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进行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创造理论。另一类是利用他人创造的理论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假定学者是理性人，他会在既能创造理论也能利用现成的理论分析和解释一个具体问题的情况下选择创造理论。理由就是创造理论的活动的价值高于利用理论的活动的价值。利用理论时能够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创造理论后，这个理论可以被无数次的利用而产生衍生的价值。这个价值的累积价值将超过某一次利用理论解决问题的价值。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价值也可以被看作是某一个理论的价值的实现。因此，本人试图谈谈创造理论的问题。当然，这只是针对对创造理论感兴趣的人写的。此外，本人无法担保本人的看法能被所有人接受。如果有学者有不同看法，欢迎批评。

1. 创造理论的层次

学者在写作的时候会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也力求写出有新意的作品。如果他们的作品的内容足够新，而且形成一套系统的说法，有可能创造理论。几乎所有的学者在写作时都试图提出有新意的观点，但是只有那些观点足够新，而且有系统的论述的作品才能创造理论。可以这么说，能够系统地阐述前人没有能够提出的或表述的一套说法的作品有可能创造理论。

那么，我们可以说，人们创造理论的活动有三个基本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综合前人创造的理论，将前人创造的理论系统化。这意味着有若干个前人在不同的具体理论领域里提出一些新的说法，或者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创造了不成熟的理论，但是，彼此之间并不衔接，互相之间并没有协调。可能存在某个领域内的缺陷或不足。各个说法或理论之间有冲突和矛盾。经过系统的整理和重新解释，以及补充不足的环节等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由于过去没有这样的理论体系，于是，这个理论体系是新的。代表一种理论创新活动。这种理论创新活动类似于中国人经常说的理论知识的集大成。其条件是，前人创造的理论不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是若干人在不同领域或在不同时间提出的还没有系统化的理论或理论萌芽。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这样创造的理论不同于前人的观点或理论的简单相加。它丰富了现有的理论创造活动，甚至也有一些新的观点和理论叙述。换言之，在整理前人的论述或理论过程中有升华。在自己创造的理论体系中既有前人的观点或尚未完善的理论，也有自己的理论。这是最低层次的创造理论的活动。我个人认为，二十世纪有些经济学家如保罗·萨缪尔森等写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书籍属于这个层次的理论创造。

第二个层次是批判前人的理论，然后在批判前人的理论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特征是前人的理论和自己创造的理论也属于同一个领域。不同的是，在批判前人的理论的时候有自己创造的理论。用自己创造的理论，而不是利用另外一些其他人创造的理论来批判有关的理论。通常看到的情况是，学者在批判前人的理论的过程中进行了独立的思考，然后针对前人的理论的缺失或者错误提出自己的一系列看法，然后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这通常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理论描述的现实情况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于是，提出新的理论。这种创造理论的活动类似与理论更新。这也包括批判前人的理论的时候，学者实际上也得到前人的启发。虽然学者批判前人的理论，前人的理论还是引起他的思考。如果没有前人的理论，有关的学者可能一生也无法创造一套理论。换言之，在创造理论过程中，有关学者以批判前人为条件而创造自己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就是在批判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时创造的。和上述第一个层次比，这是较高层次的理论创造。

第三个层次的理论创造是学者在一个被发现的未知的领域里创造理论，犹如平地起高楼。也就是说，在某个领域里并没有任何理论。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以开天辟地的方式创造了一个理论体系。这种创造理论的活动经常导致一个学科的出现。这种理论通常带来全新的人类社会实践。换言之，在某个领域，人们原先对某个社会规律一无所知。对其进行解释的结果是创造了一个理论体系。这种理论的突出特点是有一系列的发现。人们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创造理论。这样的创造理论的活动往往会产生社会轰动的效果。也就是说出乎人们的预料。但是，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是最高层次的创造理论的活动。与第二个层次的理论活动相比，当人们进行第二个层次的理论给活动时，可能已有不少人有类似看法。只是有关学者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在进行第三个层次的理论活动时，创造理论的人充满了洞见和想象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亚当·斯密的写作属于这个类别的理论创新活动。

简言之，人们的创新活动有创新程度或幅度的差异。应该进行最大幅度的创新活动。人们创造理论的活动就是尽可能提出一个全新的说法并将其系统化。如果人们写作的作品是老生常谈，是零散的观点，或者说的是常识，就无法创造一套理论。

2. 研究的对象

学者是否在创造理论也往往取决于他研究的对象。换言之，如果一位学者想创造理论，他就要进行研究。研究的对象决定他是否能够创造理论。这个研究对象也可以称为研究的课题。如果你对中国的一段历史或目前的现状发表看法，你宏论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你通常是在利用现有的理论进行分析。这不是创造理论的活动。创造理论的活动是对某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对象的研究。换言之，研究的对象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绝对大时的研究才是创造理论的活动。也就是说，研究的对象不是局限于某个国家或某个时刻而是经常存在的和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存在的对象。研究的目的是探讨规律或性质或基本特征。换言之，研究的对象的外延要大，有关的研究能够横扫历史和世界。这样有关的分析才能上升到理论的层次。所以，看看那些创造了理论的书或成为世界名著的书就可以知道其研究对象的外延比较大或很大。也就是说，外延比较小的研究对象往往是具体问题。这不可能创造理论。理论是可以被多次使用和在广大范围内使用的解释。

追问研究的对象的研究能够解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是创造理论的另一个条件。这往往要求人们对一个事物的根源进行研究。例如，人们对某个事物的起源进行研究。这类研究往往导致理论创新。例如，有人研究语言的起源或者国家的起源或者阶级的起源都属于可能创造理论的活动。仅仅研究一个事物的发生过程可能无法创造理论。研究一个事物的起源就包括研究发生的过程和结果。换言之，创造理论的活动是基础性的研究。研究的核心是解释其起源。即使人们不是以研究起源为主要目标，论述的时候解释一个事物的起源或者形成一直是理论活动的一个关键。所以，当研究的对象是某个事物或现象的源头的时候，这类研究活动往往就是创造理论的活动。如果有原创的观点，极有可能创造理论。也就是说，如果学者研究一个事物的枝节，尽管有独到见解，还无法形成理论。理论要求对研究的对象能够进行从头到尾的解释。对研究对象进行从头到尾的解释是理论抱负。没有这样的理论抱负是无法创造理论的。因此，我们看一本书的标题基本上就可以判断这本书是否在进行理论创造的活动。一本书的标题通常就是其研究对象。在当今时代中国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很少能够看见这样的书籍。因此可以判断，没有多少学者在创造理论。

研究的对象必须有难度。有不少人在研究过程中挑选容易研究的课题进行研究。他们或许认为在某一个方面现成的书籍不少。容易收集到需要研究的材料。因此，容易写作。如果一个课题没有多少人研究，也很难找到类似的书籍，人们往往会认为研究这个课题比较难。因此，有人可能会回避研究这个课题。于是，有些课题是热门课题。有些是冷门课题。但是，研究容易研究的课题往往不会导致创造理论。原因就是，研究容易研究的课题不会要求进行复杂的思维。不会迫使研究者发挥自己思维的潜能。于是，研究者的个人思维能力无法得到展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创造理论。原因就是，理论不是一个简单的描述。创造理论需要一个高超的思维活动。需要进行系统的创造。只有研究那些难度大的课题时人们才能进行深入的思考，才能迫使一个人绞尽脑汁。往往是难度大的课题给研究者一个足够大的思维空间，于是，创造理论。所以，研究对象越难，创造理论的可能性越大。创造理论就是展示你的思维能力。只有选择那些难度极大的研究对象的时候才能展示你的思维能力。

哪些研究对象难度大？希望创造理论的学者应该时时处处寻找这样的研究对象。如果你能找到，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中国有些学者深感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有思维深度。个人认为，是他们选择了能让他们深度思维的研究对象。问题不在于人脑能否进行深度思维，而是能否找到能让你进行深度思维的研究课题。人的思维是作用于他思维的对象而展示出来的。找到一个难度大的研究对象还不容易。

3. 研究的自主性

创造理论就不是承袭前人的理论。没有自主性就无法创新。有人指出，创新的学者在自己的思维国度里应该是个绝对主义的君主，掌握着绝对的自主权。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的思维活动。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自己的主动性。这是一个基本看法。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创造理论时，学者不能过度依赖前人。他可能利用前人的理论或知识，但是，不能依附在前人的理论上。这种自主性可能是学者在学生的时代就注意培养的一种习惯或态度。也就是说，学者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继承性的学者和创造型的学者。继承性的学者的主要倾向是传承知识。将上一代人的知识或理论传给下一代人。这类学者通常不创造理论。他们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是紧贴老师的思路，是老师的 好学生。学习成绩优秀，很得老师赏识。学习时一路顺风。被视为优等生。他们的特长是沾了前人的光。就是说，他们有一种抄袭倾向。前人的理论有其价值。后面的人抄袭前人的理论也会让人觉得他学有所得。知识广博或渊博。但是，由于前人已经去世，前人创造的理论已经处于静止不动的状态。抄袭的人在学生时代是优等生。到了当教授的时代，学识则停滞不前。原因是他们的知识依附在前人的知识之上。创造型学者主要依靠自己。当学生的时候，他可能并不是老师的好学生。他可能对老师有一种叛逆心态。由于他不愿抄袭前人，当学生时有点吃亏。就是说没有尽可能依靠老师的知识或其他前人的知识。但是由于他更多地依靠自学，倾向于创造，他会慢慢积累知识，甚至可能创造理论。也就是说，会自学的人才有可能进行自主性研究。有时，学生过于听信老师而被老师引向一个歧途，失去了自主性。原创能力会受到抑制。名师出高徒在这里是不适用的。

有一些学者不是依赖学校的老师，而是依赖外国的学者。他们继承外国学者的理论和知识。他们将外国的一些学者当做自己的老师。他们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喜欢做外国的一种思潮或理论的述评。他们喜欢研究外国的哲学家或思想家的理论。比如，他们专门研究康德或休谟。例如，他们可能会写一部康德的政治哲学研究的书。虽然他们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也是独特的，创造理论的可能性很低。原因就在于评述他人的思想或理论的时候，学者已经给前人的思想牵引，除非在批判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创造一个新理论，沿着前人的思路思考往往失去自主性。前人的理论中出现谬误的案例不少，但是理论探索的方向发生偏离的情况则不多。还有一些学者一生致力于翻译外国名著。他们发挥引入外国的思想和理论的作用。他们的学术地位是依靠翻译奠定的。由于他们翻译，人们会认为他们也有知识。但是，自己无法创造理论。当然，这是一种笔译形式。还有一种口译形式。有一些学者到美国去留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在美国的大学里谋得一个教职。然后再到中国去演讲或当访问教授。他们讲的内容就是原来他们在美国大学里听美国的教授讲课的内容。最多自己再增加一点知识或看法。他们有学识，但是沾了美国教授的光。他们靠讲学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但是，他们不创造自己的理论。换言之，创造理论需要绝对的自主性。依附在前人的理论之上会失去研究的自主性。一个对前人的理论产生浓厚兴趣的人很可能是一个传承知识或理论的人。他们自身没有可能创造理论。另外，过度崇拜某一个人的理论或思想也会抑制创新的冲动。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有一些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或在广泛的研究领域里做出了成就，被后人仰望。如果治学的方法不对，学者很可能过于迷信前人的理论，以为依靠前人的理论已经足够，不需要再创造新的理论，丧失了创造理论的内在动力。

研究的自主性还在于学者自己主宰研究的过程。从确定研究课题开始，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他必须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值得研究的课题。什么课题最有前途只有学者自己知道。如果学者按照他人的要求来研究某个课题，他就失去了自主性。一个外行为内行确定一个课题进行研究是学者失去学术自主性的常见现象。例如，一个行政单位（如宣传部门）要求某个研究机构研究一个课题。外行不懂行，内行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只能是完成任务。换言之，学者在创造理论的时候是倾其全力的。他只能在他自己认为最有希望的领域里进行研究才能可能创造理论。但是，有很多情况是学者按照一个他人制定的计划来进行研究的，而且还规定一个完成研究的时间。创造理论的工作于这种情况完全不同。创造理论的时候往往包含偶然因素。就是说，学者在探索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发现和是否能够创立一个理论。还有一种情况，研究人员研究时有一个机构提供资助。这也会影响研究的自主性。还有一种情况，某个人进行研究的时候，周围的人表示有一种期待。这种期待也会影响研究者的自主性。学者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进行某个自选课题的研究的自主性最高。这是最有可能创造理论的情况。

学者研究的自主性还表现在研究的独立性上面。由于创造理论需要极其活跃的人脑思维过程，每个大脑需要保持高度独立。就是说，研究一个课题来创造理论通常需由一个人独自完成。只有一个人独自思考的时候其自主性最高。有些学者喜欢自己当主编，邀集一些学者合作写书。这样可以很快出书。还有的学者喜欢结伴研究，两个人合写一本书。他们以为两个人携手合作能高效完成写作，能增加自己的曝光度。就是说，让书上的作者名字曝光的努力可以减半。急功近利。但是，由于两个人合写一部书，彼此之间就需要协调。如果高度自主，协调就更加困难。于是，合写一本书会影响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如同两个人走路，将两个人的腿捆在一起走，难以迈开步伐。结果就是从事低层次研究。没有看见有两个人合写一本书而创造理论的情况。世界上创造理论的人通常都是一个人进行研究。即使学者之间有交流和合作，写作过程往往就是一个人进行写作。历史上的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成名作都是一个人独自完成的。看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就可以知道，所有的名著都是一个人单独写作的，除非是小册子，而且是极其罕见的个案。如果一个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经常与其他学者交流征求意见，这个时候通常也无法创造理论。能创造理论的人是极少数。这个人通常要依靠自己的超凡能力。如果一位学者经常与周围学者交流，说明他们的学术水平相似。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平庸的学者之间。一个能够创造理论的学者通常是一个孤立的学者。如果他需要和外界交流，通常通过世界名著进行交流，但不是和周围的人交流。周围的人的平均知识水平低于世界名著作者的平均知识水平。一个孤立的研究者往往也是学术自主性的表现。

4. 学者的人格

创造理论是学者的人格的反映。只有那些怀有理论抱负的人才能创造理论。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这不是每位学者都能够进行的工程。所以，创造理论是对学者的人格的考验。具体而言，学者要创造理论，他必须是个老实人。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老实，他就别想创造理论。为什么这样说？创造理论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投入产出比非常低。创造理论的人必须有一个主观的投入产出比。这个投入产出比就是付出极大劳动，收获极少。只有老实人才愿意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也就是说，不老实的人其实就是坚持采用一个主观的高投入产出比的人。他们期待付出较少的劳动而换取较多的收获。一旦他们发现投入产出比太低，他们就会退出有关的交易。也就是说，不老实的人喜欢吃小亏而占大便宜。因此，特别看重待遇的人不太可能创造理论。如果一个人贪图物质享受，喜欢权力和地位，热衷于名誉，特别看重有一个非常好的住房，喜欢高考移民，做学问不是目的，改善生活条件是最终目的，那么，他们创造理论的可能性极低。当然，学者的好奇心推动学者进行不懈努力。但是，过分看重物质享受的人一定不会创造理论。他们的注意力已经不在学术研究了。至少注意力已经分散了。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学者不会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很难期待他们创造理论。

创造理论是求真。创造理论是用一种新方法找到真理。但是， 有很多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一个职业，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由于创造理论难于应用理论，这类学者通常选择应用理论。就是用理论来解释世界。这固然也是国家建设需要的，但是，这也是一些学者的世故的选择。换言之，有些理论并非是真实世界的反映。在这里，本人有一个个人看法。这个看法就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研究社会；一类可称为研究科学。在中国，就社会科学而言，人们称科研。其实，通常人们研究的是社会，而非科学。或者说，人们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这是一类。另一类则是追求真理。研究科学是追求真理。如果研究的问题不是追求真理，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人们会说，研究社会解决问题，也要真理，研究社会问题，也需要科学。这话并不一定不对。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的确研究社会不是研究科学。研究社会是为了管理社会的需要，但是如果管理社会的思想不科学，人们又要服从这样的管理社会的原则，研究的目的就不一定为了追求真理或专研科学。例如，在过去80年代的大学课堂上，政治经济学的老师经常会强调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言下之意，西方经济学也是为资本主义秩序辩护的，并非是科学。然而，事后来看，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些理论也是脱离实际的，也就是说根据后来的具体情况是需要修正的或发展的。但是，有些过时的理论（比如计划经济的理论）虽然不科学，但是也是社会需要的。原因就是这样的理论教学符合当时的国家管理的基本原则。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增强人们的社会主义的信心。所以，学者研究的对象是社会而不是科学的时候，他们是无法创造理论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求真，人们就不会创造理论，至少是不会创造真正的理论。

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学者必须精神上独立。学者在研究和探索过程中必须具备主观独立性。他是学术精神上的独立者。他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宣布独立。这往往要求一位学者不预先设定一个自己无条件遵从的意识形态以及不预先承担服从某个意识形态组织的义务。他是一个社会的成员，但是，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组织的成员。如果一个学者隶属于某个意识形态的组织，如一个政党，或是受某个意识形态指导的政府机构的一个成员，比如是一名官员，或者是一名军人，或是信仰某一个宗教，有可能影响到他的学术活动的独立性。当然，不是说从属于某个组织的学者一定不具有学术活动的独立性。但是，一个组织多少会施加某种影响。比如，一位学者是个体制内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活动可能从属于体制的规训。他的职业道德或许要求他与他从属的组织保持高度一致，包括思想上的高度一致。这或多或少会影响他的学术研究。而一个能够创造理论的学者应该具有一种批判精神。他应该只尊崇他自己的智力判断、实际体验和良知。换言之，在思维过程中，他必须完全自主和独立。这样才能进行独特的思维，才能创造自己的理论。如果一位学者身在某个组织之内，他就有义务服从组织的要求。有时，他的思维独立性受到影响。例如，有些学者本身就是政府官员。他们不进行独立研究，而是充当权威当局的辩护士。就是说，创造性的思维通常与权力格格不入。行使权力受到以前的某个理论或思想的规训。创造理论就意味着冲破以前的理论或思想的规训。因此，具有独立精神的学者容易创造理论。通常是独立研究人员有可能创造理论。这一点也反映到中国的社会里面来。中国的社会一贯具有高度组织性。所以，独立的学人比较少。而在西方，政府组织较弱，个人的独立性较强。即使西方社会里也有许多组织，那些组织大多是非官方组织。因此，许多创造理论的人来自西方也不是偶然的。换言之，一个能够保持独立精神的学人有更大可能创造理论。

结论

本人没有专门研究方法论。但是，根据本人的直接经验，自信能够看得出什么样的研究是在创造理论。如果一位学者按照某个组织的要求来进行研究，通常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研究的方法就是利用现有的理论解决问题。这个现实问题都是具体的，人们不可能高度概括研究的对象。也难以达到一定的研究深度，也不需要建立理论体系。研究者自己也没有追求真理的目标。研究者从属于现存社会的组织规训。在这种情况下，要创造理论就变得非常困难。而要创造有利于创造理论的社会环境往往就意味着需要进行某种社会的改造。人们往往难以在短期内完成这样的任务。因此，要创造理论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本文的作者是以下两本书的作者。

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出版年代： 2015  ISBN: 9780761866404

Language and State: an Inquiry into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出版年代： 2013  ISBN: 9780761862000

作者： Xing 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