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

有人知道这消息是真的吗?好惨。有人从大陆农村出来吗?或有亲友在大陆农村?能证实这消息，是真是假?

以前听说，大陆一胎化政策，导致堕胎现象严重。
没想到中国自称为大国，经济起飞，还到处援外，广洒金钱外交，中国农村老人有问题，不能解决。

黨媽擠出一些奶水、私房錢、貪腐錢，給這些可憐失養的老人吧。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應當。

身处台湾及海外，对这种老人福利政策，大家都很注重，有几个老人失养，电视媒体都会疯狂报导，政府不出面幫忙解決，會被民眾罵死，就等著下台吧。没想到21世纪了，中国还能发生这种事。
希望不是真的，不然中国还有脸面吗?
 
以下转贴看中国网络文章:”惨到难以想象：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
快过年了，很多漂泊异乡的打工仔打工妹为了一张回家的车票愁白了头，也有人无奈的选择留在打工的地方不回家，让故乡等待亲人回来团聚的家人再次深深的失望……在故乡，或者有着他们的留守孩子，或者有着他们日渐年迈的爹娘。

 而更让人痛心的是，有这么一些爹娘，他/她们日渐老去，不再能为家庭创造价值，在不孝的子孙和无奈的现实面前，悲愤地选择自杀。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被榨干所有价值后，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这种病态的现象，都是真实的中国，真实而残酷。 很多中国农村老人状况，惨到难以想象。

以下是《中国青年报》2014年的报道，不过该文最近又在网络上流传，不少微信公众号都转载了此文。文章很长，我们摘录如下： 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林木文沐浴之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这个69岁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开始计划自杀了。”刘燕舞后来听说。待人们发现时，林木文已经没有了呼吸。在这个距湖北武汉不到100公里的村庄里，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妇失和。“他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一名村民对刘燕舞说，“这样死，还‘体面’些。”

 那是2008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这也成为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开端。6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他发现，林木文的悲剧不是个案，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刘燕舞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

“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 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在京山调查的半个月里，有村子又发生3起老人自杀事件。经统计，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 刘燕舞慢慢发现，林木文的死，并不算严重或者惨烈。在过去6年的调研里，他听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这些都是有必死的决心的。”刘燕舞分析道。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

 这样的案例接触多了，刘燕舞不禁叹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讲，但都悲惨到难以想象。”“有时候会有股想逃离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更让刘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杨华了解到，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 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 不少人跟刘燕舞讲过给老人治病的账：假如花3万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农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个七八年，就也不太亏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几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心里，这笔账的算法也是成立的。

“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杨华将农村自杀老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们倾向于为子女着想。 “事实上，多数自杀身亡的老年人，其实是不想死的。” “这些老人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杨华说，“自杀的后果也将给子女带来收益。”甚至，他们即便自杀还处处为子女着想。他们有的不会在家里自杀，而是选择荒坡、河沟，帮子女避嫌；或者与子女争吵后不自杀，待到关系平静后才自杀；还有两个老人都想自杀，也不会选择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杀，而要错开时间，以免对子女家庭产生不好影响。

刘燕舞认为，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老人都不会轻易选择自杀。“一些老人说，宁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谓‘利他’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 刘燕舞的老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 “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贺雪峰说。

 在“代际剥削”大行其道的地区，与之伴随的，是农村老年人自杀潮的出现。特别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明显。 刘燕舞将这种自杀潮的出现称为病态。“2000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刘燕舞不无忧虑地说，“用‘极为严峻’来判断这一形势并不为过。” “我在全国跑的感觉是，随着现代性的侵入，传统性的没落，各地农村都在向京山的方向靠拢，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刘燕舞说。

与他们的调查一同跑步前进的，还有中国的老龄化水平。截至去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去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 这意味着中国仅老年人口数，就相当于印度尼西亚的总人口数，已超过了巴西、俄罗斯、日本。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去年已达到2300万人。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继续增加，从2012年的3600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3750万人。

 而据刘燕舞介绍，在农村自杀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岁以上年龄段。“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事实上，多数自杀身亡的老年人，其实是不想死的。”刘燕舞还记得2011年冬天去应城农村做访谈的情景。在他去的头一年，离他住处不远的一户人家，照料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们商量，给老人断水、断粮，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过年家里来客人，屋里臭烘烘的”。 这是个倔强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骂，抓起粪便在屋里到处乱扔。一直坚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