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草

在《季羡林谈佛》中，季羡林发现了释迦牟尼佛有一段超过千年之久的委屈史。在印度，释迦牟尼被他的对手提婆达多一直压制，最后的结果是两人同归于尽，佛教在印度彻底消亡或者融合到其它宗教之中，以至于佛教在印度成为了重要的文化和宗教遗产。提婆达多的存在被当时到访印度的唐代高僧玄奘记载了下来，并被季羡林挖掘了出来。在释、提两佛的千年大战中，释老是幸福的，因为他的教义在亚洲其它国家得到了发扬广大，也算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吧！这和基督教颇为相似，犹太人耶稣同志创立的教被犹太人抛弃，但却被其它欧洲国家奉为至宝，并发展成三条主要分支：东正、天主、基督。

通过外线作战，佛教斗争的最后结果是释老获得了全面胜利，一方面他不仅成功地把提婆达多按到了18层地狱，用你所能想像到的和不能想像到的所有惩罚折磨这这个无耻之徒；另一方面又网开一面，给提婆达多封了个佛官，以示我佛的宽大、慈悲。我们现在回溯历史，看看释、提两人在哪些方面对上了眼？他们为什么会对上眼？

释迦牟尼、提婆达多是堂兄弟，两人生活的年代同中国孔子生活的年代相近。当时的印度总体上是外来宗教婆罗门教压制和驱逐本土沙门教的大环境，他们都生活在婆罗门教影响的边缘地带—印度东北部。佛教基本上脱胎于沙门教，释迦牟尼是改良派，而提婆达多更接近于我们现在熟知的极端教义派。从认识论角度，释迦牟尼是彻底唯心主义者，主张轮回，主张建立佛教世界的庞大的上层建筑体系，如我们熟悉的繁多的佛王、菩萨等。提婆达多更接近唯物主义，他否定轮回，反对虚无缥缈的佛界，主张人必须通过苦修来达成正果。

从二者的主张看，释迦牟尼的教义更易被各国的上层社会所接受，在不排斥苦修的同时，释老提出的立地成佛给所有享乐派和捡现成的提供了强大道德武器，很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而提老的主张则难度太高，人们需要抛弃太多的东西来接受这种高大上的理念，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接受苦修作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释老给大家画了不少香喷喷的大饼，满足了人们的官瘾和做大做强的欲望，让大家能在佛界有奔头。相反，提老就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东西来鞭策大家向前进，只有象傻子一样地闷头受罪。自然，亚洲除印度之外的各国人民都选择了积极向上、灵活性强、可操作性强的释佛。

不少人会问，为什么印度人怎么就那么傻，不信释老？这个问题必须结合印度的地理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来谈。由于纬度的关系，印度的气候得天独厚，在多数低海拔地带终年无严寒，而且夏天十分炎热，特别适合于搞懒洋洋苦修、特别适合逆来顺受的秉性。释、提时代正是印度本土文化被外来文化的压制时期，人们选择逃避、苦修便是自然的行为。事实上，刚开始释老也选择苦修，可没想到出身王子的他受不了这个苦，吃不了这个罪，被饿的晕头转向，身体虚弱，几乎濒临死亡，最后还是他那小白脸的英俊相貌救了他，一位倾慕他长相的妇女给他灌奶喂食，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从此，释老痛定思痛，毅然抛弃了苦修这种傻活，转而靠忽悠和上层路线来发展教义。

然而释老的转变是与当时印度的社会实际和人生观念不相符合的，是与印度人那种对于苦难的天生亲和不相容的。我在前面讨论印度崛起的一文中也专门谈了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相反，提老的苦修就很成功，很印度，而且提老也不象释老那样有绯色传闻。提老的坚定意志和顽强作风赢得了广大群众和教徒的尊敬。释老身边的徒众们也对释老不齿，除了他的四个铁哥们外，其余五百徒众均起义，弃暗投明地汇集到了提老身边。这在佛史上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足足费了千年才将这段历史用舆论矫正过来，但还是留下了不少破绽，并被季羡林无情地捅了出来。

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释老真正表现出大智慧、大毅力、大动作。他坚信好吃懒做是人们的本性，上层社会是宗教得以真正传播的根本，天上掉馅饼是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因此他一方面运用高超忽悠艺术和人际交往天赋，周旋于上流社会，达成于上层的妥协；同时对外开放，引进婆罗门教的部分理念来求得思想领域的与国际接轨、与时俱进，使释佛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巩固基本盘，为他的死忠在佛界封官许愿，给予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释老不但做到了不离、不弃，而且还提拔、重用；对以前的革命动摇分子和反叛分子，也不追究，只要认识了错误，还照样启用，真正做到放下成见，立地成佛。但对于敌对分子的提老还是要严厉惩罚的，要把他押入地狱受刑、警示，用来给后来的反对派杀鸡儆猴。即便这样，对提老还是给了个佛协的位置，进一步昭示世人，释佛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

所以，今天的佛教发展到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释老对此功不可没。最后，请所有对佛严肃的读者不要对本文的写实手法太当真，请你们把火力对准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