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胜今

                        深情的目光      

天津市河北区公安分局看守所所有的监房都分成内外两间,外间并不住人,冬天生有一个煤炭炉以提高室温,内间则是关押犯人的房间,内外间仍以铁栅栏隔离并上锁,唯有我们这一间的中间栅栏是不上锁的,起初我认为是关着早出晚归的炊事犯的原因,没几天炊事犯释放了,只关了我一个人,仍然不上锁,这意味着关在内间的犯人可以“自由”行走到生着煤炉的外间。

炊事犯人释放后,这监房只关着我一个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独居关押,头两天还勉强可以,后面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因为人毕竟属于群体,一旦陷于孤独不论生理和心理都将承受一种无形的压力。我就千方百计的找事情干以消磨寂寞无奈。某日,我发现我们所睡的炕下竟堆着许多杂物,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大约十来斤胡萝卜干,我估计这房间曾经充作保管室,还原成监舍时并未认真打扫,才给我留下这些无价之宝,同时发现还有搪瓷饭盆等少许生活用品,使我惊喜不己。

这里的伙食还不错,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吃饱,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这只意味着中间环节上流失得不太多而己。早晚两顿饭,各吃三两多粮的高梁饽饽一个,(那东西比大米饭经饿,难怪北方人比南方人个头大,)外搭菜汤一大碗。我每天每顿都将菜汤内加上若干胡萝卜干,装在瓷盆内在炭炉上煮熟,偶然的能吃饱一顿,那才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只可惜好景不长,六、七天后,看守把我带到办公室,局长说,你们单位派人来接你了,回去以后好好交代你的问题,争取宽大处理。又问我：“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我回答说：“北方气候冷,我这点衣服在路上可能会冻着。”当晚看守给我送来一件又长又厚的对襟大棉袄,而且是崭新的,当然是黑色的犯人服式,在棉布紧缺的年代,像这样对待一个寄押犯人,的确十分难能可贵。

第二天,在看守所大门边的一间小屋里,我见到了由筑路二支队派来的两名武装民警和两名文职干部,其中还有一名竟是中队长级别的领导,就此阵容可以看出我这个犯人的“级别”也绝对非同小可。早已在屋内的张局长指着一张凳子叫我坐下,然后说：“这四位同志将带你回原单位,在路上你得听指挥,千万不能再跑了。”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们已经和这几位同志取得了一致,在生活上按粮食标准给你吃够,不会克扣你的(那年头民以食为天的份量太重了)。另外,只要你规规矩矩,在路上不给你戴刑具。”这些话,他当着押送干部的面对我说,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

我立即被四个来人带走,迈出大门前,我心血来潮地回首一看,张局长还站在门边凝望着我,并暗暗向我点头示意,他那深情又担忧的目光,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上。

十年以后,也就是1971年左右,我早己被判刑18年在四川大凉山一个劳改农场服刑,有一天我奉命去喷洒农药,在装配一台新喷雾器的时候,发现那些配件是用一些“革命造反派”所办的小报包裹的,其中一张碎纸片上说,“天津市长万晓塘畏罪自杀”。我立即联想到张局长,你是否平安?

又过了20年的1992年,我在北京一家没有知名度的报社当了一名更没有知名度的副社长,有一次出于对老同志的尊敬,让我当了首都新闻记者采访团的团长,带领着八、九位很有知名度的报社的很有知名度的记者到天津通信广播公司去采访,该公司的总工程师恰好是我的先后同学,假公济私地派了一部车让我到河北区公安分局去寻找张局长,(当时我也估计到他早己离休,)我找到资格最老的同志打听,仍然说不知道这么个人,不得不令人发出沧海桑田的感叹。

40年过去了,我也垂垂老矣,想起张局长,仍然心潮澎湃。这决不仅仅因为他牺牲了一顿早餐,或者那件回到四川在看守所伴我度过漫漫冬日寒夜、几乎救了我性命的棉衣,而是在他身上,我感受到的一位中国老人的正直和慈祥,它象和煦的春风,温暖了我冷得发抖的心房。

                         贼喊捉贼

我们一行五人刚好占据车厢里的两排座位,我被指定在最靠车窗的位置落座,以便四支五四式手枪对我形成弧形包围圈。那位管生活的年青干事,用一个小塑料网兜装着六个白面馒头,挂在我头顶上方的衣帽勾上,对我说：“这是你途中的干粮”。

火车在疾速飞驰,车窗外飞旋着大片大片的雪花,辽阔无垠的华北平原,被白雪装点得素净高雅,我这个南方儿女面对如此壮观的新奇景色,不禁思绪万千。这里是中华文化的发祥之地,在祖国经过重重灾难终于赢得“解放”之后,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民富国强,仍然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及。几十万在国民党统治区为共产党摇旗呐喊的青年学生, 现今被打成右派份子阶级敌人,几千万勤劳淳朴的儿女成为饿殍冤魂,这难道就是“救星”带至的美好天堂?我心情沉重,默默地哼吟着儿童时代便深入骨髓的《流亡三部曲》,哼到歌中“……我们已无处流浪, 已无处逃亡”时,禁不住泪流满面。

怀着满腹苍凉,我终于昏昏入睡。

第二天清早醒来,我头顶上方衣帽勾上的六个馒头不见了。五个人面面相觑,押解者中年龄最长的被唤为中队长的首先向我发难质问：“是不是你把馒头偷去吃了?”我一时火起,便反问他：“你为什么偏偏怀疑到我的头上?”他支支吾吾地说：“我只是问问,并没有说就是你偷的。”我说：“其实你最不该问的恰恰是我,你们四个人轮班看守我一个犯人,其中肯定有一个人在他轮班时看见我偷吃了馒头而不制止,这可能吗?”可能这位队长没估计到我会用这样大的声音在公众场合承认我是犯人,他反而打圆场说：“算了算了,不再提这件事了。”一场风波宣告平息。

到成都的当晚,我被寄押在文武路看守所,第二天清早我们登上了开往灌县(今都江堰市)的火车,我们这个成立了四年,搬迁了四次,修了四条铁路,一条也没能修通的筑路支队的新工地就在那里。那是一个阴沉沉的清晨,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列车上正在转播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播音员用慷慨激昂的音调播送着慷慨激昂的文字,这位一度被称为“天涯若毗邻”的阿尔巴尼亚---当年我们唯一的“同志国家”,被社论批判得一无是处,谴责该国领导人霍查上台后,原来的党中央委员有百分之七十遭到迫害。五年以后的1966年,中国的英明领袖亲自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史无前例的”(均为当年常用修饰词语)文化大革命,受到迫害的中央委员又岂止百分之七十。

行车一个多小时便到了灌县,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小城镇,但是她在我生命历程中的意义绝对非同小可,这不是因为她是我“叛国投敌”的终点站,而是我在这个城市的一个简陋的看守所里,独居关押了三年多的时间。如果说这是在修炼,我这种人是不可能修炼成佛成仙的,那就只好成精成怪了。

附记∶1964年，我为这些“点点滴滴” 构成的“叛国投敌”罪，被灌县人民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18年。 在我服刑17年零8个月以后，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二年以后，宣布我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