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博

中国历史的周期循环现象，因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和毛泽东的问答而成为几十年来的话题。当时正值国共之间的内战，又一次改朝换代的前夕，黄炎培问：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办法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据说黄炎培及一大批民主人士对毛的这个回答非常满意，因而都追随毛一起满怀信心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甚至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毛克服历史周期律的一次尝试。

至于毛泽东是否真正找到了破解中国历史周期律的方法，可能还需要时间的检验。这里暂且不表。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波动现象，也不是只有中国历史才有周期现象。只有对比中外，精确分别每一种周期律，才有可能找出其原因，找到对症下药的解答。

首先，并不是只有中国历史才有周期现象，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古埃及，整部古埃及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周期重复的历史。从公元前3100年到前332年近3000年的时间里，埃及经历了30个王朝，每个王朝的寿命约110年左右，最长的也只有270年。尽管埃及历史上也经历过短暂的外族入侵，但都没有打破这个循环，直到前332年埃及被希腊北部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所灭，并后来被并入伊斯兰的版图，古埃及人从来没有能够走出自己的历史循环。

其次，在"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波动现象的基础上，中国历史有更为精确的周期现象。现在发现的主要是以下两种：

1)所有全国性的统一政权的稳定寿命基本上都是200或280年左右，平均260年，比如：

西周 275年

春秋 294年

西汉 210年，

东汉 195年，

唐 289年，

宋 320年(北宋167年，南宋 152年)，

明 277年，

清 278年。

2)全国性的稳定政权和四分五裂的战乱和并在一起，构成了以800年为周期的一个更大的周期性循环。在这800年里，统一稳定政权约占500年(两个毗连的大朝代)，这两个毗连的大朝代之前有一个几十年的短暂的引子朝代，在之后是二百左右的分裂内乱尾巴。

比如：

第一周期：西周，春秋，战国，共825年

第二周期：秦，西汉，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共802年

第三周期：隋，唐，宋，五代十国，辽，西夏，金，蒙古，共780年

第四周期：元，明，清，民国，共678年

发现并阐述这个800年周期律的是地质学家李四光，1931年他在《中国周期性的内部冲突战》详细地描述了这个周期性，以及兴盛期间的大兴土木，如秦长城，隋大运河，明长城等，和分裂期间北方的外族入侵等等。更重要的是，李四光发现这个800年的统一兴盛和分裂入侵周期是和中国的气温相对应的。统一兴盛的时期对应于平均气温高的年份，而分裂和北方入侵的时候对应于气温低的年份。联系到中国的主要经济是农业，而北方民族是游牧业，这个周期是很好理解的。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200-280年左右的大朝代周期?尽管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总是把朝代更替的原因说成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问题是“鉴”什么?如果造成这个周期的不是由于简单的人为因素，那么怎么“鉴”都没有用。必须找出造成这种周期的具体原因，并加以克服，才能真正地避免这个周期的再次发生。

我个人初浅地认为造成大朝代周期的是经济危机，特别是土地兼并造成的贫富差距和贫穷危机。中国每一个朝代的衰落都源于农民起义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自秦始皇以降实行的是皇权统治下的农业资本主义，按军功授予爵位，让农民拥有土地，并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样的制度领先欧洲近两千年，是中国长期在经济上领先其它国家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就连周朝的封建制，后期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分封也是造成诸侯间争战，兼并攻伐的主要原因。所以，土地和发展之间的矛盾才是中国大朝代周期的根本原因。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中国土地上能容纳的人口在不断增多，但土地和发展的矛盾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所以以土地再分配为特征的朝代更替不断上演。并且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大量的人口减少和经济的破坏。

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了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基本国策：重农抑商。抑商是为了避免财富的过快集中，减缓土地兼并，从而缓和社会矛盾，延长朝代寿命。但这样的结果也限制了社会的发展，导致滞后和贫穷。

由于地域和文化的限制，传统中国没有获得更多的土地或其它财富的途径，所以传统社会的周期循环不可避免。我想这也是古埃及历史上朝代更替，经历了3000年后，最终被外族所灭的原因。由于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的土地容量远比华夏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土地容量小，所以古埃及的朝代更替比中国更频繁，平均每个王朝只有5-7位法老，共110年左右。而不象中国的每朝十三到十七位皇帝，共260年左右。

华夏文明到如今已有三千五百年了，面对古埃及历3000年而亡的历史，我们能逃脱这个朝代更替的定数吗?

在所有人类文明中，以希腊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明没有这种朝代更替的循环现象。希腊文明是个次生文明，它的远源是两河流域和新月带(现伊拉克，叙利亚一带)的农业，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了贸易和城市文明。和农业文明不同，这个文明的发展不限于一地，它一直在向新的地域扩散，从希腊开始，到罗马，再北上越过阿尔卑斯山后分为东西两支，西支从德国，法国，到英国和欧陆沿海一线，直到从海路扩散到美洲，澳洲，和东亚。这种向外扩张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另一方面，财富的聚集也使得这个文明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催生了一系列土地之外的财富，从而减少了由于贪婪财富而引起的土地兼并。这样就克服了由于土地限制而造成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改朝换代。

地球上的土地能满足所有人的营养需要，但远远满足不了人的财富欲望，与其象印度和中华文明抑制人的欲望，不如象西方文明发展出一系列新的财富供人享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贪腐和贫穷都是欲望不能满足的症状。所不同的是，贫穷是因为缺乏食物，而贪腐是食物过剩但缺乏氧气。贪腐和贫穷是每一个中国朝代末世的症状和死结，向高向上向外发展才是解开这个难题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