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政府，政治家，志愿者，都立刻投入实质性工作，登记，安排住宿，分流去其他城市，建筑合乎规格的房子，想办法让难民尽快找到工作，千头万绪的事情。整个民族和政府高层的表现，都是理性的，有序的，平静的。一个不煽情的社会。在欧洲，有这么一种政治，要给人们一个平等的机会去继续人生。这个社会不仅接受了他们，而且告诉自己的民众，难民不应该成为二等公民。媒体没有一篇对德国歌颂意味的报道。让人感到这个社会的独特尊严，平静而理性，温情而得体。

我热爱我居住的德国。德国不仅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而且德国有对小人物的命运同舟共济的理性政治。二战的教训，让德国政治家学会了谦逊。

数天来，德国接收了大量取道匈牙利、逃往德国的难民。很多在德华人开始对此有所质疑，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的评论：“以后出门要小心了”、“德国圣母癌发作了”、“绿教（网上对伊斯兰教的称呼）真无耻”以及“你们齐心合力毁了你们的家园，然后再腆着脸去毁别人的。”

在这些针对难民来德、充满意识形态碰撞的讨论中，不乏恐惧、偏见以及对事实的一知半解和扭曲。批判矛头指向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大量难民涌入问题被放在了宗教语境下讨论。

网友“三洗吾身”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中国人一旦上了救生船，就容不得别人也上来，深怕挤占自己的位置。”

突然间想起上海八十年代的公共汽车，还没有挤上车的人拼命地喊：“再往里面挤一下。”在车子里面的人拼命地往外挤，不让下面的人上车。

今天年纪稍长的上海人，都能回忆起自己沙丁鱼一般喘不过气、彼此前胸贴后背的尴尬挤公交的难堪经历。最严重的公交拥挤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公交公司曾专门派人在车厢作过调研发现，当时最拥挤时的车厢，1平方米内要容纳下12双脚。而按常规测算，1平方米至多能容纳8双脚。遇到带着孩子时候，小孩子往往被大人高举过头，从窗口先塞进售票员怀里，大人才能空出手脚奋力“攻克”进车厢。

1989年3月17日，报纸登载了这样一则新闻：3月16日上午8点15分，一辆211公交车停靠延安中路美丽园车站时，后门售票员突然越窗离车而去，置大批乘客于不顾。过了一小时他才回来，一会儿推说到静安寺蹲坑去了，一会儿又说肚子泻。之后，在车队负责人命令下，方才将车子开到终点站，这时已经是9时50分了。自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此举激起民愤。
 
一直到1996年，全市各家公交公司全部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公交企业要自己赚钱，公交职工也要自己赚钱。司售人员从过去“最好将乘客 ‘推’ 下车”，转变为“恨不得把乘客 ‘抱’ 上车”。之后，随着高架以及地铁的出现，上海人忍受多年的乘公交车难现象，终于开始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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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曾用名：谢友），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中德双语专栏作家，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班贝格民选市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