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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腐败是怎样壮大的 zt
送交者:  2016年03月28日09:50:32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下面这篇网文转自新浪博客章家界博客,录在这里立此存照。  ——施化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 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 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

   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 职工持股会占20%; 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

   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 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 “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 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当权者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同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

   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 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

   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

    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 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 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

    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 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 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 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 一般局长在500~600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

 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附件一]:揭秘中国个人一夜暴富的五次浪潮 作者:青岛崂山道人)

 

    有幸赶上了这个社会的“转型”期,或耳闻目睹、或亲历,见证了它的过程。其中的“造富潮”,既可以列入历史,又足以警示今人。

   第一次浪潮:房地产热

   房地产是个最没有技术含量的行业,它的全部操作技巧就在两个方面:项目和资金。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你就是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大亨。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房地产企业获得项目用地(行业内叫“拿项目”)有两个途径:政府出让和协议转让。

   于是,一些有能耐的人从政府和协议出让方拿到项目后,自己并不开发,而是将项目转让给开发商。当然,按规定是不让转让的,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任何政策和法律都难不倒中国人,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识。转让的方式是以土地作为出资,与开发商合作开发,但实际上转让费已拿到手,过一段时间再退出合作,完成金蝉脱壳。转让费一般是其从政府批复和与出让方协议价的翻倍。于是,本应是国有土地的收入一半进入了个人的腰包。

  开发商也不用自有资金(也没有自有资金)开发,其运作模式是:拿到项目(少量资金)——以土地到银行抵押贷款(最高可贷到项目投资的80%)——建筑商垫资(分期付进度款,拖欠)(施工方再拖欠材料商的材料款和民工的工资,材料商拖欠生产企业的货款,生产企业再拖欠其供货商的货款,最后都欠贷款)——卖楼花(卖图纸,即期房)——销售收入——付建筑商工程款——付贷款。一般一个项目先期筹措到20%的资金即可动工。

   当时房地产热始于海南。海口一个只有60万人口的城市,其中一半还是流动人口,就有全国各地1000余家银行参与这里的房地产开发,因为没有需求,全在倒。一个项目几易其手,多的可达十几次。白天楼房林立,晚上一片漆黑——没人住!凡是有正常思维者,都能看到其潜在的危机,但不知为何应当看到者反而没看到,依旧任其击鼓传花。

   1993年海南椰子节,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前去参加,发现了海南房地产泡沫,开始整顿地产业和金融业,第一轮房地产热宣告结束,进入长达五、六年的低迷期,直到2000年以后才重新逐渐恢复并重新热起来,和再次产生泡沫,这是后话。

   第一次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后果是:实际上的金融危机。

   1、房地产企业破产。当然,是接击鼓传花最后一棒的。

   2、银行增加大量的不良资产。所谓房地产企业破产,就是房地产商把其项目还给银行拉到,动不着个人财产。后来媒体曾报道,海南处理空置房屋,别墅1000元/平,住宅500元/平。

   3、银行实际上破产:银行没钱,国家收购粮食给农民打白条;大量印纸币,导致通货膨胀——(采取了储蓄保值的办法)。

   4、银行业整顿:朱兼任银行行长——成立资产公司——剥离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交资产公司——财政向四家银行注资——吸收外资入资——上市。

   从这个链条可以清楚的看到,由房地产泡沫破灭引起的金融危机,最终由财政和证券市场中的二级市场投资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股民)买单!

   在这一浪潮中,还夹着一个小浪潮:

   由于银行业整顿,金融紧缩,房地产企业贷不到款,便到处融资,年息一般是20%——25%,也有达到30%的。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发财行当——金融掮客,业内行话叫“倒资金”,运作方式是:放款者——掮客——中间银行——贷款者

   放款者一般是有钱的大型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的银行,他们的资金没地方用,通过“倒资金”者寻到需求资金的开发商,掮客同双方谈定利率,然后找到一家银行做存贷款的中间银行,放款者将资金存入该银行,贷款者同时从该银行贷出,与银行规定利率相差的部分由贷款方(房地产企业)付给掮客,掮客扣除自己的佣金,打给放贷者。掮客一般可从中得到5个点左右的报酬。

   这比较难,掮客要有自己的企业,要懂银行操作程序。多是一些有广泛人脉的私企老板和金融人士联手做,也有相当一批人发财了。员工拉到资金都可以提1——3个点的奖励,想想吧。

   第二次浪潮:证券市场

   中国的证券市场一下生就是个怪胎,前十年是赌场,后十年是某些人的提款机,目前依然是只有融资功能,没有投资功能。而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上层对证券市场的认识和功能定位的错位。至今,没有转变。

   这一怪胎,自然扭曲了证券市场的功能,也就随之造就了一批畸形富豪:

   1、股市中的庄家、股评中的黑嘴——操纵赌场,成为赢家;(赌场)

   2、一级市场机构投资者——以大资金控制中签率,拉大一二级市场价差,上市获利;(赌场)

   3、部分上市企业的内部职工股——如果上市时机好,也有暴富的,有一家上市公司职工股上市后,全部职工都成了百万富翁,中层几百万,高层上千万;(提款机)

   4、上市公司原始股东——上市后身价大增,尤其是私企,摇身一变而为亿万、几十亿、上百亿富翁,然后套现;(提款机)

   5、上市企业高管——工资高,最高的年薪2000多万(平安证券董事长);个人持股套现;(提款机)

   6、外资——一个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b股的决定,使境外投资者胜利大逃亡;股权全流通让投资境内的境外投资者从1300多点一直拉到6000多点,胜利而归;(赌场)

   7、国外战略投资者——参股国内银行和央企,二级市场获十余倍利;(提款机)

   8、上市公司——只圈钱,不分或少分红;(提款机)

   9、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市场火爆时,中层年薪都是几百万,高层上千万;基金只吃食不屙屎;

   10、另外,国家也是大赢家:每年的高额税收;解救了破产银行和破产企业(政府将亏损的国企包装上市,融资后还银行贷款)大量国企上市圈钱,就是不分或少分红(提款机)。

  有赢家就有输家,最大的输家就是二级市场的散户投资者,俗称股民。瞧瞧,明明是股东,非得把人家叫成股民,既然是“民”,自然只有挨宰的份。

  二十年来,资本市场的资金没有发挥它的效率,浪费了巨大的社会金融资源。

   第三次浪潮:国有企业改革

   地方上的国有企业改革先于央企,俗称企业改制。我以为叫企业改制更准确,因为从最终的结果看,都是改变所有制了,而改革不一定意味着全部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因此,确切地说,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国有企业改制。

   改制的方式五花八门,总括起来大概有这样几种,结果也大体一样:

   一、企业内部职工买断:

   1、职工出资买断:一般是些困难企业,将企业(工厂)资产评估为零,职工出资注册一个新公司,将原企业全盘接受过来,美其名曰“转制”。由于没有解决资产结构(债务是活的——资金,资产是死的——厂房、土地、设备)和职工结构(接受全部职工,包括退休职工),这种转制方式基本失败,企业连政策性破产也捞不到了,一直拖垮,到现在还遗留职工问题无人管。——结果:企业资不抵债,偿还债务;职工下岗真正沦为彻底的无产者。

   2、资产剥离:将企业优质资产和业务剥离出来,由企业领导和少部分职工买断,原企业和大部分职工政策性破产。——结果:实为金蝉脱壳,资产落入少部分人手里,领导成为红色资本家;原企业和职工由政府操作破产,职工失业(安置方式有:提前5年退休、买断工龄)。

   3、管理层买断:一些优良企业经资产评估后,其管理层(中层以上)按职务大小分配比例出资买断,董事长、总经理相对控股(俩人达到40%)。个人没有那么多钱,一般缴纳应出资的20%,其余以企业资产抵押贷款。美其名曰:“靓女先嫁”!——结果:国有资产归个人,领导成为红色资本家。

   4、二次改制:一些优秀企业,原由职工买断,后来以建立现代企业和上市为名,进行股份制改造,由领导层变相强行收回职工股(后来规定企业上市不得有职工股),然后引进战略投资者——私人投资公司,组建股份制公司,上市——结果:领导成为红色资本家,千万乃至亿万富翁,投资公司以少量资金赚取巨额利润,职工还只能是职工。

   二、收购兼并——结果:贱卖,国有资产流失。

企业资产经评估后,由外部企业(外资、私人企业)收购兼并,美其名曰“资产运作”,实则是剥离出一部分优良资产低评估,其余部分政府主导破产——结果:贱卖,国有资产流失。

   三、直接破产——结果:富了和尚穷了庙。

   总之,国有企业改制造就了一批红色资本家和富豪,参与的外资、私企也大赚了一把,国有资产流失,几千万工人失业、下岗,重新沦为无产阶级!

第四次浪潮:矿山、资源承包

   这个就不必分析了,看看那么多的政府人员参股其中,甚至从中拿干股,其中奥秘即知。——结果:

   1、.看看那些煤老板们的价值上千万的悍马车、组团进京买房、清理整顿后几千亿资金进股市......就知道造就了多少富豪。

   2、.与之对应的是国家矿产的毁灭性开采、环境破坏、打工者沦为包身工!

   第五次浪潮:经营城市

   2000年后,各地方政府提出经营城市的口号,大卖土地,又给一部分人提供了一次暴富的机会。这个也不必分析了,很简单,只要看看竞选一个村支书、村主任敢于花费上百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即可知其中奥秘。——结果:

   1、.地方政府获得大量土地收益,甚至是其财政收入的依赖,成为“土地财政”;

  2、.集体土地收入一部分归入极少数人手里。

   3、与之对应的是:出现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强迁强拆等问题。

   在上述五次暴富浪潮中,要抓住机会,唯一的技巧就是权钱交易。这些暴富浪潮,有些已经过去了,有些还在继续中,但随着市场经济和法制环境的完善,难度会大起来。会不会还有第六、第七次......那还要看还有什么可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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