史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