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萍

鲁迅是毛泽东最推崇的中国知识分子，鲁迅作品因此对在红色中国成长起来的好几代人影响深远，比如泛滥于中国人群中的中国人素质差论可以说就是鲁迅思想的一个反映。我个人认为，鲁迅作品对社会进步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推动作用，鲁迅本人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与他同时代许多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相比也是比较低的。不过，鲁迅水平再低，也不如后来红色中国那些御用知识分子的水平低，与红朝御用知识分子们相比，鲁迅至少生活在一个更自由的时代，不必违心说假话。

毛泽东推崇鲁迅，其目的是要把中国人的思想引向认为中国人素质普遍差，所以需要“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的领导和教导。大陆来的中国人大多也中毒很深，许多人真的相信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源是因为中国人素质差，我近年来在美国遇到不少八十后九十后中国青年，他们的思维大多依然停留在这样的认识水平。正如我曾一再表明，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依我看，虽然中国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中国人天生素质总体来讲并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种差。

中国人天生素质并不差，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今天生活在红色中国的中国人确实存在许多素质问题，对中国人的素质进行分析，将其与发达国家人相比较还是有一定益处的，只是我认为不应该笼统地说中国人的素质，而是要更仔细地分析各个阶层的中国人，把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与发达国家同阶层的人进行比较，比如分析比较一下中国领导人的素质，中国富人的素质，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素质，这三类人可以说是任何国家各阶层中比较上层的人。当我们把这些阶层的中国人与西方同阶层的人一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上层存在着严重的人之素质问题，中国领导人的素质与民主国家领导人相比差劲得不是一点点，中国富人的素质也没法与民主自由国家里富人的素质相比，中国御用知识分子更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当然这些人素质上的差劲并不源自中国人的天生基因，而是源自万恶的列宁式制度。

中国领导人素质差这个话题，我曾经在《中国是民众素质低，还是精英素质低》一文里专门谈过，我文中所谓的精英主要指的是手中握有权力的人群，换句话说就是领导们，我的结论是：中国不是民众素质低，而是领导素质太低。对怎样才能提高领导的素质，我认为，只有摆脱专制，走向民主自由，给人民以全面的政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的权利，实现人民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专制社会怎样才能向民主自由社会转型呢？模式无非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另一种是自下而上，不管是哪一种模式，知识分子的作用对转型的发生以及转型是否成功都至关重要，因为人的行为受大脑控制，要改变人的行为，首先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而知识分子正是影响人类思想的一群人。有读者曾在我的博客评论中引用古语，说百无一用是文人，依我看，这句古语是错得不能再错，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别就是人会思考，影响人类思考的知识分子怎么会百无一用？今天，许多中国人都已经认识到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而言论自由之所以至关重要，恰恰是因为有兴趣发言的知识分子对推动社会进步至关重要。反过来说，如果知识分子真的那么无用，中共为什么一定要死死地把握住笔杆子？笔杆子虽然打不过枪杆子，但枪杆子赢得了一时，赢不了一世，枪杆子打下的政权需要有笔杆子的帮助才能保卫。正是出于对知识分子重要性的认识，今天我想要来仔细谈一谈我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及其素质的一些看法。

每一个社会里的人，按思想能力，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人，第一类人是有先知先觉的人，他们是人类新思想的开创者；第二类人是有后知后觉的人，他们虽然不是新思想的开创者，但他们对各种思潮有学习研究的兴趣，有分析发展的能力，还有推广参与的动力，是社会上普及思想的主要推手；第三类人是无知无觉，人云亦云者。任何一个社会里，第三类人都占大多数，前两类人则为少数，但从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力看，前两类人的影响力要比第三类人大得多，可以说前两类人的思想水平决定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水平。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无知无觉者既可能是出于脑力水平的限制而只能人云亦云，也可能是出于兴趣的限制，没心思去探究而因此人云亦云，后者尤其适用于国民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的发达国家，因为哪怕是发达国家，大多数人民最关心的仍然只是现实的具体生活，真正有兴趣去研究并参与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的人仍然占很少数。

有一个非常通俗的例子，可以用来展示先知先觉的个人是如何影响了全人类的思维的，这个例子中的先知先觉者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牛顿。西方社会流传着这样一个有关牛顿如何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的故事：一天，牛顿坐在自家花园里的苹果树下，看到苹果从树上掉落到地上，这个现象引发了他对引力的思考，最终推导出了地球引力公式。苹果并不只在牛顿面前才掉落，在牛顿之前，苹果已经在人类面前掉落了几千几万年，但在牛顿之前没有一个人想到过牛顿定律，这就是先知先觉者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别，看到现象的存在，不等于就有能力理解现象解释现象，绝大多数人在受教育之前对各种现象的原因是视而不见的，只有先知先觉者才有能力首先悟出其中的道理。一旦先知先觉者悟出了道理，后知后觉者往往成为第一批相信者，支持者，研究者，和推广者，渐渐地，这些道理在社会上普及推广，变成几乎所有人的常识。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受过一定程度学校教育的人，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都懂得那是万有引力造成的。在这个例子中，牛顿当然是最伟大的，但后知后觉者们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推广，牛顿的思想再伟大，也不会成为全人类思想的财富。

任何一个民族当中，先知先觉者都非常稀少，世界上有些民族干脆就从来没有产生过先知先觉级别的人，在中国人当中，我能想到的算得上是先知先觉者的似乎都是一些古人，比如孔子，老子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不过，一个国家缺少或甚至没有先知先觉者并不可怕，因为先知先觉者的思想早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牛顿是英国人，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人学习掌握牛顿定律，同样，第一个提出民主自由概念的先知先觉者虽然不是中国人，但这绝不应该成为妨碍中国人认同民主自由的理由。对一个国家来讲，最重要的人群是后知后觉者的人群，因为他们是普及思想的重要推手，是决定人民素质的重要力量。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群体，实际上就是先知先觉者和后知后觉者的总和，但由于先知先觉者人数稀少，可以说知识分子群体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后知后觉者人群的质量，也就是说后知后觉者人群远比先知先觉者人群要重要得多。中国虽然先知先觉者的数量比不过西方，但这不等于中国人素质就一定比西方人差，中国只要有足够好足够多的后知后觉者人群，普遍素质就可以赶上西方人。以欧洲为例，希腊在早期历史上是先知先觉者辈出的民族，但今天的希腊在欧洲国家里算是比较落后的国家，这是证明先知先觉者的多少不决定这个国家人民普遍素质的极好例证。所以，我对中国人过于看重诺贝尔奖的思维习惯非常不以为然，中国有那么多远比获得诺贝尔奖更重要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弄几个中国人去得诺贝奖在我看来对中国的进步没有多大意义。当然，我不是说获得诺贝尔奖就算是先知先觉，比如红朝作家莫言最多算个后知后觉者，但诺贝尔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稀少，我想要说的是，拔高稀有的一两个人远不如提高整个群体的质量来得重要。而中国要发展出一个优秀的后知后觉者群体，拥有非常有利的文化因素，因为中国人有着普遍重视教育、普遍尊重有知识的人的优良传统，而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上就具有天下为公的意识，只要摆脱专制的禁锢和毒害，中国人群一定会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素质比较优秀的人群。

一个国家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素质以及知识分子群体对国家的影响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文化传统以及宗教传统都会对其产生重大影响，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政治体制。一个从制度上压制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一个从制度上对知识分子进行优汰劣胜式逆向筛选的国家，必然会导致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整体素质的降低，以及知识分子影响力的降低，进而导致这个国家人民素质的普遍降低，这正是中国当今社会的现状。

不同的政治制度会导致知识分子质量的高低，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素质就比红朝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要高得多，而在同样的制度下，各个知识分子之间，由于自身水平或自身经历的限制，也有素质高低的差别，比如同是民国时期，胡适的素质就比鲁迅高得多，鲁迅在我看来是属于素质比较差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最大用处就是引导人民的思想，因为知识分子往往更有兴趣更有能力公开发表评价社会的各种言论，对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和观点起到很大的引导作用。知识分子对底层人民来讲就如同教师，通过写文章，通过创作文艺作品，启发教育普通人民。如果底层人思想落后，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不是责怪底层人思想落后，而是想方设法启蒙底层，担当起提高底层人思维能力的责任来，西方国家人民素质普遍相对比较高，正是因为西方有话语权优势的知识分子人群善于引导教育民众造成的。想象一下，一个善于引导学生有能力把学生引向进步的老师，和一个成天只会责怪学生太笨太差的老师，哪一个是更有本事的好老师？依我看，鲁迅就是那个没有本事的差劲老师的典型代表。

要提高学生的质量，首先要保证教师质量的高超，糟糕的是，自从中共在中国掌权，中国政府可以说是系统性地培养扶持差劲的“老师“，压制甚至消灭有水平的好老师。毛泽东一方面无限吹捧低素质知识分子鲁迅，把中国人的思想引向只会抱怨中国人素质不好，另一方面为保住自己的权力彻底破坏了中国老师们的质量，把中国有良知有水平的知识分子都打成臭老九，以自己的无耻文人水平当起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还扶持起众多大大小小的无耻文人们把持中国的话语权，可想而知，中国人的素质因此跌入了怎样的低谷，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民众暴行泛滥就是明证。毛泽东后的中国，虽然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黑暗，但无耻文人在中国仍然比有良知有水平的文人地位更高，有更多的话语权。我在网上读到不少人说鲁迅在民国时期就描写了劣质的中国人，到今天，中国人仍然像鲁迅描写的那样劣质，这种说法的错误之处在于，鲁迅描写的劣质中国人在民国时期是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而今天连处于中国权力最高层的许多大人物包括许多拥有话语权优势的高层御用知识分子都变得劣质异常，我在《美国之音》上听到过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的言论，难以想象堂堂复旦大学的一个副院长，言论低劣到可以恶心死人，反映了中国当今官方知识分子水平是如何的低下，应该说中国人的整体素质水平在中共领导之下与民国时期相比是大大地退步了，劣质中国人从民国时的最底层蔓延到了今天中国的高层。今天，有良知有水平的知识分子们在中国被打压被威胁，刘晓波、高瑜、浦志强、许志永，郭飞雄等许多优质知识分子们甚至被关进了牢笼。不过，中国人也不必因此过于悲观，人的良知是斩不尽杀不绝的，今天的中国人与民国时期相比有一大优势，那就是信息交流方式更方便更普及，政府不可能堵住优质知识分子与国民交流的所有渠道。我相信人性中追求善的力量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不管怎样打压，只要一有机会，这个力量就会重生，我坚信中国人向善的渴求永远不会被消灭，只要专制一退却，中国人一定会得到新生。

也许有些知识分子会说，我为什么要无偿给人民当老师呢，依我看，这并不是无偿，因为当社会上人民的素质普遍比较高时，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都会得到提高，你将生活在一个更安全更有秩序的社会里，你会更容易对周围人产生信任感，这是在人民素质普遍低下的社会里有钱也买不来的幸福。就算你已经离开中国，来到西方，中国人的素质仍然有可能影响到你的生活。如今世界各国之间来往越来越多，交融越来越深，以中国的人口大国实力，十几亿中国人当中只要有一定比例的人心甘情愿为邪恶做帮凶，就足以使邪恶势力壮大，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是一种威胁，中国式腐败病毒完全有可能通过金钱向世界各国渗透。同时，西方与中国仍然处在同一个地球上，中国一天不摆脱列宁式专制制度，庞大的中国就只能继续以愚昧落后的手法发展经济，加速雾霾问题的严重性，共享同一个地球的每一个人或早或晚将面临地球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生活质量下降，下一步人们就只能逃离地球才能免受其害。还有，当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对邪恶麻木不仁的劣质人时，中国人身份在世界其他人的眼里就永远是低劣身份的象征，每一个与中国沾边的人都多多少少成为受害者。我梦想每一个有话语权的中国（或中文）知识分子们都能有意识地认识到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和责任，想一想自己的言行给社会注入了什么，哪怕是那些为中共做网络宣传员的御用文人们（俗称五毛），以及拿了中共钱的媒体编辑们，都应该想一想，自己做的事是否害人害己，如果你向中文社会散布毒药，鼓励华人与文明世界对抗，把中国人的思想搅浑搞乱，让中国人分不清邪恶正义，最后只会损人还不利己。另外，思想混乱无知的人，最容易成为危险的暴民，可以这样说，中共的愚民化统治手法是既残害了中国普通人民甚至世界人民，从长远看也损害中共官员自己和他们子孙后代利益的双输的愚昧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