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础

据新闻报道，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女士“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并据官方发布的简历介绍，吕副书记为1955年7月生，1974年4月参加工作，曾在北京郊区插队，北京工业学院分院毕业。大学毕业工作后，曾任北京工业学院分院团委副书记等等。依此简历中的信息推断，吕女士今年整60岁，她1974年4月参加工作时，还不到19岁。

  看到这样一份简历，本人作为那一时代的过来人，不禁又要发一通感慨。众所周知，文革高潮期间的1966-67年，北京地区的中小学一律“停课闹革命”，青少年无学可上。1968年后，逐渐开始“复课闹革命”，小学及初中学生回校，学工学农学军等等。以吕女士为例，假如当时她在北京上小学，则在1966年夏天她小学四年级结束时，因文革动乱而停课一年，她没有上过小学五年级，1968年返校后，她直接上小学六年级。几个月后的68年秋季，她按当时就近入学的政策，进入离她家最近的中学上初中一年级。因当时高中并未恢复招生，1968，69及70年北京地区的初中毕业生，完全没有上高中的机会。直到吕女士初中毕业的1971年，北京才在部分中学实行“试恢复高中”。例如我所知道的北京24中和北京124中这两所中学，1971年被批准联合试办一个高中班，从这两所学校的总共大约20个班近一千名初中毕业生中收50名高中生，升学率只有5%。这文革中的第一届高中生，虽未经升学考试，但到底是千挑万选，总体素质很高。据当时“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这第一届及随后几届高中由三年制缩短为两年制。大家知道，当时的城市初高中毕业生都是面向农村准备上山下乡的。为了让毕业生到农村时能错过秋冬的“农闲”季节而赶上春夏的“农忙”季节，大概在1972年前后，北京的中学将学生毕业时间由夏季改为春季。假如吕女士确为1971年被选入高中的这第一届高中生，那么她会和当时总数极少的北京全体高中毕业生(个别特殊情况如生病等等之外)一起，在1974年春，而非1973年夏，被分派到北京郊区的某个县(例如房山，顺义，昌平或其他县)所属的乡村去“插队”。这应该即是她简历中“曾在北京郊区插队，1974年4月参加工作”所指。另外其简历又说，她为“北京工业学院分院毕业”。本人大胆推断吕女士为78级大学生，即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因文革后北京地区高中教育恢复迅速,79级及之后的各级考生，若非应届高中毕业生，已经很难考上大学，更别提重点大学，即便是其分校。记得北京地区77级大学高考录取率为4%左右，78级(包括自该次高考起北京若干重点高校开办的分校)的录取率应不会超过8%。如果吕女士确为北京地区71级高中生及78级大学生，则无论怎么算，她都是北京地区的社会精英，有能力有机会为北京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现在若经组织调查，发现吕女士确有违纪行为，晚节不保，则颇为可惜，难免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