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河

皖南事变纪实

编者按：

  原稿是我舅舅写的自述。我现在摘编了一下。1941年初皖南事变时，我舅舅在新四军军部军法处工作，那是他不到20岁。有关这段纪实是否完全真实我不能肯定，也无法证实。我只是在文字上改动一下，因为里面有太多的政治倾向性。舅舅在皖南事变中与部队失散，独自逃出。这段历史很难有人来证明。为此他在中共建国后因“历史问题”屡遭审查。当然，他是个很本分的中共干部，在军内也算是级别很高的。下面是他第一人称的自述：

  1941年1月，国民党军发动了皖南事变，奉命北上的新四军皖南部队，除了部分突围外，多数死难或被俘。

  我系三支队军法处干事，出发时，被分配随一新兵连行动。部队于1月2日由驻地铜陵、繁昌一线出发，随军部向南进发，过青弋江经茂林而进入敌人包围圈，6日开始了与敌人接触。在战斗开始后，该新兵连始终未担任战斗任务，仅担任某些侧翼警戒任务而已。

  脱离部队：部队被围后的第五天（11日），该连调往一小山头担任警戒时，遭敌人一个营兵力的攻击。新兵连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在强敌面前稍作抵抗后即溃散。我与该连一个副排长，带了四名战士向右侧翼突围，于是脱离了整个部队而落在敌人部队后面。当时我们决心要寻找部队，回到大部队去。在白天不易行动，只得昼伏夜行。夜间敌人警戒线上多以火光作联络信号，我们则避开火光处，向北向有枪声处行动。13日晚，当我们沿一小路行走时，不料在没有火光的地方遇到敌人的哨兵。副排长走在前头，首先被捉。当我回头向后奔跑时，在我后面的战士已先我跑开，于是我就单独一个人流落于敌区了。当晚于一大山的石缝间休息，并躲过了一个白天。该大山上尸体累累。

第一次被捕：

  14日下半夜，我在东流山山下一庄子里找了一些吃的东西，并改换了便衣，15日拂晓前仍回到东流山山脚。适天下细雨，于是在一个老百姓堆柴火的茅棚里隐藏休息，由于疲乏，很快就睡着了。天刚亮，敌人前来搜山，当我被喊声惊醒时，已无法逃躲，因而为敌40师118团1营搜索部队所捕获。同时敌人于茅棚里还搜到我携带的皮包一只，地图若干份，锄保工作笔记本等。

  经敌连部将我押送至营部时，已是当天下午了。敌营长首先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文书，营长即拿来纸笔要我写几个字给他看看，使我很快想起有秘密笔记本在敌手，即有暴露自己身份的危险。急中生智想了对策，当营长继续审问我姓名、属何部等情况时，我则化名李梓林，系三支队五团参谋处文书来做答复。敌营长以我带有地图，疑我系排、连长，逼我说出所带人员枪支、去向，而我始终坚持原有口供。敌人恼怒了，将我双手反绑，吊在屋角的支梁上。以后营长打电话给团部，隐约中听到该营长在电话中说到捉到一个俘虏，自称文书，但带有地图、本子，不是当官的就是做特务工作的等等。片刻之后，营长嘱人将我放下，并说：“团长说的，今晚将他送到团部去。”

  当天晚饭后，敌人将我及另外三、四个被俘同志用一条绳子串绑起来，押去团部。到团部后，关在一个大庙里，庙门口放有哨兵，房内烧了一堆木柴，二三十个被俘同志中没被子的，多围着这堆火取暖过夜。敌人个别当兵的亦常与我们混在一起，有的还谈起他们对新四军的钦佩……从他们口中知道了新四军在这附近曾有一场恶战，现在全军溃散了……从他们口中还知道了三支队五团团长也在几天前被该团所捕，现已上送……从他们口中还知道了敌人于周围警戒颇严密，我们要逃跑是不容易的……

  第二天（16日）早饭后，有人来传我，说敌团长要找我去谈话。当即有一个哨兵押我走向距大庙有相当距离的一座有围墙的大院子，进大门，过天井，团长就住在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我进门时，该团长坐在床上，面前是一张方桌，铺面还放着一支打开保险机的驳壳枪，他叫我坐在衣柜前面的一张凳子上，开始问我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历史等，我仍以在营部时的口供对答，并编造得更详细些，说我叫李梓林，是浙江温州人，是个中学生等等。关于革命历史部分则只说自己是为了抗日来参加新四军的，入伍才有三个月，在二支队五团参谋处当文书，参谋处书记叫林谷应（这是我当时的真实名字）等等。我看到团长面前桌子上有一本我的笔记本，就说这本子是书记的，是书记叫我抄的，每次抄这些文件时书记曾怎样怎样嘱咐我要保守秘密，说行动中书记将他的皮包给我背，要我紧紧跟着他，当时还嘱咐过，我自己的东西可以丢掉，而这皮包无论如何不能遗失，说过“你人在，皮包就要在”，所以我们失散后，我始终不敢把皮包丢掉，怕以后遇到他不能交待。当时，团长曾问参谋处书记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他很少在家，经常东跑西跑，到底做些什么我不知道，就这样，我掩饰了我的工作身份与真实面目。接下去，团长问了五团的部队情况，我说了该团一些人所共知的编制情况，又说我到部队才三个月，平时只是抄抄东西，很少出去，认得的人不多，知道的事很少。续之，团长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党是什么我都不了解，怎会是党员？团长问我是不是青年队员，我说林书记曾同我谈过要我加入青年队，谈过不久部队就出发了，最后团长虽说“不见得这样吧”，但亦没有提出什么反驳的理由来，他叫我先回去休息，这场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哨兵押我回禁闭室去，还未出大门，有人来对我们说，指导员要我去，我心里想，这次该用硬的了吧……指导员亦住在这个院子里，是在靠右首的一个房间里。开始他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我就把答复团长问时所编好的口供重复了一遍。指导员亦拿出一本我的笔记本，还称赞了我抄写得很不错。接着就打开话匣子，大肆宣传他的反共谬论，什么“共产党破坏抗战”呀，什么“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呀，什么“你要抗战是对的，投新四军摸错了门路”呀……他讲他的，除实在忍耐不住时偶尔驳斥他一二句外，我只是不做声，最后他还讲了一些“青年人应该为国效劳”的道理，说他们这里也还需人工作等等。就在这时候，进来一个像是乡保长之类的老百姓，他打断了指导员的谈话，说有关粮食的紧要问题要指导员出去商量。指导员迟疑了一会，拿本书（记得是国民党天水行营印发的“八路军破坏抗战纪实”）给我，对我说：“你先看看这本书，我们回头再谈”然后就出去了。指导员走后，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连那个押我来谈话的哨兵亦没有在门口监视我，而我的那本笔记本还丢在桌子上。当时我对那两本秘密笔记本落到敌人手里是很痛心的，有这样机会当然不肯放过，我就很快地把这本笔记本拿来藏在布袜子里面脚掌下，然后坐在离桌子较远的地方假装很专心地看书。过了一会，指导员匆匆忙忙地回来了，我站起来对他说，我肚子不舒服，请允许我先回去。指导员说他也很忙，以后再找我谈，叫我把那本反共小册子带回去看。于是我就出了他的房间，在哨兵押解下出了大门，我告诉哨兵说要大便，就在假装大便时将那本偷出来的笔记本塞到茅坑里去了。回到禁闭室，已快吃中饭。

  第三天（17日）吃过早饭以后，有个提着驳壳枪的人来喊我，说团长要我马上去，我就在他的押解下去了。走到大门口，就看见团长在他的门口发脾气，不知道在骂谁，大门边、天井的两旁，还有一些士兵远远地站着看热闹。当我进了大门，走到一些士兵旁边时，团长看到了就指着我叫喊“你快点替我滚”，“你要找毛泽东就找毛泽东去，要找项英就找项英去”……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真弄得我莫名其妙，我愣住了，旁边一个士兵碰碰我，轻轻告诉我说：“你还不走？团长脾气很古怪，他要干掉就会干掉你的，他要你走，就快走吧！”我还问了他一下，“他为什么发脾气？”那士兵说，“你放心吧，他不是发你的脾气，是发指导员的脾气，说指导员把你的一本书搞丢了，你还是快走吧！”那提驳壳枪的人也来催我走，我不能再多追问，就出大门沿大路走了。

  沿大路走得不远，走到一个庄子时，我又被一个哨兵拦住了。我说是团长放我出来的，哨兵说没有路条就不准走，于是我被送到营部（这是118团3营营部），那个营长正在喝酒，不理会我的诉说，叫人把我关到楼上去。这是一个中药铺放药材的楼房，我上去时，上面已关了二三十个老百姓。问这些老百姓，才知道这个部队将要开差，他们都是被抓来当夫子的。

  次日（18日）清晨，楼下不断传来嘈杂的声音，部队果然要开差了。不一会，有人在楼下喊快点下楼吃饭，我走在最后面，待二三十个民夫都下去了，很快跑到隔壁躲在一个药篓里。敌人看人都已下来，还喊了几声，上楼看了一下，但没有发现我。待部队走后，周围都安静下来了，我才从药篓里爬出来，这才于第一次被捕中真正脱险。

  初次脱险之后，我从楼上下来后，房东很害怕，催我快走。我跑到侧旁一个较破旧的小屋里，这家老百姓对新四军较有认识，但亦不敢留我在他家，于是将我带到一个理发铺里，嘱我在房里不要出来。从理发铺的门缝里看出去，我曾看到大路上押解过一大批一大批我们被俘的同志，他们唱着抗日歌曲，隐隐地还能听到。这些情景使我很难过，同时也证明这次战役中我们确实已溃败了，要找到部队不容易了，除非到江北去。那天晚上老百姓给我一捆稻草，叫我在庄后小山上的交通沟里过了一宿。第二天清早我决心向北去，拟先到原教导总队驻地想办法，不行就再向北，到原三支队驻地去想办法，到那边，距江边也近了。当天晚上，我到了焦石阜，20日清晨，在当地老百姓帮助掩护下通过渡口，傍晚抵达梅村。

第二次被捕：

  皖南群众对新四军是十分爱护的，只要表明自己是新四军，总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我在教导总队工作时，曾晓得梅村的党组织、群众组织都是较坚强的，因之到达梅村后更使我大意。我进了庄子，看到一个老百姓在捆柴火，就向他表明了自己是新四军。想不到这人竟拉着我不放，说他就是村长，“国军”今天曾在这里开过会，说新四军到“国军”那里去不会有生命危险……我说“我不麻烦你，你也不要麻烦我，还是让我走吧”。可是他仍死拉住我不放。这个庄子里，就住着四川部队144师的一个排，就这样，我被送到敌人那里，我第二次被捕了。

  这个排是住在一个庙里，士兵们都围着烤火。排长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改名陈如焕，说是当文书的。排长听说是个文书，似乎很感兴趣，谈了不少关于新四军过去同四川军在一起打过鬼子，四川部队与新四军差不了多少，在这里干的新四军的弟兄很多等话……还说他是个大老粗，不识字，叫我就在那里干好了；他还指着好几个士兵说，他们都是新四军过来的。这是事实，川军里差不多每个班里都已收容了我们的二三个同志。当天晚上，这个排奉命开到章家渡去集中。第二天，排长叫我去剃了光头，看样子是决定留我当兵了。那天傍晚，我还听了连长的训话，他叫新四军过去的弟兄不要有顾虑，说他是一视同仁的，还以一到这里就给枪扛等来作证明。又谈到新四军打鬼子很坚决，他曾与新四军在一条战线上打过仗是很清楚的，现在这里也不错，与新四军差不多。……看样子这连长是对新四军印象很好，颇为同情的。

  再过了一天的早饭后，连长叫我去。当时我以为正式补我下班了，想不到他对我说：“……我本打算留你在这里干的，可惜你来得太晚了，这个连的名额已经满了，如果我把你送上去受训，那个苦头恐怕你也吃不消。今天我让你走，你自己去寻个事情做好了……”当时他还给了我两块钱。

  释放以后：我离开章家渡后，先到中村，找到教导总队特派员室工作时的老房东，请他帮忙找个安身地方。那房东说没有办法，给了我一顶破帽子、两块钱，我只得继续向北去。两天后（已是阴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到达张家山附近的一个小庙里，在一个老百姓的草堆里过了一夜。第二天这家老百姓留我在他家过年，说今晚除夕，敌人是不会来查夜的。之后是正月初一（阳历1月27日左右），我认为不能长久在这老百姓家住下去，拟去原三支队军法处驻地找熟人想办法，就拿了老百姓一个破篮子，装作要饭的，离开这个小庄子。

第三次被捕 ：

  从那个庄子到原三支队军法处驻地一定要经过落牛岭，想不到就在这条狭路上遇到川军145师的一个巡逻部队。敌人看到我那不伦不类的装束，就来盘问我。开始我说是要饭的，就是附近庄子里的人，但因不是本地人口音，同时对答中言语支吾，敌人说我是特务，要把我带走，我看无法隐瞒，就说出自己是新四军，这样我就第三次被捕了。

  随巡逻部队到达了连部，后很快送到了营部，晚上被送到团部（团部驻在南陵南门城里），把我关在一个大庙正殿右边用木栏栅围成的禁闭室里。在大庙的另一边，就住着敌人一个班。同我关在一起的有一个通讯员，他是比我早几天就关在这里了。每天，敌人除押我们出来扫地或替他们干些别的什么事外，平时一直关在那个笼子里。在这样情况下，逃跑是不容易的。我们虽然也曾谈过早迟要逃走，但由于敌人监视得较严，我们一讲话就遭干涉，不如他们意就要挨打，一时也想不出逃跑的办法来。就这样，我们被关了一个星期左右。

  敌人团部并没有正式的警卫部队，这个担负团部机关警卫任务的是临时从所属连队里调来的一个排，他们每隔半个月要调换一次。一个星期后，重新调来了一个排。这个新来的排在开差路上逃跑了两个伙夫，伙房里正缺少人，一个上士班长问了我们几句，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就要我们去当伙夫了。我不会煮饭烧菜，这些事由一个老伙夫包去了。分配给我们的工作就是挑水、洗米、洗菜等等。那个通讯员，因为是当地人，在当伙夫的第二天也就逃跑了。我则由于人地生疏，部队消息打听不到，逃跑后去向又无着落，加以部队驻城里，逃跑不易，暂时只好忍耐下去。不多天，我在士兵中认识了好几个原来新四军的同志，他们都是早迟要回自己部队的。其中有一个是原来五团的一个管理排长，大家叫他“裁缝”，与我关系搞得最密切。我们曾在多次接触后计划一起逃跑，打算先逃到他的家中去，在他家乡，找到地方党，要回部队就好办了。

  半个月后，这个排又调防了，奉命调至麻乔附近担任警戒（那是接近日本鬼子的第一线），出了城市逃跑就较容易了。裁缝与我约好，当天晚上派到他放哨时一起走，但敌人放的是复哨，第一天晚上未能跑成。第二天裁缝要我先跑，嘱我到八都河（距麻乔八里路）庄子东头面对大塘第二个门的那家老百姓那边等他，并且告诉我那老百姓的姓名，进去后只要我告诉那老百姓说“是裁缝叫我来的”，那老百姓就会收留我的。而我走后，他在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一定会赶到的。当天下午，我趁送饭去班哨归来途中没有人注意时逃跑了。

最后脱险，找到部队：

  到八都河天已快黄昏，当地果然有这样一家人家。但当我进去说是裁缝叫我来的时候，老百姓却说他根本不认识什么裁缝不裁缝的，他把我推出门外。这真把我弄急了，我就在门外自言自语地诉起苦来。从门缝里我看到他的家人们都在偷听，我就索性诉说起自己的遭遇来，说自己是怎样被捕的，说怎样要回部队去，说裁缝怎样与我商量，说裁缝欺骗了我，使我走投无路……。这一番诉说，结果起了良好的作用。老百姓开了门，一把把我拉了进去，还向我道歉，马上烧水给我洗脚……我问他刚才为什么不理会我，他说听我口音像是四川人，怕是川军发现了裁缝逃跑，故意伪装来假冒，然后再派人来搜查，搜查出来后就要罚款，甚至有性命危险。这样的假圈套，四川佬是经常干的。当天晚上，我就在这老百姓家休息，他特意烧了好菜招待，睡时垫了一床棉被，盖了两床棉被……。这是我一个多月以来最幸福的一天。

  天未亮，我被老百姓喊醒，他告诉我刚才何老太太（是八都河妇救会主任，很进步，在皖南事变中曾帮助过我们很多干部）派人来说，昨天晚上后面山上到了新四军部队，是有人下来买米知道的。问我是不是要回部队，要回部队就马上去。有了这样的好机会，我当然很高兴，我告诉房东如裁缝来了，请转告他这个情况，并谢了房东的帮助，即随来人到了何老太太家里。在她家里我还遇到一个亦是从国民党部队里逃跑出来的、原来当管理员的同志，他也是何老太太找来和我一起到后山去的。何老太太看我没有鞋子穿，还送我一双棉鞋，鞋子太小穿不下，她叫我带着，还说经过的同志太多了，衣服都送光了，实在不能更多帮助，这种盛意，很使我感激。

  我们随送米的同志一起上了山，遇到了原五团特派员邱子华同志等十多人，他们都是参加突围然后打游击出来的。既找到了自己的部队，又遇见了熟人，真使我高兴得落下泪来。

  再经过几天的行动，二月下旬，我们到了江北无为三官殿附近，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同志都集中在那一带。就在这里，我遇到老首长军法处副主任张福标同志（当时三支队团以上干部已突围出来的只有军法处副主任张福标、五团副主任何志远等两同志，所有同志合起来还编不成一个连），我就由邱子华、张福标二同志的证明，当即恢复了组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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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上看，我舅舅自述的事情是有的，但其中一些谈话内容值得怀疑，比如川军的人说新四军打日本人很坚决等等。另，我对中共的群众工作深入细致很感叹。如果不是皖南一带有大量中共地方组织，很多新四军官兵难以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