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三峡工程”，中国官方自己承认：三峡工程“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什么时候“官方”都不得不承认了，那后果已经惨不忍睹、不可挽回啦。

其实，三峡工程的弊端，在经济方面倒在其次，反正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人又多，饿死个千八百万的没什么。真正的祸端在于，“三峡大坝”成为悬在中国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因为有了三峡大坝，中国成为东南亚最不禁打的国家。中国必须老老实实“搞经济”、“踏踏实实”闷声发大财，绝不敢轻举妄动。一旦嚣张跋扈、轻启战端，中国必败无疑。

原因很简单，随便哪个破国家，弄几颗“飞毛腿”导弹之类的炸弹，把三峡大坝这么一炸，来过“水淹半国”，中国就彻底完蛋了。

那么这么一个祸国殃民、自毁长城的下三烂、烂尾工程是如何上马的涅？

在长江三峡建造大坝的设想最早可追溯至孙中山，他在《建国方略》一书中，认为长江“自宜昌以上，入峡行”的这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利”。不过后来内战开起，此事无果而终。这不过仅仅是一个“设想”、“幻想”。

中共建国后，三峡工程被重提。毛老土匪1953年抽疯、作诗“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词句，表示出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并指定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督办。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开始了三峡工程的勘探、设计、论证工作，并邀请了苏联的水利专家参与。当时水利领域内支持工程上马的林一山等人，和反对方黄万里、李锐等人，争论得非常激烈。林一山等人认为要防治洪水得建大坝。李锐等人则认为三峡工程太复杂，除了技术上的困难、这么大的工程会排挤掉其他计划外，因为淤泥等问题，建大坝也不一定就能一劳永逸。此外，尚有移民、水位剧升等问题，因此应该考虑其他替代的可行方法。两派意见一直争论不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三峡工程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83年水利电力部提交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并着手进行前期准备。1984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份可行性研究报告。但是，在1985年的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以周培源、李锐等为首的许多全国政协委员表示了强烈反对。仍然莫衷一是。

从1986年到1988年，国务院又召集张光斗、陆佑楣等412位专业人士，分十四个专题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重新论证。结论认为技术方面可行、经济方面合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1989年，表明反对建设意见的书《长江，长江， 三峡工程论争》出版，但是在同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中，本书的作者戴晴被逮捕，该书被禁。

注意，这就到了1989年啦，六四天安门屠杀的直接刽子手、元凶SB李鹏，靠杀人登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宝座。那SB孙子急于立功，掩饰自己的杀人罪行，通过“六四”上台的“江泽民”土匪流氓新团伙，也是一个心态。短短三年时间、调用一切政治、行政、经济、民事手段，使“三峡工程”得以通过”。

1992年3月，总理李鹏等国务院领导将工程议案提交给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继1955年三门峡水电站之后第二件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工程建设议案。1992年4月3日，该议案获得通过，标志着三峡工程正式进入建设期。

自此，国家级“重点工程项目”的上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流氓土匪式的机制。之后的“南水北调”工程、“嫦娥奔月计划”、“夸父追日计划”、“中国龙芯计划”无不照此办理。轻车熟路、祸国殃民、贪官发财、恶果民吞。

有道是“上行下效”，这种“土匪流氓式”的工程立项、上马机制，各地纷纷效仿，可以说，中国的所有“项目上马”都是一个套子、一条路子。就连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丫头行”，也毫无例外。至于怎么运作滴、如何上马滴，说起来也简单，下一篇：《项目上马，自上而下的民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