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2015年11月所做的家庭调查指出，约有47%的美国人如果不变卖东西或贷款，就无法支付400元的紧急支出。区区400元，是真的吗？

盖伯乐(Neal Gabler)知道，这是真的，因为他就是这47%中的一位。虽然他的这种窘境与他的身份十分不符。如果你经常看PBS公共电视台的电影评论节目“Sneak Previews”，或是经常阅读主流期刊，也许对他稍有耳闻：他是一位自由作家、电影评论员，出过5本书，发表了成百上千的文章，获得过无数的奖，算得上小有成就。但是就是这样的他，却在经济上捉襟见肘。


荣耀背后 是捉襟见肘的生活窘境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让已经65岁的盖伯乐窘迫不堪：每次外出用餐，他总是“吞下自尊”让别人帮他买单；他经常揣著手里最后的5块钱，热切盼著下一张支票快点到来；他经常一连几天只能吃鸡蛋；他总是害怕打开信箱，因为里面总是有付款通知；他对女儿愧疚万分，因为他没能力支付她的婚礼；他还总是厚著脸皮向已经成年的女儿们借钱，因为他和妻子已经穷得连暖气费都交不起了！

没人会相信这是盖伯乐的真实生活，因为他看起来相当光鲜富有，至少从他的个人简历或是税表上来看：他有个不错的职业——作家，他出版过5本书，发表过成百上千的文章，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Vogue》等权威报纸杂志上；他经常登上各种电视节目，比如“今日秀(Today Show)”、“CBS早间新闻”等；他获得过无数的奖，比如《时代》杂志年度最佳书籍、《今日美国》年度最佳传记等；他拥有一名作家梦想拥有的一切——在大学里教书（兼职），为电视台写剧本。总之，他小有成就，一直稳居美国中产之列，甚至一度是名高级中产。

但不可否认，盖伯乐正处于财务危机的漩涡之中。这是他的难言之隐，自尊心作怪，他耻于告诉任何人自己的境况，直到他发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身上。美联储以及其他机构的调查，让他清晰地明白，不只是穷人，连美国中产，甚至是高级中产，都面临著财务危机，它发生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包括最富庶的城市。

财务危机 发生在每个社会阶层

有力的证据证明，大部分美国人在经济上都如履薄冰。呼应美联储的数据，美国知名财经类网站Bankrate.com 2014年发布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38%的美国人会有1000元用于应对紧急疾病的钱；皮尤慈善基金(Pew Charitable Trusts)去年公布的报告显示，55%的家庭没有足够的储蓄来应付突然失业，而56%的人说他们曾担心过自己的财政状况，71%的人担心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日常开支。

不只缺乏流动资金，事实是，美国人的净资产也在大幅下降，包括他们的退休帐户、家庭总资产等。经济学家沃尔夫(Edward Wolf)的研究发现，这一代人的平均净资产正在急剧下降，从1983年至2013年，美国最底层穷人(占人口的20%)的净资产下降了85.3%，中等收入人群的净资产下降了25.8%。

虽然美国中产比低收入人群有更多收入，但他们大多数人也在经历财务危机。劳工部的数据显示，在年收入5万至7万美元的家庭，2014年平均支出为52184美元，住房、交通、食品、保险和退休金、医疗这5项支出就占了家庭支出的81.1%。Bankrate的调查报告称，年收入在10万至15万元的家庭，有1/4的家庭无法在一个月内筹够2000元赔偿金。

往昔 他美好的中产生活

盖伯乐从没想过自己赚的钱不够用，他一直觉得自己混的还不错。他获得了研究生学位，在大学教了一段时间书，随后签了第一本书的合约。他在纽约租了间廉价公寓，在那里开始从事写作；然后他结婚了；一路跌跌撞撞，直到他在电视台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他曾主持过3年PBS电视台的电影评论节目Sneak Previews)；之后，他和妻子在纽约布碌仑买了间小公寓(Co op)，两个女儿也顺利出世。那时，他的妻子仍继续工作，日子过得还不错，尽管两个女儿的日托以及稍后的私立学校让他们花钱如流水。当然，他可以选择不让女儿去私立学校，而是就近读社区的公立学校。但是附近的学区太差强人意，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安逸，为孩子争取更好的教育。

再后来，盖伯乐全家搬到了长岛的东汉普顿(East Hampton，著名的富人区)，在那里，他们不必支付昂贵的私立学校学费(那里的公立学校很好)，他的妻子放弃了电影导演的工作，开始在家全职照顾女儿，她的收入虽没了，但至少省了昂贵的儿童看护费。每次当盖伯乐告知别人自己住在汉普顿时，别人总是致以羡慕的目光，事实是，他是汉普顿的穷人，他只是在那里租了栋房子住。后来，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购买了他的一本书的电影版权，他用版权费付了首付，买下了当时租住的房子。


失业+女儿教育费+税收 生活将他拉入深渊

但生活总有意外。盖伯乐位于布碌仑的公寓一直没有出售出去，因为公寓董事局一直拒绝他的买家，这意味著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他必须同时支付两所房子的贷款。后来，他失去了在电视台的工作，理由是他“不够俏皮”，不适合干媒体。为了偿还银行贷款，他最终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了布碌仑的房子，损失惨重（那时，纽约房地产市场开始恶化）。

女儿越来越大，妻子由于离开职场太久，重回原来的岗位已无可能，而寻找其它工作也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男性自尊再次作怪，他告诉妻子自己能应付，不需要她的帮助。

让盖伯乐第一次感到经济无助的事情是：女儿的学费。因为他的收入，女儿们除了微薄的奖学金，获得不了政府或学校的经济辅助，但自己的工资又无力支付女儿所有的学费。他又不想因为经济原因阻碍女儿选择自己意向的大学。最终走投无路，盖伯乐接受了年迈父母的资助。父母耗尽毕生积蓄帮他付了女儿大部分的学费，这让盖伯乐愧疚难当，但他对此从未后悔过，女儿们的成就让他甚是欣慰：一个女儿进了斯坦福大学，获得了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有“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之称)，如今在哈佛医学院就读；另一个女儿进了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有“南哈佛”之称)，如今是一名临床社会工作者。

屋漏偏逢连夜雨，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盖伯乐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出版商支付给他的写作预付款，因此，他总是在开始写一本书的第一年有一大笔收入(这笔收入需支撑他往后几年写书期间的生活)，因而当年需要交很大一笔税(美国人平均缴纳的收入所得税占收入的30%)。在两个女儿进入大学那年，盖伯乐开始写迪斯尼创始人华特·迪斯尼(Walt Disney)的自传，他收到了一大笔预付款。那年，他只交了一部分税，将省下的钱用来支付女儿昂贵的学费(斯坦福大学本科生一年的学费超过5万)，他打算等这本书发表了，拿到尾款用于支付欠税和国税局的罚款。但问题是接下来的几年中，他的欠税越积越多，罚款也越来越多，他无力招架。在付全额税和罚款，与留钱支付房屋按揭和生活开销之间，他只能选择后者。眼见著欠税和罚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盖伯乐觉得自己深陷泥淖，无法自拔。

在经历了失业、房屋出售亏损、税收罚款后，盖伯乐再次遇到了更强的经济打击：一个和他签了合同的出版商起诉了他，要求他返还预付款，因为他没在截稿期前完成写作(书的写作超出截稿期很正常)。

收入停滞不前 支出却在涨

也许，如果盖伯乐的收入稳定增长，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盖伯乐也时来运转过：另一档电视节目，一本新书合约，又卖了一本书的电影版权，但大部分时间里，他的收入一直没有增加。通货膨胀后，他工资的实际购买力甚至下降了，他如今的稿费甚至与他20年前的稿费购买力相当。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遭遇，数据显示，美国人的时薪购买力在1972年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停滞不前。

这就是目前中产的现状，收入在下降，支出却在不断递增。数据显示，2004-2014年的10年间，全美家庭支出上涨了14%，平均收入却下跌了13%。美国中产阶级扣除全部开支后剩下的资金从17000美元跌至6000美元，暴跌了65%。

因此，许多人为了改善生活，只能用时间去弥补。盖伯乐就是如此，他很早就开始一周工作7天，每天从早干到晚，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

拮据的生活 美国梦破碎

在2010年的一篇名为“美国中产阶级”的报告中，商业部将中产定义为：拥有住房、每个成年的家庭成员拥有一辆车，有医疗保险，孩子都获得大学教育，有退休保障，每年有一次家庭旅行。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盖伯乐觉得，他并不算是美国中产，尽管他的收入一般被归类为中产。2014年，《今日美国》的一篇文章认为，如果按照商业部的中产标准，真正的美国梦应该是四口之家的平均年收入超过13万，而事实是，2014年美国中等家庭平均收入仅是这个数字的一半。

盖伯乐和妻子早已习惯了简朴的生活。他们修改了房屋贷款计划，这样每个月的按揭可以少一些，但还完贷款的日子却看起来遥遥无期。他和妻子开的车是一辆1997年的丰田Avalon，这还是他父亲去世后留给他的。他们已经有10年没休假和旅行了。他们没有退休金，因为他们用401(K)账户里的钱给小女儿办了婚礼(他后来承认，这是个糟糕的决定)。他和妻子每隔两到3个月才外出吃一次饭。虽然他是一个电影评论员，但他已经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了。他们购买促销品，自己修理房子和汽车。他们精打细算，一分钱都不舍得浪费。

盖伯乐并不期望别人的同情。他知道自己要为糟糕的生活负责。他也曾想过，或许应该卖了房子，换个小点的，但卖房的钱甚至无法偿还他欠银行的贷款。

盖伯乐并不觉得自己最惨，相比较那47%无法拿出400元应急钱的人，他觉得自己的处境要好很多。他相信，许多美国人都是经济的受害者，他们听信政客大而煌之的承诺：只要你努力工作，你可以拥有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