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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和怀疑才是民主的精髓(2) zt
送交者:  2015年09月12日11:29:23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嘎拉哈

有人将五四时期由胡适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比喻为中国版的启蒙运动。虽然我不否认新文化运动对于传播民主理念所起到的重要的作用。然而,与欧洲启蒙运动相比,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没有超过知识普及的层次。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大体上起到了一个民主知识速成班的作用。而欧洲启蒙运动,却代表着人类智慧的一次质的飞跃。因此,新文化运动,同欧洲启蒙运动,两者根本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强烈影响,与欧洲启蒙运动相比,新文化运动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结果是,民主运动的道德正义性被大大地弱化。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基本上是围绕着改良和革命哪个更安全来进行的。在这样的氛围下,民主革命,反而成了一个反动的东西。不夸张地说,民主思想刚一到了中国,就已经被胡适给山寨化了。

五四时期,杜威被他的几个中国弟子,包括胡适,陶知行,郭秉文,蒋梦麟等请到了中国,并在中国待了两年多。在这两年中,他走遍了中国11个省份,开展了一百多次巡回演讲。关于杜威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的影响,胡适总结道:“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

实用主义哲学最早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普尔斯(Charles Peirce),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 三人,被公认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三鼻祖。美国的实用主义的出现,同欧洲大陆的分析哲学的发展是遥相呼应的。在英,法,美三国的民主革命完成之后。实用主义,作为体制进一步完善的需要,其出现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打个比方,如果将西方民主运动比作盖房子的话。那么民主革命,就相当于主体结构的施工工作。而实用主义思想,就是为了迎合后续的内部装修的需要而出现的。如果将欧洲启蒙大师的地位,比喻为主体结构设计师的话,那么杜威的地位,就相当于装潢,管道,灯光,保温等方面的设计大师。虽然两个工作都非常重要,但是工种却是不同。

理解了这一点,那么对于杜威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立场,就不足为怪了。我虽然不能够确信,在中国问题上,杜威的立场,与美国政府的实用主义国际政治立场的惊人巧合,是否是出于故意。但是我同样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至于胡适自己是否有能力认识到这一层,则是仁者见仁的事。

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匪夷所思现象,是整个运动中,很少能够见到介绍欧洲启蒙大师,诸如康德,培根,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思想的影子。在胡适的极力蛊动下,中国的学者将杜威给捧上了天。据说那时候,各种报刊,连篇累牍地都是重复杜威的讲演稿。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对杜威已经盲目崇拜到了近乎神人的地步。当然,胡适等一群杜威的弟子们出于‘师为徒涨脸,徒为师增光’的心理,拼命鼓噪杜威也是自然而然的。

虽然民主思想最早源于古希腊。但是当代民主思想,从理念的真正成熟到社会实现,却要归功于欧洲启蒙运动。关于启蒙运动的确切含义,虽然有着多种不同的解读,但都与”理性(reason)“二字握密切相关。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运动,代表着人类的智慧,从过去的监护状态,走向成熟状态。用心理学的说法,叫自我意识觉醒。类似于一个小孩从不董事到事,或者一个植物人逐渐醒来的过程。自我意识觉醒反映在两个方面。在自然科学方面,认清了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本质。意识到了经验主义,怀疑主义,批判思维,演绎逻辑的重要性。在社会学方面,传统自由主义的兴起,形成了个人自由权对传统统治者权力的挑战。人文主义构成对传统神学的挑战。君权天授不再是自然而然的。统治者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也不再是天经地义的。对国家起源的理性思考,导致了‘人人生来平等’,作为一条普世法则,成为不证自明的。按照盖尔(Peter Gay)和福山的观点,启蒙运动帮助英国人打破了‘君权神授’这个禁锢思想进步的教条枷锁。从此,国王的权利不再是绝对至高无上的。于是,世袭贵族(教会)对国王权力便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这便是英国近代民主的最原始形式。

基于实用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效果上不可能达到,甚至接近这样的标准。不仅那时没有,就连今天也没有。如今中国的整体学术水平, 大体上仍然是处于植物人醒来之前的状态。由于中国不存在一个对政治有真正影响力的宗教,因而民主思想,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借助着宗教这一桥梁,将人文主义,尤其是俗世化的人文主义思想,从知识精英层面传播和普及到一般大众的层面。所以,欧洲启蒙运动,是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的共同启蒙。在知识精英层面,用老毛的话说,属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相比之下,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德先生,赛先生,不过知识的数量积累而已。然而,知识是代替不了思想的。民主的道德正义性的哲学基础,不是功利主义,而是道德理性主义。因此,民主的传播,自然也离不开理想主义精神的传播。至少说,在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著作里,基本上看不到改良主义的影子。

关于民主革命的道德正义性,同实现手段之间的重要性的排列关系,波普尔给出了一个清楚解释。波普尔对民主是这样划界的。他认为,一个体制是否是真正的民主体制,关键是看人民能否按照自己的意志,在不使用革命手段的前提下,就可以选择或者赶走他们的国家领导人。这里,波普尔使用了他最为拿手的演绎逻辑手段,来判断一个体制是否为合格的民主体制。显然,按照波普尔的说法,民主的道德正义性,要高于手段的正义性。这同欧洲的原始启蒙思想也是一致的。然而很不幸,就在中国最需要用货真价实的启蒙思想,并以此来对独裁专政体制进行最彻底的否定的时候,胡适却给中国引荐了杜威,一个实用主义二手货。如果已知手段的选择是可以对等的话,那么连小孩子都知道选择更安全的一个。问题是,除了算命师,没人知道革命和改良的选择是否等同。因此,我虽然不反对改良主义,但我却也无法从逻辑上排除革命手段。

改良主义者的一个较大误区,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错误定位。作为知识和思想的探索者和传播者,知识份子的正确角色,应当是“文韬”,而不是“武略”。虽然像毛泽东等革命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们可以另当别论。但是这不等于说,人人都必须像诸葛亮那样,能够为中国的未来前途,给出一个类似于“借东风”,或者“草船借箭”之类的具体妙计。同理,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鲁迅必须做到这一点。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指责鲁迅“放下手术刀,就跑掉了”的说法,是没有太多的道理的。改良派天天大喊包容。如果包容真的是对等的话,即便不能包容革命的抢,至少也应当包容一下鲁迅的笔吧。

所以,不妨将是否放弃算命师思维,作为判断中国知识份子是否已经真的从植物人状态醒来的一个标准,批判和怀疑,不仅仅是科学的精髓,它同时也是民主思想的精髓。在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道理之前,还是‘妄议鲁迅’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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