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胜今

                    重庆的“表嫂”

我在大渡口站下了车,然后过江乘短途汽车去到了苦竹坝。

和周歧一起逃离劳教队的时候,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一个月来的意外遭遇,虽然临行前许多“同学”或出于友谊,或出于正义感,都曾表示对我这种对肉刑的抗议表示支持。有的甚至把家庭地址都告诉了我,叫我有困难去他家,因为我知道这种作法弄不好会连累家人,基本上是不可取的,从没记下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家庭地址。

但是,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分别在重庆和成都去找过个两位“同学”的家属,这两位家属在我决定逃跑期间,都曾经到旺苍快活场劳教队来探亲,并经由她们的亲人特意介绍我认识,以便今后好联糸,其中一位还因此而遭到不幸,虽然以后也平了反,但愈合了伤口也愈合不了伤痕,特别愈合不了我对这位无辜者的愧疚和遗憾。

她是我当年最好的一位朋友的妻子,美丽忠贞,善良诚恳,还是个慈祥的母亲。她在这个工厂的一个车间搞医务工作,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住在这个车间的宿舍里,她对同事们宣称,我是她丈夫的表弟以搪塞那些爱管闲事的耳目。

这个车间距离厂部有十多里路,规模并不大,人也不多,市场的不景气迫使这个国营企业陷入半停产状态,厂里静悄悄地一片萧条。偌大一间集体宿舍里,约二十多张放着卧具的床却只住了两个人,其中还得把我这位外来人口算上。我睡在某位不知姓名的工友的床上,我身上成群结队的虱子,肯定有一些“走失”在他的床上,这也是我深为抱歉的难言之隐。

车间里人手不够,我这位“表嫂”除了负责清闲的医疗工作以外,还得在车间办公室兼一份写写算算的差使,车间的公章也由她保管。

虽然“表嫂”对我的到来表示热情欢迎,但这决不能成为夺取从她母女俩口粮的理由,何况她俩的口粮加起来也只能供我个半饱。我背着她早晚到市场上去买最便宜的红苕叶子,在正常年景这是最常用的猪饲料,最贫困的农户也不会吃的。我在车间的一个小煤炭炉子上煮来当饭吃,只对她撒谎说：“我吃过了。”我只要求她借一百元钱给我,(这数目相当于她两个月的工资总额),她慷慨地同意了。我当着她的面给我在新疆的妻子写了封信,叫她汇来付还(很快汇来还了)。

钱借到了,证明怎么办,当年盖有公章的一纸证明相当于今天的身份证,没有它可寸步难行。“表嫂”说：“有办法。”当晚她把我带到办公室,打开抽屉,取出车间的公章。但是,车间的公章对外不起作用,“表嫂”便开始实施她的“办法”。她先给这公章蘸上印泥,然后用一个小纸片把中间竖着刻的“第二车间”四个字贴盖上,印出来便是一个像模像样的 厂级公章了,她顺手给我盖了三张备用。“表嫂”还轻松地说：“各车间为了买特价白糖,造厂级证明都是用这个办法盖的。”似乎这个半公开的秘密像儿童游戏一样地简单。我们当时都还是比较幼稚天真,没想到会出多大问题。

后来,单纯诚挚的“表嫂”,为此付出了被判五年有期徒刑的代价,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虽然刑期只有五年,而那“贱民”的身份必将终身蹂躏着她。二十年后,涉案的人虽然都得以平反,但残缺家庭留下的创口将永远流血,那是万能的上帝也无法修复的了。

如果悔恨可以进行衡量,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对“表嫂”带来的伤害,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悔恨,对这位比一切无辜者更无辜的善良母亲,我的悔恨,恰似一江春水。

                      成都的“大姐”

重庆给我的麻烦够多了,两天后,我逃到了成都。

在我逃离劳教队的前几天,恰逢黄江荣“同学”的胞姐黄江芳从成都来旺苍探亲。我与黄江荣一同出席过1956年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并两度在同一期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虽无深交,却有旧缘。加上我们这个中队刚组成不久,我与他都是从别的中队调入而且各自在不同的大组,没有更多接触的机会,交往不是很深。

一周以前,黄江荣因图谋逃跑被送到大队部关禁闭,因为他姐姐的到来才临时把他从大队禁闭室调回中队禁闭,中队没有武装看守,所谓禁闭只是不出工而已。黄江荣从他的朋友圈子中得到我将于近期逃跑的消息十分兴奋,并从禁闭室捎话找我面谈。在禁闭室窗前,他把他姐姐介绍我认识,对我说姐姐住在中北打金街44号,在外面有困难可以去找她,黄大姐也点头同意。

在一座简陋的平房里,我见到了黄江芳大姐, 像当年所有中国平民的家庭一样,接近贫寒的简朴,体现在狭窄的房间和陈旧的家俱上。大姐夫不在家,大姐悄悄告诉我,他丈夫是管制份子,到街道办事处去接受训话去了。具有这种身份的家庭和我这种份子的交往一旦被发现后果更为严重。我就向大姐要了一件黄江荣穿过的旧棉衣。初冬的寒风己不是我身上的单衣所能抵挡的了,大姐很快拿了出来,我穿上后立即告辞,大姐说：“不行不行,你这么远来了,饭都不吃一顿成什么话。”拉着我不准走。

感谢黄大姐的盛情，使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两个无比辛酸的画面：一个是黄大姐弯下腰去,在她家那只长方形的大米柜舀米的样子,特别是为了舀出最后几粒米,米柜底板发出的呱呱呱地叫苦声；另一个画面是黄大姐叫她八岁的女儿，到邻居家借一小酒杯菜油,好炒一样有油的菜来款待我,她女儿从邻居家端着这一小酒杯菜油, 像捧着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一样,深害怕洒落了一点一滴,一个碎步又一个碎步、谨慎而又谨慎慢慢移回家来的动人情景……

我不幸的祖国母亲,你被折腾成什么样子了!

                        巧遇“江青”

四川对我来说是危机四伏的“雷区”,我得赶紧离开。

那年代的成都火车站十分简陋,灾荒岁月,车站像人一样枯萎, 像家庭一样寒酸。出站口对面几间简陋的铺面上方,悬挂着一块“火车站一条龙服务处”的红布横幅,横幅下面正站着一个面目清秀、身材窈窕的姑娘,我定睛一看,那不正是我关进邮局巷游民收容所时,被工作人员逼至墙边并吼着问她“你现在还叫不叫江青”的女孩吗?我记起“江洋大盗”曾经告诉我她的真名字叫戴萌,而且和我一样是右派份子,而且和我一样,是判了劳教的右派份子,而且又和我一样,是从劳教队逃跑出来的右派劳教份子,不同的只是她化名江青当妓女,我化名黎维民还在“待业”期中。就凭这一系列的一样,我也应该前去向她致意。

我在她身边轻轻地唤了一声：“戴萌!”她用一双吃惊的大眼睛瞪着我,我报以微笑并小声告诉她：“我也在邮局巷泡过。”既然大家都是沦落天涯的“同泡”,距离立刻拉近,我告诉她火车站太复杂,我们还是边走边谈吧。

我俩并肩朝东面的田坝方向走去,她一边走一边对我说,她原在重庆市第囗人民医院工作,57年给领导提了点过激的意见被划为右派份子,送到峨边县沙坪农场劳动教养,她是从那里逃跑出来的。我知道1958年初,全省处理右派时,大部份都送到了这座边远山区的农场,我们这几十个南充送来的家伙,刚刚到成都新生巷四号转运站,便开始组建四川省公安厅筑路二支队(一支队是劳改支队),凡花名册在我之前的均送了沙坪农场,在我之后的除老弱病残和女右派之外,都到了筑路二支队。本人也侥幸成为筑路二支队第一中队第一大组第一小组的第一名,我还有那么一点点“划时代”的荣幸感,所以每次集合点名,第一个呼喊的就是张先痴,我回答的那声“到”!绝对响彻云霄。

我俩走到一条水渠旁边的荒草地上,“江青”又对我说,她刚跑出来时,便到江津她外婆家(小时候外婆最疼爱我),外公土改时被枪毙了,我想在农村陪我孤苦的外婆过一辈子算了。没两天被积极份子密报,来了一伙民兵翻箱倒柜的搜查,我躲在一堆谷草里浑身发抖,想到这样下去还会连累可怜的外婆,当晚就跑到了重庆。后来碰到西昌的小马(小马的样儿确实长得乖),几姊妹就在成渝线上找碗饭吃。又说：“我今天到火车站来,就是想看碰不碰得到小马她们。”我也向她介绍了我的情况,甚至我的真名实姓。当然我们也谈了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即当年不可一世的三面红旗的不屑。河渠对面有几个挖地的农民,六十年代的人都比较保守,他们肯定误以为我们是一对恋人,故意大声地说几句戏谑性的不怎么文明的话,我们只假装没听见,不予理睬。

看样子时间也不早了,肚子又饿得难受,我便问她需不需要什么帮助?她说,你也没有多余的钱,就给我开一张证明吧。我取出空白证明问她用什么名字,她思考了一阵说,就写江琼,我心中暗想,江青这个名字对人的感官刺激太大了吧。

我俩起身散步似的向城内走去,在一个街口看见一家饭馆正在卖盖浇饭,灾害年代四川的饭馆多半都卖这种饭,因为没有肉类或更多的蔬菜品种供应,就是有,我这类人也因其昂贵而不敢问津。所谓的盖浇饭也就是用芹菜或胡萝葡之类的大众菜煮成酽一点的汤,将这汤浇盖在一碗米饭的面上而得名。这只是我对这饭名由来的揣测而己,这种独领风骚若干年的“四川名小吃”被严酷的历史筛选掉了,连这三个字是不是错别字我都没有把握。

一小时前命名的江琼去占领桌位,我手攥粮票和钞票去排队买牌子并端饭, 我和她只用了几分钟就吞了个碗底朝天。(那个年代,饿极了的中国同胞都用吞的功能替代了咀嚼的功能,哪怕是一位长着樱桃小口的姑娘,)走出饭馆,天已快黑了,我想和她道别,她说∶“我还有些话，明天再谈一下行不行? ”我犹豫了一下便同意了,让她明天上午十点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前会面。最后对她说,我准备到牛市口去住旅馆,那里有便宜的。她说我也要到那边去,干脆同路。

我和她一起朝牛市口方向走去,没走多远,她伸出双手拽着我的右胳膊说：“我实在走不动了,叫个三轮车吧。”对此我颇有反感,认为都落难到如此地步还这样娇气,但我还是忍下去了。叫了部三轮车,上车后她的头偏过来靠在我的肩上,这时我从她翘起的二郎腿上发现,她的脚已经水肿得相当厉害,这是全身水肿的先期征兆,这个阶段的患者走路有困难。很后悔我刚才对她要求坐三轮车的反感,还产生了一种怜惜之情。这时她却温柔地在我耳边悄悄问道：“你想不想要我?”老实说,一个二十多岁身边没有妻室的男人,一个永远不想攀登道德顶峰的我,在人类还不知道爱滋病为何物的年代,面对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用这种轻柔的声音发出的呼唤能无动于衷吗?前面那段《尴尬的小插曲》中我己叙说过,“自然灾害”早己把我阉成了没有繁殖力的“太监”,而我又没有勇气在一位美女面前承认。我只得指着她的二郎腿说：“算了,你看你的脚都肿成什么样子了。”为了顾面子,我竟然做出一副惜香怜玉的高姿态,当年的我也只是这样的档次而己。

第二天，我们如约在春熙路见了面,她拉拉我的衣袖说：“走,吃饭去,我招待你”。我们去到附近一家饭馆,吃的仍然是盖浇饭,还没吃完她又一边掏钱一边说：“我再去买两个锅魁”(成都人对烧饼的称谓)。我看见她撒在餐桌上的钞票竟有十多元。心想昨晚我和她分手后,不知道她在哪里找到了一位愿意为她付钱的人,一阵莫明地悲凉涌上了心头,连锅魁也索然无味了。

我们一起去到人民公园,坐在草地上继续昨天的话题,说到今后的打算,我说我准备到西安去,她低着头沉吟了好一阵,然后小声说：“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带上我?”这个比翼双飞的主意决不是一个没有诱惑力的设想,孤独的漂泊和结伴而行绝对像苦和乐一样对应。何况我和她的命运是那样相似相近,她又是那祥漂亮可人,我也不可能当一辈子太监……但是一想到吃饭想到生存这个每天都碰到的问题,浪漫这两个字就不那么可爱了。再想到为我付出了一切的妻子,我们能飞多远飞多久?在每时每刻都有人饿死的土地上,我们能够用幻想来消遣吗?她见我沉默不语,又问了一句：“你是不是看不上我?”我说：“不是看不看得上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活下去的问题,……总不能让‘江青’来养活我嘛。”最后我又说：“老实说你比我妻子更漂亮,但是我妻子己经为我作了太大的牺牲,你一定不希望我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吧。”她低头不语。

四小时后,我己经坐在开往西安的列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