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的儿子一定是好人；贼的儿子一定是贼！”

这是印度经典电影《流浪者》中的一句台词。从小看过这个电影，听着《拉兹之歌》长大，对这种以血缘关系来判断一个人德行的谬论自当不以为然。所以下面这篇讲犯罪成因与遗传关系的文章，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眼球。两位作者算不上学术大拿，文章也写得一般，我还是决定把它翻译过来介绍给读者，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作为科学方法论的讨论，有一定的颠覆性；二是其中的一些论点让我浮想联翩，有一定的启发性。

我们看人看事，有时难免会犯简单化的错误，以贴标签来替代对具体事实的分析判断。标签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perception, 所依据的往往是“社会传播”的外在因素，而忽视了“基因传播”的本质因素。对这个问题，《伊索寓言》中这个《青蛙与蝎子》的故事算是讲到家了：

蝎子想去它的朋友毒蛇家，半路上碰到一条河。蝎子不会游泳，转来转去，看见河边有一只青蛙，便求青蛙把自己背过河去。青蛙不肯，说：“你会蜇我的，那我不就没命了么？”

蝎子说：“不可能！你死了，我自己不也完蛋了么？”

青蛙觉得这话有理，就答应了蝎子的请求，背起蝎子向对岸游去。到了河中间，青蛙突然觉得自己的脖子上被狠狠地蜇了一下。青蛙大怒，质问蝎子：

“混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蝎子说：“本性如此，忍不住啊！”

犯罪遗传否？科学家不知道，因为他们不敢问

作者：Brian Boutwell,  J.C. Barnes

翻译 & 配图：海天

美国在打击犯罪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暴力和非暴力犯罪从几十年前的高位一路下行。这自然是个好消息，但成功很容易让人麻痹，产生安全的错觉，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如果我们对犯罪根源的了解，有很多严重缺陷甚至根本就是错的，又当如何呢？

设想一个新药试验，用来对付某种致命顽疾。研究人员找到了患有这种疾病的100位病人，给前来求医的前50个病人试用这种新药，后来的50名病人被放入一个对照组，不予任何治疗。实验结果显示，该新药的有效性相当辉煌。

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实验设计可谓漏洞百出。因为对照分组不是随机的，且没有考虑到实验参与者之间先前存在的差异，这个实验并不能回答这种新药物是否对谁确有疗效。这样的研究会在医学研究界成为笑柄。然而，我们很多关于犯罪根源（以及社会科学中的一系列其他问题）的认识，所依据的实验设计，比上述那个糟糕的药物试验好不了多少。

社会学家，尤其是犯罪学家们，出于伦理或实际考虑，往往缺乏进行随机对照试验的能力，而随机对照试验乃是科学研究的黄金标准。比如，我们可能假想，自我控制水平低是犯罪行为的一个原因；事实上，有些关于犯罪的权威解释正是建立在这种假想之上，而且还找到很多证据支持。我们还可以假设，糟糕的家庭教育方式会导致儿童自控能力低下。可是，实验者既不可能随机分派人们的自控力，也无法把孩子随机分配给不同风格的父母；也就是说，犯罪学家可能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家庭教育是否会导致自控力问题，更进一步，（低下的）自控力是否会导致犯罪。

虽然犯罪学家常常不能进行随机试验，他们还是采用各种统计方法，来研究家庭教育，自控力，与犯罪间的关系。他们试图排除掉那些最可能的替代解释，来证明为什么说糟糕的家庭教育导致低自制力，低自制力导致犯罪行为。这类研究不断表明，父母教养的方式与儿童的自控力发展相关，幼时的自控力可以预测儿童长大后的各种重要结果，包括犯罪倾向。犯罪学家们就是靠揭示此类关联来挣饭吃的。

然而，这种研究永远也无法达到随机对照试验的准确性，因为所有这些因素，如自控力，友情纽带欠缺之类，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可以遗传的。

啊，遗传！在犯罪学这类学科中，这可是个广受非议，引人困惑的字眼。人们的身高，体重，个性和行为倾向各有不同，不是每个人都善良开朗，就跟不是每个人都像职业篮球运动员个头那么高一样。但重要的是，遗传跟这些差异的根源相关。说某事具有遗传性，就等于是说基因差异在制造这些可观察的差别中扮演了某种角色。

当我们试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扣篮，有人能写出十四行诗，有的人不断地犯法，每个人基因库的差别很是重要。遗传基因的影响，使某些人比他人更易冲动、更加短视，更健康或者更体弱多病，而且，不管你多么不愿意承认，基因也使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犯法。

上面那个假想的药物试验，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造成治疗组与对照组差别的各种可能因素，也就使得对治疗组的疗效可能存在其他解释。与此类似，大多数的人类特质可以遗传这个事实，要求行为科学研究必须将遗传性作为一个可能的释因进行排除。

试想一下，你想知道某种家庭教养方式是否会影响儿童的自控能力。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与孩子长成后的自控力存在关联，这种证据并不难发现。但是，父母传给孩子的不仅仅只是怎样学会自我控制，还有大量的遗传信息。你的遗传物质中一半来自夫妻，另一半来自母亲。如果忽略遗传传播的因素，你可能会错误地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任何相关性都归因于社会传播。

某种程度上讲，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正是他们自身个性和脾气的产物。个性是可以部分遗传的，所以那些关于家长和孩子自控水平相当的实验观察，既可能源自社会传播，也可能是源自基因传播，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大多数关于犯罪成因的实证研究都忽视了基因传播。然而有些研究发现，一旦将遗传对自控力的影响考虑在内，先前发现的社会传播（即：家教方式）对自控力的影响就变得不稳定。换句话说，当你过滤掉基因传播的因素（即被大多数犯罪学家忽视掉的另类解释），家教方式对自控力的影响就会减弱或甚至完全消失。

考察一下另一种家教方式的影响，就是新闻中常被提起的打孩子屁股。不久前，我们探讨了打屁股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一旦我们过滤掉遗传因素，很多学者想象中的打屁股的高危害性就不见了，也就是说，大部分心理学家认为打屁股会导致儿童行为问题，而我们的证据并不支持这个结论。

遗传性之谜远超出家庭教育。举例来说，犯罪显然不是跨社区随机分布的。它看上去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因子，可以跨越几代人的时间来定义一个社区。同样非随机的，是人们让自己归属到不同社区的过程。人们因为许多种因素影响而聚居在一起，包括收入水平这一主要因素。各位听好了：如果影响人们对居住区域选择的要素中，有些性状是可遗传的，而你忽略了遗传性的作用，那么你对社区因素如何影响犯罪的研究成果就很可能站不住脚。

瑞典的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最近发现，高度贫穷社区有更多的犯罪。但是，当集中于某些家庭的风险因子被考虑进去后，社区的影响效应也就不见了。又一次，在遗传传播的因素被控制排除后，社会传播的效力减弱了（在上述研究中是消失殆尽）。这个发现是否意味着，采用世界其他地方的样本也会呈现类似的结果呢？并非如此。但是犯罪学家很少考虑自己的研究可能被隐藏的遗传效应所污染。

关于这一现象，更专业的术语叫做遗传混杂（Genetic Confounding）。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广泛存在于社科类研究之中，尤其是犯罪学。我们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少许未经测控的遗传因素也会污染和影响你的研究发现。其结果就是，人们认为自己对犯罪根源的那些了解，可能是夸大了的或者根本就是错的。

我们不是要跟社会学家过不去，毕竟我们自己就是社会学家。但是，一般的社会学家，尤其是犯罪学家，应当采纳考虑到遗传混杂的研究设计。要做到这一点，实验设计需要能够把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区分开来，这意味着要对亲缘数据进行分析。

社会学家们常用的方式，是从一个家庭采样一个孩子，这跟前述那糟糕的新药试验差不了多少。几十年来，行为遗传学家一直在分析兄弟姐妹的同胞数据（其中双胞胎为主），这是用于探寻两个变量间关系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

然而，大多数犯罪学家不愿采用这样的设计，这其中没有任何像样的方法论解释，至少我们不知道。相反，似乎是“基因”这个词，让社会学家们厌恶。事实上，犯罪学领域的一个顶级杂志上不久前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结束对双胞胎的研究。听听这嗡嗡吧。居然还真有人要把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方法从犯罪学领域中清除出去，而这种研究方法恰好对消除遗传混杂这类普遍存在的问题极有价值。

如果犯罪学和社会学希望继续成熟，进而发展成强大的科学学科，我们必须停止类似糟糕的药物试验那种水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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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请见：Is crime genetic?

作者： 

Brian Boutwell，Associate Professor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 St. Louis University.

 J.C. Barnes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riminal Justice ,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