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三生 九州评论·之五百三十五

偶然看到有人说：“国家放开二胎。我以为莫言对此大有功劳”，还说：“莫言关于计划生育的小说，影响力远远超过了那些教授和记者的呼吁。这是事实”后。觉得自己有必要继续“咬定”莫言了。

尽管自己不懂政治，但隐隐约约、还是觉得“放开二胎”，完全是习总、习主席、习先生的功劳。果然莫言的小说可以左右了中共的高层设计，左右了习总的思想。为什么“习总在文艺座谈会上上的讲话”中提到了中外136个文艺工作者，唯独没有提到莫言呢?不提，不就是证明了莫言的小说，与“放开二胎”根本不相干的吗?

再说了，就算那些教授和记者的呼吁都不如一个莫言。当年参与制定计划生育好政策的专家不是已经公开声明“计划生育”原本的设想、就是最多三十年吗?当年无恶不作的大英帝国，都能做到言而有信---如期归还殖民地的香港。难道一向言而有信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其信誉还不如八国联军?只能一胎的“计划生育”到期了。到期了，不就结束了吗?结束了，不就自然可以生二胎了吗?

而只放开二胎。这不还是他爷爷的计划生育吗?莫言又什么时候讽刺过党的“计划生育二胎”的好政策了?

再说了，就算“莫言讽刺计划生育”是事实。可一个饱受受党恩的共产党员、曾经是必须无条件接受党指挥的枪杆子，以小说的形式反对党的纲领政策。这不就是反党吗?非党的顾晓军先生只是写一些与党做政治游戏的文章、小说，都被禁止。党真的会允许副部级的莫言吃里扒外吗?

如此天大的功劳也敢贪。说这话的人到底有没有脑子呢?莫言当年谈到自己写作《蛙》这部小说的背景及他对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的看法时，说到：“在中国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如果你要想使人口放缓人口增长的速度，必须实行这种强制，这种政策，这个政策而且要真正地落实到实处，那就确实也需要千千万万的，像我在小说里面所描写的，像姑姑这样的一些人，忠心耿耿的，像打仗一样地来执行落实你这个政策，否则的话不可能落实。”(见何亚福《简评莫言对计划生育的态度》)。

看莫言此语，像是反对计划生育的样子吗?

后来，莫言又说过：“但到了在八十年代的情况下，客观、公正地讲，如果不采用这样的手段，首先造成的后果就远远不是今天官方所公布的13亿人口了，可能是18亿、17亿，我们想一想，一个17亿人口、18亿人口的中国会是什么状况?”

但凡还有一点自己的思维能力的人，都会明白无误地感受到莫言是在肯定党的计划生育好政策的吧?而且还是“客观、公正”的啊!

在《莫言与“共妻”》中，顾晓军先生认为：“怎么构思作品，绝对是能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境界的”。试想，如莫言这样的一个坚定的计划生育好政策的支持者，他有可能写出反对计划生育的作品来呢?这不成典型的人格分裂了?

正如顾晓军先生所说：“文学作品，首先应该尊重常伦常理”(大意)。在《红高粱》中，主人公有房、有女儿，却先卖掉了老婆。莫言如此逆人伦的构思、寓意的当然是其“共妻”的伦理观吧?难道还可以倒颠其本意：认为莫言先卖老婆的初衷，其实是反对“共妻”的吗?只有脑残才会如此歪曲莫言的本意吧?

作品当然必须反映作者的思想境界。如果都可以歪曲莫言的本意---将他实际上是支持计划生育的好思想，理解成是反对计划生育的先锋。只怕希特勒、汪精卫，一直到本拉登、IS们的作品中宣扬的反人类思想，都可以与“三个代表”相媲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