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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袁世凯导演兵变”的几段史料 zt
送交者:  2016年01月03日11:56:42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1912年2月29日晚,袁世凯属下的曹锟部队突然爆发兵变,是否由袁世凯策划,历来有很多说法。袁世凯当时确实是不想南下到南京就职大总统,落到革命党的掌控之中的,他希望留在北京。但他是否密谋让曹锟搞兵变以制造不能离京的舆论?并没有铁板钉钉的确凿结论


  老高按:袁世凯无疑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坛老将,策划于密室是他擅长的拿手好戏。也因此,往往每当发生一些政坛突发事件、骤起风云,人们就疑心是袁世凯在幕后秘密操纵。久而久之,往往更将推测当成了事实。戊戌告密之事如此,宋教仁被刺如此,1912年北京兵变也是如此。
  北京兵变由袁世凯密谋导演的说法,有若干史料依据。例如:
  时任第三镇(即哗变军队)参谋官杨雨辰在回忆录中说:“这场兵变是有预谋、有组织而发动的,是袁氏父子早在数日前就蓄谋制造的乱局。”袁氏内阁南北议和的全权代表、后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回忆其亲身所历说:“当时兵变发生,南方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在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时任北洋军第三镇师长)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以上转引自韩文宁發表在2009年第1期《中华遗产》的文章。韩由上述两条,得出结论:“由此可见,这场兵变的总导演应是袁世凯。”
  但是对这件事是否由袁世凯策划,历来有很多说法。袁世凯当时确实是不想南下到南京就职,落到革命党的掌控之中的,他希望留在北京。但他是否密谋让曹锟搞兵变以制造袁大总统不能离京的舆论?并没有铁板钉钉的确凿结论。冯学荣的一篇文章《是袁世凯导演的兵变吗》,就提出了几条反证的史料。转载于下,供各位分辨。


  是袁世凯导演的兵变吗

  冯学荣,博客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辛亥革命当中,清帝退位之后,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礼让”给了袁世凯。为了约束袁世凯,革命党坚持要袁世凯南下、赴南京就职。出于这个目的,革命党派了以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王正廷、纽永健、刘冠雄等人组成使团、北上京师、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蔡元培使团一行来到北京,是1912年2月27日。29日晚,袁世凯属下的第三镇(曹锟部队)突然爆发了兵变。
  当晚8点,第三镇的士兵们以“长官(曹锟)扣减军饷”为理由,突然发动兵变,在北京城各处地方,对平民四千多户人家实施抢劫,并放枪闹事,一夜之间,把北京城闹得鸡飞狗跳。
  袁世凯及时动用军队,把兵变给镇压了下去。这下一来,北京城里的商、民两界人士顿时都被吓坏了,报章纷纷发表社论:请袁世凯不要南下南京就职,北京城不能没有了袁大总统。
  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南京使团人员也被这个形势吓倒了,他们也觉得:袁世凯的确是不能离开北京。于是,他们也发表了附和的言论。
  结果是南方革命党集团作出让步:同意袁世凯留在北京就职。
  这件事,历来被史家定义为“袁世凯阴谋策划兵变、为自己拒绝南下制造借口”。但是,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吗?

  历史研究有一个老大难的瓶颈:死无对证。就拿本案来说,倘若果真是袁世凯下令的兵变,那么袁世凯应该是口头对曹锟进行吩咐,从逻辑上而言,这种两人之间的口头信息,除非其中一方以回忆录或日记的方式传世,否则两人一死,真相就石沉大海,永远无法百分之百还原了。
  换句话说:袁世凯有没有口头吩咐曹锟在北京搞一次兵变?这个问题是无法获得肯定答案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袁世凯和曹锟都死了、他们都没有留下关于此事的回忆录或日记。
  那么,后世人研究这个案件,其实也只能从袁世凯的身边人入手,去揣摩个大概。于是今天,请让我们一起来,通过袁世凯的身边人:袁世凯的儿子和幕僚,看看他们在史料里,是怎么记录袁世凯在此期间的言行的,并以此判断个大概。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在兵变当天,做了些什么。
  袁克文回忆录性质的著作《辛丙秘苑》书中有一章名叫《壬子兵变记》,就是指的是本次的兵变事件(1912年系壬子年)。
  袁克文的原文如下:
  ……是日,予以友人之招出城小酌,薄暮,归至东长安街,即闻枪声。询之警察,尚谓时近灯节,必人家所放花炮也。车前行,枪声益近,其声烈,殊不类花炮,予心知有变,令御者疾行。至石大人胡同口,守兵见予服西服,不令入,盖先公时居外交部之公所,即此胡同中也。正俄延问,弹自后至,碎予车灯,御者急转车入煤渣胡同,弹复续至,幸马疾奔,未为所中。予谓御者曰:“既不能归邸,可至交民巷英使署,一询何变。”乃至英使署,途中尚无阻者,晤英使朱尔典。朱亦闻枪声而未悉何变,延予坐待,命其参赞往探。少顷,探归报朱,朱谓予曰:“兵变,焚掠街市,总统府无恙,总统亦安,君可勿虑。惟街市已不能通行,君可寓此,乱定再归,予已遣人报尊公知矣。”予谢之,必欲归,朱曰:“不可。非阻君行,实乱兵满布,车不可通耳。”时枪声愈杂,予知不能强行,乃止。朱时以佳音慰予,而予心终不可安,彷徨竟夕,如历数年。至晨,枪始渐息,乃别朱归邸。先公亦终夜不眠,见予叹曰:“予练兵三十年,威信一旦丧矣。”予曰:“军属部久矣,兵非故兵,将非故将,虽有一二旧部,又无实权。今大人帅军方数月,不及整布,岂能损大人之誉耶?惟彰德为家所在,男有守责,恐为牵动,男何以对祖先!”先公曰:“尔明日返,因机制宜,予心已碎于国事,不能问家事矣!”……

  袁克文这段回忆,翻译成现代中文的话,是以下的这个意思:
  爆发兵变的当天,我应朋友的邀请,出了北京城(内城?外城?)吃喝,傍晚时分,我回到长安街,就听到了枪声,我问警察,警察说现在离元宵节不远了,老百姓在放鞭炮。于是我继续驱(马)车前行,枪声越来越近,声音很大,不太像鞭炮,我觉得肯定出什么事了,于是我让马车夫跑快点,到了石大人胡同口,卫兵见我穿的是西装,不让我进,因为当时我父亲就在这胡同里面办公。正在僵持之间,从后面发来一颗子弹,打碎了我的马车灯,马车夫急忙拐弯、转入煤渣胡同,后面的子弹呼呼地持续射来,幸亏我的马跑得还算快,没打中,我对马车夫说:既然不能回府,那么我们去东交民巷,找(英国公使)朱尔典,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于是我们到了英国公使馆。途中还算畅顺。我见了朱尔典,他说也听到了枪声,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叫我坐下。朱尔典叫他的参赞出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一会儿,参赞回来报告。朱尔典跟我说:发生兵变了!乱兵焚烧劫掠街市,总统(袁世凯)还好,你不用担心,但是街道已经不能通行了,你尽管住在我这,等兵变平息了再回去,我已经吩咐下人告诉你父亲了。我向朱尔典道谢,坚持要回府,朱尔典说:不行,我不是不让你走,街上乱兵实在太多,车辆无法通行。当时枪声越来越密集,我知道走不了了。朱尔典时不时安慰我,而我始终无法心安。第二天早上,枪声终于逐渐平息,我告别朱尔典回府,我的父亲(袁世凯)一夜没有睡觉,见我,说:我练兵三十年,现在我的威信一天丧尽了!我说:军队属于陆军部很久了,现在的兵已经不是当年你练的兵了,将领也不是你当年培养的将领,尽管有一两个旧部,他们没有实权,父亲你刚接手部队几个月,都还来不及整顿呢,此事怎么会损害你的威信?只是河南彰德是我们家园所在,我是男丁,有保护家属的责任,倘若家里人被牵连,我没脸面对祖宗!我父亲说:你明天就回彰德去,相机行事,我近期为国家大事操尽了心,没有功夫处理家里的事情了!

  从袁克文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来以下几点:
  1、在兵变爆发的当天,袁克文事先不知情,外出吃喝,傍晚回到北京市区、遇上了兵变。乱兵见到袁克文的马车,认为袁克文必定是有钱人,于是追着他来放枪,将袁克文的马车灯烂,袁克文差点儿命丧枪下、横死街头;
  2、兵变第二天,袁世凯对袁克文说:昨晚的兵变事件,严重损害了我的威信,使我名誉扫地;
  3、袁世凯吩咐袁克文第二天就回河南彰德去、保护家属,以防万一。因为兵变一旦失控、演变成全国性的叛乱,则袁世凯在河南彰德的家属将陷入危险。
  我们对上述的状况加以分析,就可以引出这样的一些疑问:
  1、倘若这场兵变是袁世凯密谋策划的,事前袁世凯为什么不吩咐袁克文躲起来?要知道兵变是玩火,生火容易灭火难,袁克文在兵变当天仍然外出、并且差一点丧生于变兵的枪下。所谓“虎毒不食子”,袁世凯为什么要陷自己的亲生儿子于生命危险之中而不顾?
  2、兵变事件在事实上的确损害了袁世凯“收拾时局非袁不可”的声威、使袁世凯在中国的威信受损。要知道,在时局摇晃的1912年,权威受损的后果可以很严重。如果这场兵变是袁世凯策划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赌注也有点太大了。
  3、倘若兵变是袁世凯策划的,那么事先袁世凯为何不派兵保护好自己河南彰德老家的家属亲戚?要知道兵变如星星之火,一旦燎原则不可收拾,将祸及自己的亲人。
  由此可知,“袁世凯策划兵变”一说,与其子袁克文的回忆录《辛丙秘苑》所记录的事实,明显是相互矛盾的。

  当然,读者也可以说:袁克文是袁世凯的儿子,他当然要为自己的父亲辩护,因此袁克文的回忆录,是不可信的。
  读者这样说,也并非全无道理。因此,让我们再来看其他的证人证言。
  第一个证人是许宝蘅,事发时候袁世凯的幕僚之一,兵变当晚,许宝蘅就在袁世凯的身边。《许宝蘅日记》记录了兵变当晚,许宝蘅在袁世凯身边的所见所闻,原文如下:
  ……正晚饭,忽报齐化门外所驻第三镇之九标炮辎各营兵变,攻入齐化门,因传说将下剪发令,又因陆军部将该营加饷扣减,遂尔哗溃。正在查询,即闻枪声甚近,盖府内尚驻有十标一营与变兵相应,遂与总统避入地穴内,一面派人宣谕并无扣饷、剪发之事。又闻枪声甚急,一面派人分头探察宣谕,劝令归伍……

  许宝蘅的这一段日记,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个意思:
  ……兵变当晚,我们正在吃晚饭,突然接到报告:说朝阳门外驻扎的北洋军队第三镇第九标炮兵、辎重兵等营队发生了兵变,变兵攻入了朝阳门,听说是因为即将下令剪辫子,也因为陆军部扣发这些兵的工资,所以这些兵哗变了。正在四处打听的时候,突然听到不远处响起了枪声,考虑到当时周边驻扎着十个标、一个营的兵力,万一这些人响应兵变,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我们和总统(袁世凯)一起、躲到了地下室里面。同时,我们派人对外发出通告:政府并没有命令剪辫子、也没有扣发工资的意思。这时枪声越来越密集,于是我们也派人出去、传达上述通告,并劝士兵们归队……

  可见,我们从袁世凯的身边人、兵变事件亲历者许宝蘅的日记当中,了解到以下的事实:
  1、兵变当晚,袁世凯并未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例如城外),而是仍然很镇定地在府内,和幕僚们一起吃饭;
  2、当晚来人报告:兵变的原因是士兵们听到“剪辫子”、“减工资”的传闻,人心不服,所以起来造反;
  3、事变之前,袁世凯并没有对总统府的卫兵做出一定的吩咐,因此卫兵有加入兵变的可能,换言之:袁世凯本人也可能陷入危险;
  4、知道兵变之后,袁世凯和幕僚们立即躲进了地下室,并立即派人对外发出通告:政府并不打算“剪辫子”、“减工资”,因此请变兵不要再闹事。

  于是,许宝蘅的证言,显示了以下难以解释的疑点:
  1、如果是袁世凯策划的兵变,为什么袁世凯当晚不躲到别处?例如城外、例如承德、例如某个隐蔽地点,反而是镇定自若地留在府内?要知道袁世凯的办公官邸是个惹眼目标、兵变一旦失控,袁世凯本人也陷入严重的危险当中(谁能保证兵变不失控?);
  2、如果是袁世凯策划的兵变,为什么当晚跑进来报告的人,说兵变是因为“剪辫子”和“扣工资”,而不是因为“(曹锟)大帅有令”?
  3、如果是袁世凯策划的兵变,那么在兵变事发之时,袁世凯的幕僚们为何担心总统卫队会加入兵变、因而给袁世凯造成危险?
  4、如果是袁世凯策划的兵变,那么事发之时,袁世凯为何怕死、为何要躲进地下室?演戏给谁看?演给自己的心腹幕僚看?有必要么?另,袁世凯又为何立即派人外出宣告:没有“剪辫子”、“扣工资”的事、请大家不要再闹了?
  显而易见,《许宝蘅日记》所记录下来的袁世凯在兵变当晚的言行举止,与“袁世凯策划兵变”一说,是相互矛盾的。值得注意的是:许宝蘅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很难说许宝蘅有必要在自己的日记里造假、自己骗自己。

  许宝蘅的证言,在另一个证人的回忆里,得到了印证,这个人就是第三镇曹锟的幕僚——陈文运。陈文运写过一篇叫《当我调回第三镇以后》的回忆文章,在文章中,陈文运回忆了兵变当晚第三镇曹锟帅府发生的事情,原文如下:
  ……2月29日下午,曹锟召集我们在帅府园司令部开会……一直呆到晚上十点多钟,忽然听见东北方向有“轰、轰、轰”的炮声。大家相顾失色,正在摸不清头脑的时候,有人跑来送信,说:“齐化门外炮队开炮了,兵变了!”这时,大家都吃惊不小,纷纷走散,电话铃响了好久,也没有顾得去接。我信手接过来一听,大概是总理办事处打来的。大意说:“剃小辫,自由;加饷,照旧;米贴也照常。赶紧通知队伍,不要闹事。”原来士兵们在打仗时另加饷银一两,另外还有米价补贴。最近听说南北议和,没有战事了,加饷和米贴都要裁减,还因为民国成立,士兵也要剪去小辫,军队里很多人表示不满。袁世凯认为这是酿成兵变的原因,所以临时发出命令,指示这三件事都照常不变,安定军心……

  陈文运的这段回忆是用白话文写的,不需要翻译,由此可见,兵变当天,在曹锟的第三镇帅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第三镇属下的士兵发生兵变,身为第三镇高级幕僚的陈文运,事前竟然不知情,事发之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且似乎大帅府象陈文运一样摸不着头脑的人,远远不止陈文运一个;
  2、兵变发生之后不久,袁世凯属下的总理办事处给曹锟大帅府打来了电话,要求第三镇对变兵进行通告:没有“剪辫子”和“扣工资”这种事,请士兵们不要再闹事;
  3、陈文运作为兵变部队——第三镇的高级幕僚,直至多年之后,仍然不认为这次兵变是由袁世凯阴谋策划的。
  可见,陈文运的回忆和许宝蘅的日记是吻合的:兵变刚刚事发,袁世凯中枢就对外发出了口信:没有“剪辫子”、“扣工资”的事,请立即制止兵变。

  不但陈文运、许宝蘅,还有一个在场见证人——叶公绰,也留下了一段证言。叶公绰在其回忆文章《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中,留下了兵变当晚的证言如下:
  ……同数人方晚膳,忽闻枪声劈拍,起于所坐窗外,始以为新年爆竹。乃空中人声鼎沸,旋而红光烛天,知必有变。因同出天井,则卫兵秩序纷乱,出入杂遝。项城神色颇荒,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盖其时本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也。乃电话旋断,电灯亦灭,众益无措,项城乃与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千元。时探报迭至,已知是兵变抢劫……

  叶公绰的这段证言,用白话文来说是这个意思:
  ……兵变当晚,我们几个人在吃晚饭,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四起,我们起来往窗外看,开始还以为是有人在放爆竹庆祝新年。突然听到外面叫喊声一大片,然后天边一片红光,才知道出事了。于是我们都跑到天井去,看到卫兵秩序很乱,跑来跑去。袁世凯神色慌张,因为此前有禁卫军入城造反的谣言,所以袁世凯当场打了好几次电话、询问西城的状况。后来电话线断了,电灯也停电了,大家手足无措,袁世凯和我们躲进了地下室,并命令将某一笔军饷拿出来,分发给身边的卫兵,每人都发了好几千元。不久报告来了,就知道是兵变了……

  很清晰,叶公绰的证言和许宝蘅的日记也是吻合的:兵变发生时,袁世凯和贴身幕僚们躲进了地下室。但是,叶公绰的回忆还透露了以下更多的细节:
  1、兵变爆发的时候,袁世凯一脸慌张,频繁打电话,问这问那,还躲进地下室,怕死得很;
  2、袁世凯躲进地下室之后,吩咐幕僚给卫兵发钱,出手大方。“每人发几千元”,要知道,当时的几千元可是巨款,怎么说至少也相当于现在的一二十万人民币。
  袁世凯在慌张之余,为什么要给卫兵发钱呢?这正是袁世凯的老到之处:危难之时,要防止身边的卫兵造反,所以要收买贴身卫士的人心,使他们心甘情愿为自己卖命、拼命保护首长——同时,袁世凯的这个发钱举动也恰恰证明:袁世凯的确是慌了。这很难说是一场表演。
  如果说是袁世凯策划的兵变,那么在事发的时候,袁世凯为什么会慌张到这个地步呢?
  行文至此,我们也许仍然很难得出一个铁定的结论,但是我想,读者应该至少可以同意这一点了:袁世凯在兵变当晚的言行举止,与“袁世凯谋划兵变”的指控,不但于情理不符,而且恰恰是截然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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