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7日深夜，29岁的雷洋是个才新晋父亲的名校研究生，却被警察打死，还被官方污蔑为“嫖娼”。在北京维权的祝忠孝、季新华、王金兰，于5月18日在国家信访局门前拉条幅“雷洋死亡无真相，我们都是雷洋。”5月20号下午，他们被警察抓捕。5月24日他们均被以“寻衅滋事罪”羁押于北京西城区看守所……

据昌平检察院的人透露，雷案已全部查清。鉴于“64风波”前后属敏感日，不宜公布。雷洋系路过洗头房发现警方钓鱼执法，进行手机抓拍被发现，警方责令删除，被雷拒绝后，反被抓，因反抗而被殴致死，才有了后来的嫖娼狗血剧。

这就让人想起：2008年1月7日，湖北天门竟陵镇湾坝村魏文华路过该市竟陵镇湾坝村时，发现城管殴打村民。他掏出手机录像时，被城管当场打死；姚立法到死者家了解情况，也被警方抓走。

2016年6月3日，四川平昌县公安局的官方微博称：“遇到警察执法，请不要随意拍摄，因为法律不允许”。微博写道，虽然一般群众拍摄警察执法不会被制止，但如果拍摄行为系“恶意拍摄”，影响执法尊严、干扰执法秩序，就会被警察“依法制止”并处罚。对于何谓恶意拍摄，平昌公安的微博里写道：“如果警察根据现场情况认为拍摄人属于无关人员，且认为拍摄行为干扰了民警正常执法，如果你不服从警察命令，继续拍摄，那么就是恶意拍摄行为，就涉嫌触犯《人民警察法》第35条规定，属于妨碍执法民警依法执行职务。”

可见，魏文华、雷洋因为“恶意拍摄”被打死。魏文华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城管当众打死；雷洋深夜被警察打死，然后给了“嫖娼”名。

2016年6月1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说，“中国欢迎一切善意的这种建议，但是我们拒绝任何无端的指责”；并坚决不给“怀有偏见”即恶意的记者以发言权。这也是师承其主子习近平的路数与风格。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安会上说，欢迎善意批评。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指出：“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敢抓、敢管、敢亮剑。”也就是“格杀勿论”！可见，习近平、王毅等共党领导人对任何事都先搞“一分为二”，辨别出善意、恶意；对善意者给以宽松、自由、对恶意者给以无情打击，依然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套路，人权是荡然无存的。

习近平要打击恶意的网民，王毅要打击恶意的记者，警察要打击恶意的公民！他们都是一丘之貉，上行下效，践踏人权。

不少网友认为“恶意拍摄”这一说法过于模糊，容易随意定罪；而且法律法规中没有一条明确规定民众不得拍摄警察执法。有网友说：“万一真有警察打人，还不让群众拍摄，谁还清白？”记者发现，禁止民众“恶意拍摄”警察执法的平昌公安，曾多次在微博上转发过民众拍摄的警察照片，不过这些照片反应的大都是警察的“正面”形象。美国警察也曾试图“剥夺”人们拍摄执法这一权利，但被法院禁止。

在中国，习近平去年一个月就抓捕了300多维权律师，还越境绑架他国公民。2016年6月3日，广西南宁青秀区法院法警竟然当众把律师吴良述拳打脚踢，将他踩在地上，撕烂他的衣裤，令他身体多处受伤红肿，上衣还留下脚印，下体赤裸，而手机则被摔至屏幕破裂。简直野蛮至极。这么严重人权倒退，习近平、王毅之流却是封网、封嘴。

中国高层多年来将人权定为“温饱权”，是把国人当猪。邓小平之后的共产党常说：“中国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这是最大的人权进步。”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不是人权的进步。吃喝拉撒睡性交繁衍和避祸逃生，这些生物性的需求，是人和动物共享的，是动物性的权利。许多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是保护动物的权利。若这些动物性的权利被剥夺或者无法满足，就是动物性权利的灾难。这些灾难除了自然原因，也可以是由社会和政治原因造成的。如共产党国家公有化导致大饥荒饿死成万上亿的人。

朋友，请您记住：吃饱不是人权，牛马都有吃饱的权利。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有语言、有思想自由。所以，人权就是人人平等享有的的自由权即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权利。台军下士洪仲丘关禁闭猝死。台湾人多次上街抗议；大骂马英九是人渣治国！国防部长辞职、马英九鞠躬道歉、家属却拒绝与鞠躬道歉的总统握手。最后促使修正中华民国《军事审判法》，多人被判刑。国民党最后因此而下台。中国64大屠杀及其之后警察随意杀人，最后，刽子手们都拿到了替共产党杀人的报酬——“血酬”，因为共产党让他们拥有“合法伤害权”。共产党搞“稳定压倒一切”即暴力压倒一切，吴思从“打你没商量”、“暴力压倒一切”中国历史片段中引申出“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这不过是“强权即真理”和“强权即公理”通俗说法而已。中国官权极度腐败，是因为人权惨遭践踏，人民大众成了唯唯诺诺的奴隶。共产主义（党）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且使中国倒退到了2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习近平王毅之流把国人当猪，当奴隶，期望他们讲人权，搞民主，是天方夜谭。

    樊斤品批习雄文:弃“富强”首位价值观 立“人权价”普世值观

一、人类社会的动力不是生产力，而是保障人权的公平制度

毛泽东一生是阶级斗争的一生，是毁掉了中国一生。毛死后，邓小平等人在经济所有制上开始退让，并挖掘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神话，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一切。一种制度、一种政策，如果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便是正确的。

马克思鼓吹生产力决定论，说什么“手推磨导致封建社会，蒸汽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得出民主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完全颠倒了历史。英国先有1640年的政治革命即清教革命，英国率先进入了自由社会，确立了人权和财产权保护制度。1687年诞生了牛顿力学（科学革命）；18世纪牛顿力学逐渐转为蒸汽动力技术，开始了工业革命，生产力突飞猛进。19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正是美国公平的制度，使北美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后来居上，而且在市场竞争的规则建设方面也跃居世界首席。

人类的历史表明：凡是人权制度实行早的国家，那个国家的生产力就发达得早；凡是人权制度实行充分的国家，那个国家的生产力就雄踞世界前列。在人权越受践踏的地方，发展就越渺茫。野蛮的特权当道，人民必然遭殃。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人权异常萎缩的国家，常常是官权异常膨胀的国家。把人权置于第2位的国家，一定是把官权置于第1位的国家。人权，是和官权相对待而言的。弘扬人权并不难，它只需要1个条件──使官权受到起码的制约。”在不尊重个人人权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荣，只会越来越萧条。像中国先搞经济不变专制政治，不尊重人权，只会导致严重的混乱。邓小平时期的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就是说，权贵们抢钱优先，公平是次要的，有闲心的话就问一下。因为邓小平不承认普世人权。习近平上台后，把“富强”放在首位，他提倡的24字价值观里无“人权”。习的“富强”，富即钱多是手段；强即军力强大才是目的。可见，习是法西斯军国主义者。习到美国大讲中国人以前梦想吃肉，现在梦想富。难道说猪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被屠杀命运就变了？没有人权，富强只会导两极分化，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困；导致人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下降，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五毒俱全；导致环境恶化……

保障人权的民主法治环境自身不创造收入，但它可让同样的勤劳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收入。清代的郑观应认识到：富强和长治久安是民主（议会政治）的果实，自由民主是本，富强久安是末。连100多年前的清代人都明白的道理，共产党却本末倒置，把富强当成了根本价值观，荒谬啊！温家宝总理强调“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但温家宝遭到了共党左派的批判。孙立平说：公平正义比民生建设还重要。因为人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没有公平正义，不满和冲突就接踵而来；没有公平正义，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也就没有真正的民生；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稳定。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二、正义是社会的首要美德，唯生产力论导致极权奴役和人吃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说“人是会造工具的动物”“劳动创造了人”。那么，人老不能劳动了，就没有人的本质了，当然就不是人了，就无苟活的权利了。显然，马克思主义是反人权的。

事实上，幸福生活才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普世价值认为：生命高于一切而不是GDP高于一切。全部人类史，尽管形形色色、林林总总、错从复杂、丰富多彩，但最终都统一于人类的人权生活。

美国思想家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即使出于社会的整体利益，也不可以压倒个人的权利。因此，正义不许我们牺牲部分人的自由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更大的利益，不承认许多人享有的更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任何以经济发展或经济效率等为借口而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的行径都是不正义的。罗尔斯批评功利主义在更大的社会利益的借口下为奴役制或其他压制自由的严重事件作辩护，因为这是与正义的要求不相符合的。罗尔斯认为把俘虏变成奴隶不正义，采取交换俘虏的方法更人道。

中共钦定的历史教科书说：“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生产力发展了”。中共法学家郭道晖说，“在原始社会杀俘虏是正义的，因为没有食物给俘虏……如果采取交换俘虏的方法当然不会产生奴隶制，但不会产生希腊文明，乃至现代社会主义，这是恩格斯的观点。……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奴隶制的产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而奴隶制是当时历史的大进步，所以，奴隶制度、奴隶剥削在当时是合乎正义的，是奴隶主应有的权利，有此权利才能有条件研究问题、发展文化。”郭道晖竟然说出了“杀掉俘虏是正义的”、“把战俘变成奴隶”也是正义的。这样一来，白起、秦始皇、项羽、斯大林坑杀俘虏都是气吞山河的正义之举了。如此说来，古希腊梭伦废除债奴制违背了生产力的要求。按生产力决定论的逻辑，必然得出吃人也是正义的。《三国演义》第十九回讲：刘安非常崇拜刘备，家中没吃的，他就“杀妻以食之”。刘安是“忠孝两全”的儒家理想，更保存了生产力。曹操知道后赐给刘安百两黄金。共党奴隶主宣扬这样的伦理：一个奴隶，只要忠诚地侍奉奴隶主，即使残杀并吃掉另外一个奴隶，可以不用担责甚至还会受到“正义”的褒奖。

三、国家应以人权、正义为纲

中国政府以经济为中心是极端错误的。康德指出：人是目的，国家是服务人的工具。所以，人权和人的自由幸福才是人类活动的根本目的。因此，国家应以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为纲，以民主法制、发展经济为手段。所以，国家的最高发展目标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人权的巩固与发展。

罗纳德.德沃金在中国演讲时说：“我不赞同中国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禁止自由迁徙的户口制度和沿海与内地发展不平等的政策。因为人与人都是平等的，不应该有这样的差别。”中国官府征的税高达GDP40%，是中国打工者收入占GDP的8%的5倍。也就是说：中国的GDP蛋糕，官府拿走40%，官僚贪污30%，老板拿走20%，工人拿走8%，余下的2%为农民等群体拿走。政府和极少数人占有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广大民众占有的财富少得可怜。即便如此，中国官府还通过财税体系把穷人的钱送给富人。本应提供给普通老年人的养老地产，被官府和保险企业合谋低价圈地、拿补贴，享受多重优惠后再将养老地产推向高端化，建设高端养老社区。入住的老年人都是中共高干部以及著名演。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中排第188位，列倒数第4。河北保定男子郑艳良因无钱就医，但又不甘等死，便自己动手用手锯把自己的一条病腿锯掉，从而创造了人间奇迹。而在另一方面，中共权贵可以享受万倍于郑艳良所能享受的医疗服务。中共一位离休干部住一次院就可以花费300万元人民币，且全部由纳税人买单。《了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9期所刊载的一篇谈论中国医疗问题的文章指出：“在中国政府投入的1122亿元的医疗费用中，80%（约900亿元）是为850万以上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这意味着每名党政干部每年人均可享受1万元的公费医疗，而其余13亿人民大众总共能享受2.22亿元公费医疗服务——人均每个老百姓每年只能享受6分钱的公费医疗，官民差距为17万倍。这种令全球震惊的不平等和贫富悬殊，自然引起中国公众的愤怒和抗议。

2016年德国总统高克访问上海时说：德国的一切国家权力都必须服从一种最高的基本价值，即人的尊严。人权并不受空间或时间的限制，而是与个人的本质密不可分。《世界人权宣言》绝不仅仅是西方的作品。恰恰相反：起草委员会中也有来自亚洲、拉美和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而委员会的副主席是中国人张彭春。事实表明：物质财富或社会地位无法持久替代个体的自由权利。所以，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抓经济，而是完善法制和社会保障等；政府必须放弃以经济建设为纲，放弃“效率优先、金钱挂帅”的方针，应把人权和人的幸福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让位于以人为中心，以公平正义为中心，维护人的尊严，尊重保护人权，以人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