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初不使用语言。人们互相之间也进行通讯。他们展示自己的行为进行通讯。行为就是最初的媒介。但是，由于展示行为需要进行面对面的互动，通讯的距离是短的，范围是有限的。他们只能组成小规模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部落。后来，人类开始使用语言。由于使用语言，人类开始开发媒介。媒介延长通讯距离和扩大通讯范围。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语言通讯进行社会交往。他们能够通过语言通讯交流感情和思想，传播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和历史记忆。他们还能进行商品交换。他们逐渐地建立新的共同体。于是，语言导致人类建立国家和原始部落的解体。人类用一个文明的共同体替代了以前的原始社会的自然共同体。这就意味着，人类共同体发生了质变。这其中的差别在于，原始社会的部落基本上没有文明的内涵，而国家有这个内涵。如果说语言导致国家的形成，语言也是人类创造文明的一个基本条件。当人类使用语言的时候，他们渐渐地创造自己的文明。文明就是国家的特质。一句话，国家就是共同体加文明。而且是大共同体加文明。小共同体无法创造文明。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仅仅进行短距离语言通讯，他们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通讯。只有少数人之间能够进行通讯。少数人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体是小规模共同体。在小规模共同体内，劳动分工无法发展。就是说，没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形成对专业人士的需求。小共同体内没有专门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但是，当人类开发媒介延长通讯距离以后，他们开始建立大规模共同体。由于大规模共同体的形成，人们建立大市场，大市场内产生对专业人士的广泛需求。有些人能够专门从事文化工作。文化工作成为创建文明的共同体的一个基本条件。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又成为创造文明的主力军。虽然文化不等同于文明，所有的文明都与文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总之，人类建立政府以后能够建立国家。同时，这个国家也要有文明的内涵。语言是人类创造文明的手段和途径。于是，人类建立自己的具有文明内涵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国家。总之，人类创造文明的过程也是他们建立国家的过程。这一切都是在使用语言以后发生的。下面我们来看看人类是如何经过语言通讯创建自己的文明共同体的。1 历史
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初期，并不使用语言。语言是后来发明的。在使用语言以前，人类的个体之间也进行通讯。他们用自己的行为进行通讯。例如，他们通过摆手和点头进行通讯。他们也可能用跳舞的方式进行互相通讯。行为就是他们互相通讯的原始媒介。在那个时候，他们组成小规模共同体。由于共同体规模小，人与人之间有很近的血缘关系。共同体统一的基础是亲属关系。人人都有亲属关系的意识。在使用语言进行通讯以后，共同体规模扩大，亲属关系淡化。人类依靠语言来维系共同体的统一。随后，人类创造了历史。历史就是为了维系共同体统一的一种形式。它就是文明的形式。它就是建立国家的一种手段。所以，我们说没有哪个国家没有文明的内涵。 于是，我们看到，语言与历史之间存在依存的关系。历史是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历史是语言的派生物。历史是一种语言现象。在语言与历史的各种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就是，人类使用语言以后才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们所说的历史可能包括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或者在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中涌现的一个人物。这些可以说是事实。但是，事实不一定是历史的一部分。只有被历史资料载列的事件和人物才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那些事实是历史事实，但是，历史事实需要文字来表现自己。如果没有文字来表现自己，历史事实无法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使用语言以后才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因此，在原始社会里，所有的部落都没有自己的历史，但是，在文明国家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甚至古希腊的城邦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 历史可以说是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历史学家写历史以后，他们就开始与民众进行语言通讯。传播历史知识，灌输历史意识。这个语言通讯过程一定很长。最初，人类使用口语来传颂历史。史诗是人类传颂历史的一个美学形式。这是人链式语言通讯过程。所以，在地球上，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古希腊时代有著名的荷马史诗。在中国，也有史诗。虽然汉民族没有史诗，藏民族有自己的史诗。据说，直到2004年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才转换为文字。为何人类最初用诗歌的方式记载自己的历史？诗歌是个美学表现形式。一切美学表现形式是语言的媒介。换言之，人类用美学表现形式延长通讯距离，包括时间的和空间的距离。例如，诗歌的押韵方式是一种美学表现形式。它方便人们的记忆，目的是延长通讯时间或过程。诗歌是延长通讯过程的方式。历史的表述需要延长语言通讯的过程。诗歌与历史结合起来。后来，人类用文字记载历史，语言通讯过程被无限期延长。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文明。 换言之，人类发明语言以后，还需要开发媒介。没有媒介，人类无法进行语言通讯。就是面对面的口语通讯也需要空气作为媒介实现语言通讯。但是，如果要进行长距离语言通讯，开发媒介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为了满足语言的要求，人类开发了许多媒介。就传播历史而言，人类创造了多种形式，包括写作历史传记、回忆录、历史著作，编写历史剧和拍摄历史题材的电影等。当然，人类也采用其他方式记载历史或传播历史知识。人类会利用历史人物留下的遗物来证实历史。很多文物就是历史的证明。但是，如果没有文字的说明，人们通常是无法完整和确切地理解历史事实的。文字的表述一定不可或缺。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留下的很多历史遗迹已经没有文字的说明。人们只能对它们进行考古研究。考古研究是在缺乏文字说明的情况下进行的历史追述。但是，一切完全可信的历史必须依赖语言。 历史的意义在哪里？历史的意义在于维系一个文明的共同体。历史是建国的一种文化资源。在一般情况下，这是不可缺少的。原因就在于，当人类还在原始社会里的时候，亲属关系维系部落的统一。人们无需知道自己的过去，也能维系部落的统一。部落里的人好像接受了一个自然的命令，无需解释，大家都倾向于团结起来。但是，当人类使用语言通讯以后，共同体规模扩大，亲属关系逐渐失去其功能，人们需要借助于语言。人们通过语言留下过去的记忆，以便在内心里留下过去亲属关系的记忆。例如，人们通过历史的叙述留下祖先的记忆。人们进行祖先崇拜。这样的历史记忆能够凝聚人心。人们从此了解自己的根源。人们有了归属感。人们创造了历史。 当然，如果人们了解到他们身处的共同体是如何发展的，知道他们是过去很久以前的一群人的后代，他们也可能产生归属感。例如，人们通过对立国者的记忆强化自己的历史意识。也能够维系共同体的团结。人们对过去的历史人物的记忆也能够增强人们的历史意识。比如，人们对过去的历史人物的记忆而保存历史记忆，人们回忆和敬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或革命烈士而保持一种特定的历史记忆。 这意味着，历史意识能够指导国家建设。由于历史记载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成长过程，人们逐渐地采取了认可国家的态度。国家具备了历史的合法性。如果国家的历史受到挑战或质疑，国家的合法性也可能受到损害。所以，历史可能有官方版本和非官方版本，即正史和野史，但是，野史从来就是受到压制的，原因就在于历史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合法性或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历史也是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成长过程的追忆。历史是现代人对自己的前辈走过的路程的描述。虽然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历史是按照现代人的需要创作的。因此，历史的描述和评价可以包含现代人的价值观。写历史的人不是单纯地为了记忆过去的历史而写历史，而是为了现在的人的存在的意义写历史。所以，一切真正的历史都具有现实意义。 在目前的世界上，历史还主要是各个民族的历史。所以，历史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是国别史。就是说，历史主要是按照民族的成长过程来写作的。因此，历史的描述与民族国家的成长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历史记忆是维系民族意识的最重要手段。民族意识则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 总之，各个国家都极其重视书写自己的历史。原因就在于，在原始社会里，人们不需要历史来维系部落的统一。当人类使用语言以后，部落瓦解了，国家形成了。由于亲属关系不再维系共同体的统一，人们就只有依赖语言。使用语言不仅要互相交换信息或思想，而且要保留过去的历史记忆，历史就成为建设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文明的一部分。例如，在历史上有些国家曾经不幸而解体。但是，由于人们保有历史意识，人们还会在旧国家的废墟上重建新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国家曾经分裂。后来，又统一起来，原因就是人们还有历史的记忆。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例如，中国南北朝的时候南北分裂了。后来又建立了南北统一的国家。犹太人曾经在历史上散居在世界各地，原因是他们的祖国在很久以前就不复存在了。但是，犹太人还有历史意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又在中东重建以色列国。因此，这个事实能证明，从终极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语言，人类就没有自己的历史。人类也就不会建立文明的共同体‒国家。 2.哲学 哲学在希腊语里指爱智慧。哲学实际上是人类对自己和自己建立的社会的思考。但是，它也出自于语言。换言之，没有语言也就没有可能产生哲学。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射过程逐渐演变为一种思索过程。如果没有语言，这个思索过程只能限定在个人的大脑之内。任何个体的生命的极限限定了这种思索过程难以上升到系统和抽象的阶段。发明语言后终结了这个自然界为人类自身发展设定的根本障碍。个人大脑中思索的结果能够通过语言交给另外一个人，由无数的个人参与这个思索的过程从而形成一种合力，导致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提升。人类能进行抽象的思维。能够产生系统的思维成果。例如，任何一位哲学家都不是孤立地思考哲学问题的。一位哲学家在写哲学书的时候参考以前的哲学家写的哲学书。哲学如同一个流水作业线上生产的产品。语言通讯仿佛就是流水作业线上的传送带。人们一边进行语言通讯，一边进行哲学的生产。人们用语言进行通讯的时候，就在思考。通讯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思考的过程也是通讯的过程。人们在维特根施坦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换言之，语言与人的思维难以分开。语言与哲学有最亲密的关系。哲学家在思考的时候，看起来他一个人在那里思考。实际上，他代表他自己的民族或自己国家的人民在思考。哲学家是思维的媒介。人民大众的思考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可以委托哲学家代替他们思考。哲学家加速了人民的思考过程。所以，哲学家很可能成为思想界的代表。 当然，在人类还在进行短距离语言通讯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哲学。即使在原始社会里人类已经发明口语，人类还是没有能力创造哲学。但是，当语言通讯的距离逐渐延伸以后，就有创造哲学的可能。这就是说，当语言通讯距离延伸后，通讯范围扩大，人们建立大规模共同体。劳动分工的发展已经允许社会供养专门从事哲学创作的哲学家。于是，人类就开始创造哲学。例如，有知识的人开始兴办学社，传播知识。其中有些人是哲学家。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举办学社。哲学家们创造哲学。还有人解释哲学和普及哲学。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兴办大学。大学成为传播知识的主要机构。大学里经常设有哲学系。教授哲学的教授们向学生传播哲学知识，向学生传授研究哲学的方法。 以后，在哲学家与人民大众之间开始建立一个语言通讯过程。当哲学家写的哲学书被出版以后，人民大众通过书商或图书馆进入哲学家启动的一个广泛的通讯过程。书籍是语言通讯的媒介。书商和图书馆也是语言通讯的媒介。市场是语言通讯的媒介。公共设施常常也是语言通讯的媒介。只要人们需要哲学，人们就会开发媒介，提升语言通讯的能力，延长通讯的时间和扩大通讯的空间，让哲学家的基本哲学思想成为人们普遍了解和接受的思想。人们就被哲学家的思想武装起来。人们看待客观世界的方法可能被统一起来。人们可能有了价值观。于是，价值观支配了人们的行为。价值观参与了国家的建设。换言之，当人们有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他们倾向于认同某一种管理国家的方式。他们能够团结起来。国家的组织依赖这种价值观。 这种情况与原始社会里的部落的组织是不一样的。原始社会里的人没有价值观。他们具有传统观念，但是没有一套系统的思维，没有价值观的判断。人们普遍地服从亲属关系的意识的支配。在部落里，基本上没有正义的问题。生活资料的分配又由酋长或首领负责。由于人们具有很近的血缘关系，分配不公的事情基本上不会发生。人们不会探讨正义的问题。也没有私有产权制度。也如恩格斯所说的，没有警察和监狱。但是，当人类组成自己的国家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家也是通过价值观来进行管理的。当然，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最初的管理方式主要还是依赖强制力。专制政府并不广泛地依靠价值观来管理国家。但是，当人们普遍地接受了合理的价值观以后，人们就会自觉地要求用价值观来管理国家。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的结果就是思想家们向广大民众灌输了人的平等观念。启蒙思想鼓励人民革命。例如，在法国大革命前夜和整个过程中，作家们一直在灌输那些主张平等的观念。结果，革命后的法国强调了平等和人权的基本原则。只要人们认为这种观念合理，坚持实践这个观念的国家就获得合法性，原因就是此时的国家成了理性的代表。于是，我们看到，在国家里，管理的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在原始社会的部落里，人们没有价值观。人们服从一种自然的力量的主宰。在国家里，人们服从一种思想。思想就是管理国家的一种力量。例如，当要求保护环境的社会运动蓬勃发展以后，人们的价值观发生新的变化。在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的挑战下，承认保护环境的价值观的政府才会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这完全是在语言通讯导致原始社会的部落解体以后出现的现象。哲学也成为管理共同体的一种精神资源。 这也意味着，国家要统一，人民要团结，合理的价值观至关重要。当一种价值观被人民普遍接受时，价值观就是管理和组织国家的最好的办法。在一些先进国家里，人民普遍接受一种价值观，人民在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上已经达成高度一致。这种价值观成为国家治理的最高指导原则。人们不必担心国家分裂。不必担心政治制度不稳定。可以实行言论自由。可以进行多党自由选举。这是因为无论何种言论广泛传播，无论哪个政党长期执政，都不会违背那个至高无上的价值观。不仅仅在一个国家内人民有高度共识，就是在不同国家内，人民也可能持有完全相同的价值观。例如，当非洲某个偏远的国家发生侵犯人权的事件后，主要国家会纷纷站出来要求尊重人权。它们并非协调行动。但是，所有那些国家都接受同一批哲学家的思想的指导。这就是说，哲学思想推崇的价值观在国家的组织中发挥不可缺少的作用。而在一个人民没有同一的价值观的国家内，价值观就无法在国家的组织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人民无法统一思想。有的人希望向左走。有的人希望向右走。永远无法达成一致。结果，政府只能借用强制力维稳。国家苦于找不到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价值观来指导国家的建设。这些都是在文明的共同体内发生的事情。国家需要以一种文明的方式来管理自己。哲学参与管理就是大规模共同体与文明结合的一种表现。 总之，哲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哲学也研究国家的合理性。哲学会对国家的建构和运作做出解释。哲学的解释影响人们的思维和判断。人们的思维和判断决定人们对社会或国家的态度。哲学家指导人们针对社会或国家采取何种态度。于是，有关国家的解释权也是一种管理权。哲学家也是国家建构和运行的指导员。从某种意义上说，突出国家的文明特质的一个表现就是哲学家能够在国家建构和发展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 3.文学与艺术 文学与艺术的本质是什么？ 本人认同俄国文学家和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观点：文艺是人们交流感情的手段。但是，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文艺。我们需要有一种哲学观点。本人的看法是，在原始社会里，原始人也互相交流感情。交流感情是维护共同体的一种特殊方式。但是，在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以后，语言本身需要媒介的支持。那些美学的表达方式成为语言最亲睐的媒介。换言之，当人们用美学的表达方式强化语言通讯的时候，人们延伸了语言通讯的距离，扩大了语言通讯的范围。同时，更多的人能够进行感情交流。托尔斯泰认为，人们用语言交流思想，用艺术交流感情。本人认为，感情的交流与思想的交流是合二为一的。例如，人们咏唱诗歌的时候，他们既交流感情，也交流思想。但是，本人认为，美学表达方式与语言是能够互为媒介的。在近距离的通讯过程中，语言可能是美学表达方式的媒介。在远距离通讯过程中，美学表达方式可能是语言的媒介。另外，专门利用美学表达方式进行通讯的人也是媒介。例如，文学家利用他写作的作品与读者进行通讯。他的作品是他与人民进行通讯的媒介。他自己也是媒介。他是人民的媒介。换言之，在大规模共同体内，人民内部需要进行感情交流。但是，普通人没有掌握进行大范围美学形式表达感情的技术。人们依赖那些掌握这些专业技术的人士进行感情交流。他们委托文学家和艺术家创作优秀的作品，然后人们可以通过这些作品进行感情交流。文学家写作的作品也可以视为人民自己写作的作品。因此，文学家是媒介。音乐家、画家和雕刻家都是媒介。 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个人的理解是，当人类生活在小规模共同体内的时候，特别是原始社会的部落里的时候，人们可以不利用美学表达方式进行感情交流。人的哭和笑的行为就能够进行感情交流。但是，当人类利用语言进行相互通讯的时候，他们扩大了自己的共同体。在此情况下，人们需要借助于美的表达方式强化感情交流。美的表达方式会使人产生愉悦的感觉过程。会使人感到彼此亲近。于是，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互相通讯的可能性。一种现象是，越是专业水平高的文艺作品越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通讯。民间文学家的作品只能在地方范围内流传。专业的文学家的作品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传。最优秀的文学家的作品甚至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流传。简而言之，高水平的文艺作品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人民内部的感情交流。所以，民间文学家在当地知名，而专业的文学家在全国范围内知名。这是人类使用语言以后发生的事情。使用语言就需要使用媒介。美学表达方式是最强大的媒介之一。它的特点是，极大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使数量极大的民众团结起来。 歌曲就是这样的一种媒介。人们编写、创作和咏唱军歌、党歌和国歌。人们经常情绪激动。国家经常会利用歌曲激励所有的人。想想法国的国歌，美国的国歌和中国的国歌，哪一首曲子不是激动人心的？哪一首曲子没有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国歌甚至成为人们自身的象征符号。诗歌能够抒发人的感情。但是，诗歌也是媒介。它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通讯。原因在于美学的表达方式提高了通讯的效能。因此，我们看到，在意大利思想家维科的笔下，人们用诗歌的形式记载历史（史诗），人们通过诗歌的形式传播道德观念，人们用诗歌的形式宣传法律。人们通过文艺来宣传正义的观念。此外，我们还看到，小说、戏剧和电影经常讲述惩恶扬善的故事。绘画、雕刻也有这种倾向。例如，思想家的雕刻形象在宣传那位思想家的思想。历史人物的雕刻形象也在凸显那位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这背后也有某种思想。总之，在原始社会里，人们没有思想。于是，人们进行的是纯粹的感情交流。但是，在文明社会里，感情交流和思想交流不可分离。 在原始社会的部落内，人们的感情交流是短距离通讯。使用语言以后，人们开始进行长距离通讯。当人们只能进行短距离通讯的时候，他们组成的共同体一定以一种很近的血缘关系为基础。不会出现社会正义的问题。亲属关系决定了人们互相关怀。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合理的照顾。生活在小规模共同体的人感到放心和舒心。不会有物质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但是，进入文明社会里，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一方面人们进行长距离语言通讯，另一方面，人们关心正义的问题。正义，按照中世纪意大利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看法，就是物质利益分配的合理性。于是，长距离语言通讯是实现正义的一个条件。在这里本人要指出，本人认为，正义不仅仅是一个程序问题，文化建设也能促进正义。根据本人的研究，人类是因为使用语言从而开启一个建构国家的进化过程的，实现正义也必须从语言本身寻找答案。就文艺而言，由于文艺能够进行长距离语言通讯，它们为人类社会的正义事业做出了贡献。换言之，在国家的管理过程中，具体参与管理的人都是掌权者。他们都是进行短距离语言通讯的人。他们经常处在利益冲突过程中。这就是说，自从国家形成以后，所有的掌权者都具有双重人格。他们既要为自己个人或家庭或自己代表的一部分人谋利益，也要为人民谋利益。自己的、家庭的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时与人民或国家的利益一致，有时不一致。举个例子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既要代表人民的利益管理国家，也要谋求他代表的民主党的利益。民主党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经常是一致的，但是，有时也可能产生冲突。换言之，民主党的利益不同于共和党的利益。共和党代表的一部分人也是美国人民的一部分。掌权者经常处于利益冲突之中。但是，当人们进入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时，会摆脱这种利益冲突。例如，文学家和艺术家经常进行长距离语言通讯。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欣赏。他们总是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留在历史上，世世代代地传承一种美的体验，甚至宣扬一种持久不衰的伟大精神。要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就不能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要考虑全社会的利益，所以，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追求正义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也经常成为社会的良心。所以，在文学和艺术事业健康发达的国家里，国家不缺正义。 文艺也是管理和组织国家的一种方式。它也是共同体加文明的一个表现。这完全是人类使用语言以后出现的现象。如果我们说语言导致了国家的形成，这就是一个证明。原因在于所有这些美学表达方式，从总体上说，仅仅是语言的媒介。 4.宗教 宗教是个古老的话题。宗教与神有关。宗教指人们信仰神。神一般都是被人们共同信仰的。换言之，一个神通常都是人们共同信仰的神。有关神的意识主要是通过语言通讯过程传播的。所以，宗教也是人类开启语言通讯过程以后出现的现象。其实，从本质上说，宗教也是一种语言现象。换言之，当人们用语言来虚构神的时候，神也成为被语言利用的媒介。这也就是说，人们用来建构国家的主要形式是语言，不是神，因此，神是为语言服务的。也就是说，人类是因为使用语言而逐渐背离部落而进入国家的。当他们离开了自己熟悉的部落以后，国家是一个陌生的共同体。亲属关系已经解体。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消失了。人们经常处于冲突之中。人们的财产权得不到保障。人们的命运变得不可预测。语言塑造的神成为过去部落里的大家长的替换者。神也被想象的无所不能。例如，人们希望神能帮助他们避免灾祸，能够避免疾病、战争、干旱、贫穷等。因此，人们需要神的拯救或保佑。 从一定意义上说，神是万众所望的救星。神与芸芸众生之间就建立通讯关系。当然是以语言通讯为基础。当然，相关的媒介也不能少。主要有两种辅助的媒介。一种是人本身。人们组建人链语言通讯过程。除了先知以外，牧师或和尚担当了语言通讯接力的媒介。人们在乡村建造教堂或庙宇。目的是为了传播宗教。这种语言通讯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例如，在欧洲的中世纪，几乎每个村庄里都建有教堂。国家的行政机构很少延及大大小小的村庄，教会组织却到处渗透。此外，教会还利用书面语通讯。圣经是神与信徒之间进行广泛和持有的通讯的有力媒介。所以，在一定时期，教会的感召力比国王的感召力还要强。教会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因此，曾经有许多地方的人民借助于宗教的力量建立国家。在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笔下，我们看到他们对圣经里的故事的更加详细的描写：离开埃及的摩西以上帝的名义立法，然后人们建立古希伯来人的国家。在那些远古的时代，有了宗教组织的支持，建立国家就更加容易。在中世纪，教会的支持也经常是国王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在现代，宗教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可能发挥一点作用。一个历史悠久的宗教可能就是国家维护自身统一的长期不变的精神资源。在英国，圣公会可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在俄国，东正教发挥类似的作用。在波兰，信仰天主教使得波兰民族在信仰东正教的俄国面前保持自己的个性或独立性。甚至在美国，宗教的意识也无处不在。美国的货币上也写明人们信赖上帝。 近代以后，力求建立新国家的人也同样经常借助于宗教的力量。马克思在其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中写道，克伦威尔领导英国革命的时候打着旧约的旗号。在现代社会里，有时革命披着宗教的外衣。上个世纪伊朗发生的伊斯兰革命就是借助于宗教人士的社会动员而成功推翻前国王的专制统治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时候经常会编造一种宗教，以便进行社会动员。黄巾起义、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都编造过自己的宗教。换言之，宗教组织经常有比政治人物或比军事首领掌握更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原因就在于宗教是个媒介。信仰相同的信徒会感到彼此接近。会进行更多的交流，也就是说会增加语言通讯的频率，会加深彼此之间的语言通讯。于是，人们会联合起来。于是，依靠语言而形成的国家必然会在宗教充当一种媒介的时候利用宗教。这就是说，在原始社会里，人们主要依靠亲属关系的意识维护共同体的统一。在文明社会里，人们需要利用新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团结。宗教信仰成为文明社会里维系国家的一种手段，尽管在历史上有时宗教的冲突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没有道德观念或者没有成熟的和形成体系的道德观念。社会秩序依靠一种亲属关系代表的自然的力量。简而言之，亲属关系的意识决定了部落里的社会关系。亲属关系要求人们互相之间友爱、关心和同情。建立国家以后，亲属关系淡化了。这如同一滴酒在落入水缸以后人们已经无法品尝酒的滋味。道德观念成为共同体内部建立秩序的主观命令。宗教组织在建立人们的道德秩序时发挥重要作用。原因在于宗教是个媒介。宗教能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语言通讯过程。于是，教会组织或宗教组织在推广一种道德观念的过程中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世俗的社会关系内，每个人对其他人承担了遵守道德戒律的义务。在宗教社会里面，每个人又对神承担遵守道德秩序的义务。同时，法律观念成为一个共同体内部建立秩序的客观命令。宗教组织也可能在建立法律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的法律和教会的法庭代表着教会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恩格斯曾经说，在中世纪，圣经里的词句就是法律。 虽然有时人们看到宗教的不宽容，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过程看，这不是主流。宗教组织要吸引信徒，就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宗教组织总是设法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样，宗教组织才能被最大多数人接受。例如，宗教组织一般要求信徒尊重人的生命，主张和平和社会安定。在古代，根据孟德斯鸠的描写，宗教组织经常在卷入战争的各方之间主张休战。宗教组织经常在耕作和收获的季节，提出休战。在古代的欧洲和西亚地区都有这样的历史记载。 在文明社会里，贫富差别也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时常尖锐无比。社会的冲突不时爆发。宗教组织在缓和社会矛盾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例如，宗教组织推进的慈善事业就为缓和社会矛盾发挥作用。这是一个社会正义的事业。 总之，自从人类使用语言以后，他们就开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程序。亲属关系的意识不再是共同体的意识。人们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来确保国家的组织和管理。语言发挥特殊的作用。通过使用语言，人们能够传播一种替代亲属关系意识的宗教意识。兄弟姐妹的友爱成为神倡导的行为方式。如果说，在部落内部没有非正义，文明社会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于是，宗教组织开始提倡维护社会的正义。人们也进行远距离语言通讯。例如，圣经代表一个经历了数千年的长距离语言通讯。不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宗教组织力求担任社会正义的维护者。它通常不隶属于政府。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于是，在专制国家里，宗教组织可能为那些受到政府迫害的人士提供庇护。宗教组织一贯地鼓励人们行善。宗教组织不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但是，这不等于说宗教不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就是人们开始进行语言通讯以后建构国家过程中新的组织形式。也可以这么说：人类使用语言以后，就要开发媒介促进语言通讯。宗教成为一个特殊的媒介。于是，宗教组织在国家的形成和组织过程中发挥了作用。神的意识取代原始社会部落里的亲属关系意识。一方面，国家成为一个大规模共同体。另一方面，国家成为一个具有文明内涵的共同体。这正是人类开始语言通讯以后出现的新现象。 5. 法律 人类实现正义的基本手段是法律。这基本上仅仅是文明社会里的事情。在原始社会里，没有正义的问题。因此，在原始社会里，基本上是没有法律的。如果说也有原始人的法律，那仅仅是发生在部落逐渐解体的过程中。但是，语言和法律从来都是相伴而行的。语言导致原始社会的解体和文明社会的形成。人们也用语言创造法律，用法律来管理国家，以便实现正义。当然，法律的背后有强制力，没有强制力，法律就会名存实亡。但是，那仅仅是语言借用的自然界的力量。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暴力或强制力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不属于人类的历史的一部分。关键之处还是语言。所以，法律具有很强的语言特性。也就是说，仅仅是人类的语言导致的国家的形成，人类社会内部实现正义的手段也是语言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换言之，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仅仅使用暴力不会导致国家的形成。但是，无论人们怎样使用语言，只要不是滥用语言，语言最终都会指向国家的形成。法律就是人类建构国家的语言解决方案。所以，正如法国的词源学家埃米利·本维尼斯特（Emily Benveniste）所说的，法律是用来展示、述说和宣布的事物。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解释说，本维尼斯特是表示，所有与法律有关的词汇的词源都是表示说话。霍布斯对法律与语言的关系也有一些研究。本人的看法是，国家本身就是语言通讯构造物。法律是建构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法律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 我们可以从语言通讯的角度分析法律。法律是一个命令类型的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过去的哲学家或法学家霍布斯、边沁和凯尔森都认为法律是命令。这个观点没错。但是，他们的看法并不深入。他们都没能指出法律的另一个关键的特性：法律是一个由立法者与民众进行大规模语言通讯的长过程。这是法律的关键特性。可以有三个要点。 首先，和行政命令相比，法律延长了命令的语言通讯的距离。法律非常适合大规模共同体内部的管理。原因在于它能够提高管理的效能。换言之，政府各个部门经常不得不重复地发布行政命令，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法律能够不断地被重复使用。当立法者宣布已制定一项法律后，法律在国家内部的各个地点都同样适用。由于行政命令无法涵盖国家管理的所有方面，法律具有特殊的优势。换言之，行政命令在有些地方或有些领域里是无效的，但是法律几乎无所不能。行政命令有时鞭长莫及，但是，法律的扩张性特别突出。原因在于，法律能够进行长距离语言通讯。在行政命令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语言通讯基本上依靠人作为媒介。换言之，官员是媒介。法律大多依赖材料作媒介，例如在古代人们将法律刻在石头上。在现代，人们将法律印在纸上。在许多情况下，材料媒介展示的通讯效能远远高于人媒介。 其次，法律代表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这是法律能够实现正义的基本语言特征。如果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说法律能够实现正义？很可能有很多人一时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本人的回答是，因为法律是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所以它能实现正义。请允许我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我的解释是，法律是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它是立法者与人民之间进行的语言通讯过程。由于这是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立法者能摆脱利益冲突。也就是说，正如以前提到的，当人类组建国家以后，每个国家的管理者或掌权者都具有双重人格。作为一个私人，他要为自己谋利益。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者，他要为国家谋利益。公私利益之间经常冲突。还有，有的管理者还有党派利益或者阶级利益，他既要为自己所属的党派或阶级谋利益， 也要为国家谋利益。二者之间经常会冲突。但是，一位立法者能摆脱这个冲突。原因就在于法律是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由于法律是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法律发挥作用的时候，立法者大多已经去世了。如果后代人仍然沿用这个法律，他们一定认为这个法律公平合理，那么，法律就一定有利于所有人。因此，由于能避免立法者卷入利益冲突的局面，法律能够实现正义。行政命令做不到，所以，行政命令不能违背法律。 再次，我们可以将法律视为一个公共产品。它确保实现正义。由于这个产品能够长期使用（前提是人们不会朝令夕改），它的实际效用得到提升。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能够长期使用的产品，它的价值就更大。行政命令一般只能在短期内使用。法律能长期使用。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法律的价值高于行政命令。由于这一点，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制定一部良法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愿意聘请最优秀的法学家起草法律文本，请一批知名的历史学家来论证新法将符合人们的习惯，请哲学家来论证该法符合道德或伦理，请政治学家来论证该法符合正义原则，请经济学家来证明法律也会有经济效益等等。国家可能设立一个由众多的人民代表组成的机构来审议法律。国家可能制定一个冗长的程序来批准这个法律。原因就在于法律的价值巨大。用语言通讯的观点来看这个现象，我们可以说，如果法律不能进行长距离语言通讯，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因为长距离语言通讯，法律提高了国家的管理的品质和水平。这就是语言创造文明的一个具体事例。 回过头来看，在原始社会的部落里，没有正义的问题。于是，也没有法律。在文明社会的国家里，实现正义是人们建国的目标。鉴于是语言导致国家的形成，国家的建构就时时处处依赖语言。法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结论 历史、哲学、文艺、宗教和法律都是语言派生现象。它们是在人类的语言互动过程中演化而成。历史是人们传递信息过程中演化的文明形式。哲学是人们解释客观世界过程中形成的文明形式。文艺是人们在表示态度（包括进行感情交流）时发展出来的文明形式。宗教是人们互相之间做出承诺过程中逐步演化的一种文明形式。法律是人们在组织社会过程中发布命令逐渐演化的文明形式。换言之，如果历史不能传递真实的信息、哲学不能通过解释提供合理的答案、文艺不能真切地表示态度、宗教无法做出原本的承诺和法律最终不能将命令付诸实行的话，它们就不再是自己本身。而且历史、哲学、文艺、宗教和法律互为媒介，强化语言通讯过程。例如，宗教法就是宗教与法律结合的产物。一部历史小说是历史和文学结合的产物。由于它们互为媒介，语言通讯过程得到强化。于是，人类建构了国家的精神。人类就是这样逐步建构自己的国家的。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国家的起源和成长？例如，人们会感叹中国和美国差别很大，国情不同，走的道路也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本人认为是国家的精神。 2 注释： 这里所说的文明一般不包括物质文明。 本文是个极其简单的论述。如果读者想了解本文的更多资料或觉得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请参考以下一本书：Language and State: an Inquiry into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作者：Xing Yu。此书于2013年在美国出版。长度：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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