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

日本帝国(TheJapanese Empire)在19至20世纪的国策，基本上集中在满蒙(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其主要目的有二，首要目的为抵御俄国南下，其次为拓地殖民，其中首要动机含有自卫性质，次要动机则显然不是善举，但当时的世界奉行的就是丛林法则，日本帝国拓地殖民的行为，与法国、英国、俄国、德国等扩张国家拓地殖民的行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正是出于这个国策，日本帝国于1904年对俄国开战，将俄国从满蒙(东北)驱逐了出去(此前的俄国于 1900年借口义和团破坏中东铁路，将整个东北地区霸占了四年之久)——日本帝国打赢俄罗斯帝国、并占领满蒙(东北)之后，倘若当时有吞并满蒙的野心，并不惜与美国翻脸的话，则完全可以将满蒙据为己有，但是日本帝国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遵守了当时国际上的游戏规则，将东北交还大清帝国，但是依据《中俄密约》、《旅大租地条约》以及《朴茨茅斯和约》等条约，从俄国手中“继承”了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以及部分林矿产，并立即向东北移民和驻兵，这支驻守南满铁路两侧的部队，后来叫做“关东军”。

从日俄战争直至国民革命(国民党接受苏联援助，发动内战，推翻北洋政府，并驱逐英日帝国主义的事业，称为国民革命)这二十年间，日本帝国的对外国策重心，都在经营满蒙，当时的日本帝国尽管是一个扩张国家，但是它并没有一个“灭亡中国”的国策。 1912年大清帝国爆发辛亥革命，神州战乱，显然是日本吞并东北的大好时机，当时不但有浪人向日本政府提议，而且当时作为清军将领的张作霖，也向日本政府提议出兵侵占东北，但是日本帝国当时通通予以婉拒，正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国策，并不以侵占领土为志。

问题是：日本帝国从东北打跑俄国人的时间是1905年，而中华民国从大清帝国继承东北的时间则是在1912年，所以当时的日本精英认为：由于存在这样的历史，中华民国应当承认日本臣民在东北的殖民特权，日本精英也认为：东北地区和长城关内十八省汉地，必须区别对待，但中华民国的精英则认为：尽管并非“自古以来”，但东北三省既然是从大清帝国继承而来的，则也是中华民国的神圣领土，不容任何人侵犯它的主权与行政的完整——国民革命之后二十年的中日交恶和战争，根源就在于这一点的鸡同鸭讲之上。

1923年，陷入绝境的国民党，决意与苏联合作，接受苏联的经济援助以及政治指导，于是从1924年广州“国民党一大”之后，国民党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号，并宣扬收复大连、旅顺、南满铁路等一系列的日本特权，将日本势力从中国驱逐出去 ——国民党精英将这个事业理解为“救国”，而在苏联的算盘中，这只是苏联赤化亚洲这盘大棋的第一步而已。

国民党的铁腕“革命外交”，触动了日本帝国在东亚大陆的根本利益，假如日本势力从东北退出，那么不仅日本帝国的国民经济要退步，而且日本将无力阻挡苏联在亚洲的革命输出事业，如果听之任之，最终日本也难逃被苏联赤化的危险——正因为如此，日本帝国对于1927年迁都南京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寸步不让的方针。

国民党的排日国策，于今天回首一看，无疑是一场豪赌，它赌的是在大革命时期被唤醒的中国民气、以及九国公约等国际体系，能够对日本政府构成威慑和牵制，并迫使日本让步、从而从东北和平撤走，这是胜局，而败局则是日本的军事反击，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们并不是不懂得败局的危险，而是因为国民政府的外交精英，多半是从北洋政府留任的，他们为了表明自己“政治正确”，做出了比国民党人更为激进的“救国”姿势——但是作为中华民国全国来看，这盘大赌局显然底气不足——因为中华民国需要至少20-30年的时间来重整军备，才能有底气对日本帝国叫板——国民政府在这一点上，显然未能做到审慎和稳重，这正是国民党精英的误国之处。

苏联在远东棋盘布局短短八年之后，远东局势果然如苏联所预期——国民政府的排日外交，尽管使日本政府一筹莫展，但是却激怒了日本军方，导致日本军方决定抛开日本政府单干——于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东北三省全线沦陷，日本军阀在东北扶植了一个新的国家——“满洲国”。

国民政府显然无法承认“满洲国”，因为承认“满洲国”，不但意味着国民党执政合fa性的丧失，而且更意味着国内各路军政势力的离心离德和内战风险，届时中华民国内部将会分崩离析、战乱频仍，情况远比承认“满洲国”更糟。但是不承认“满洲国”，日本军阀则认为中华民国迟早要收复东北，所以日本军阀就要求“华北自治”，也就是要求在中华民国和“满洲国”之间，拉出一段距离——后来的“卢沟桥事变”，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爆发的。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蒋介石认为日本要吞并华北，因此中日大战无法避免，既然中日大战无法避免，那么中华民国应该在上海开辟新的战场、力图使西方列强卷进来当 “和事佬”，以牵制日本——出于这种策略，国民党在上海点燃了战火，打响了淞沪战役，而在日本军阀的眼中，上海战火的点燃，是继“卢沟桥事变”之后的又一次“侮日”行为，所以日本举国出动，“膺惩暴支”，结果南京沦陷，中国被打得稀巴烂，三千五百万伤亡，堪称浩劫，空前绝后。

国民党在灭亡之前，遇到了回光返照的好运气，那就是美国对中日战争的卷入，正是因为美国的卷入，中华民国才得以侥幸赢得战争，但是战争刚刚打赢，日本人在20 年前所说的话，立马就灵验了——日本势力从东北退出之后，整个东亚根本就无法阻挡苏联的革命输出，结果，亚洲开始了它长达四十多年的赤化历史。

而在亚洲赤化的过程中，美国也终于醒悟了过来，它也发现：如果对苏联的革命输出置之不理，那么世界各国的多米诺骨牌，将逐一倒下，正是出于这种恐惧，美国出兵台湾，出兵朝鲜半岛，出兵越南……历史上演了十分戏剧性的一幕：美国在战后的亚洲，扮演了日本在战前的亚洲所扮演的角色。

怎样写史?国民党的精英以及它的御用文人在战后，绞尽了脑汁，因为国民党自己就是受了苏联的怂恿、走向革命外交、并将战祸带进了自己所热爱国家、并导致了同胞生命的陨灭，因此，如果下笔直书，那么毫无疑问，自己的祸国角色将被坐实，而自己的执政合fa性，也根本无以成立，怎样向死伤的同胞交代?怎样向子孙后代交代?国民党的精英以及它的御用文人想出了绝妙的一招：将“日本灭亡中国蓄谋已久”十个大字，写进了史书，他们告诉孩子们：我国民党当年“革命外交”手段虽然激进，但是日本灭亡中国蓄谋已久，无论我激进不激进，无论我怎样做，日本都是要灭亡我们，所以，孩子们，我们国民党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都是日本鬼子的错。

打个比方，武松到村外的山上摸了老虎的屁股，老虎被激怒之后，闯进村里，咬死了大量的村民，武松振臂一呼，带领村民将老虎打死，然后，武松就成了“打虎英雄”、丰碑立庙，受后世称颂，但是村民们偏偏忘记了——当天，是谁将老虎引到村子里来的。

自古写史的，并不是“人民”，而是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