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大林

这几年，有个名称流行起来，叫做“爱国贼”。以前只听说有“卖国贼”，如明朝的洪承畴、吴三桂，清朝的李鸿章，“抗战”时期的汪精卫等等。 “爱国贼”显然是从“卖国贼”反用过来的。一说起“爱国”，人们就会想到屈原、岳飞、文天祥等崇高形象，以及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大旗的“五四运动”等等。“爱国”这样“高大上”的事怎么会与下三滥的“贼”联系在一起呢?

国家是由国土、人民(民族)、文化和政府四个要素组成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甜不甜，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月是故乡明”。人们爱自己的家乡、亲人和文化，具有故土难舍的家国情怀是人之常情，当然是不会成为“贼”的。

问题就出在“政府”即国家权力(主权)上。政府代表国家主权，爱国是很难把政府与国土、人民、文化断然分开的，于是就发生了爱国会不会成为“贼”的问题：如果政府的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授权，具有合法性，政府及其首脑、官员能够履行自己守土保民的职责，爱国也爱政府就顺理成章，当然不会是“贼”;如果政府权力的产生是非法的，政府不能保卫疆土，也不能保护人民自由幸福的生活，甚至压榨迫害人民，爱一个由“非法政府”代表的国家，就有可能成为“贼”。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王充)。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人民生活得是否自由幸福，是衡量评价政府和政治得失的根本标准。“贼” 即是害人者，“爱国贼”的含义是，所爱之国是一个由害人民、害国家的“非法政府”代表的国家，在“爱国”的幌子下干的是害人民、害国家的勾当。

今年我国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说一句不合时宜的话，如果当年没有美苏等国际力量的援助，中国很可能如同蒙古人灭宋，满清人灭明，再一次被日本人灭亡。日本人可能在中国建立“大日本帝国”，大和民族将成为中国57个民族中排在第一位的民族。中国人很可能像接受蒙古人和满清人一样接受日本人的统治，日本统治者一定会开动媒体，大力宣传日本如何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拯救中国，以及袭击“珍珠港”，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辉煌历史，禁止研究讨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天皇会派他的秘书担任“帝国社科院”的院长，成立“天皇光辉思想研究会”，学者、教授们也会纷纷领取经费，写出煌煌专著、灿灿文章，探讨 “共存共荣”的“东亚模式”，煞有介事地论证天皇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十大功绩”和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各地都会开展“唱皇共荣”活动。“帝国”的各级政府都会传达贯彻天皇的“最高指示”不过夜，组织部门也会依据能否坚持“共存共荣”的“理想信念”和学习贯彻“天皇光辉思想”的政治标准和政治纪律，选拔任用干部。一批中国人的“精英”会参加“考试”，进入“帝国”政府听差，他们喊着“天皇万岁”、“帝国万岁”，大谈“理想信念”，对上司点头鞠躬，谄媚逢迎，没准也能混个科级、处级什么的，在华人中得意又风光。

“帝国”每年都会举行“国庆”活动，还会开展各种形式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如果我也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刻苦钻研、“活学活用”“天皇光辉思想”，接受了这种洗脑教育，成为一名“自信”而又虔诚的“爱国者”，你们一定会骂我是“爱国贼”吧。

我当然是该骂的，因为日本人是侵略者、征服者，他们用暴力建立的政权不具有合法性。还记得慈禧的那句名言吗?就是“宁赠友邦，勿与家奴”。日本人征服了中国，中国的土地和财富都成了日本统治者的家产，人民也都成了统治者的“家奴”。阿Q要姓赵，赵太爷说，你也配姓赵?我只是主子的“家奴”，不敢反抗征服者的暴政，不敢争取做人的权利，苟且偷生地贪恋着“家奴”的“美好生活”，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竟然舔着脸要“爱”主子的“国家”，我配去“爱”吗?我他妈能不是“爱国贼”吗?

可是，难道蒙古人、满清人不是侵略者、征服者吗?还记得“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惨案吗?满清人的残暴丝毫不比日本人逊色。而元朝和清朝却都赫然列入了中华民族的正史。“最高指示”把征服者成吉思汗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称之为“英雄”和“一代天骄”，谁敢说他是 “认贼为祖”。效忠于满清统治者的林则徐、邓世昌都被我们当做“爱国者”来纪念，而同样效忠于满清人的吴三桂却成了“卖国贼”，区别只是吴三桂原为明朝官员，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国家是主子的，清朝取代明朝只是主子换了，老百姓的“家奴”地位并没有改变，“爱国”还是“卖国”对老百姓有何区别。就连盲目排外，滥杀无辜的“义和团”，只因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也荣列“爱国者”的座次了。爱日本侵略者的是“爱国贼”，爱蒙古和满清侵略者就成了光荣的“爱国者”，这是什么逻辑?

再说，秦灭六国，对于六国的人民来说，秦始皇是不是侵略者、征服者?秦将白起就曾一次坑杀赵国降卒40多万。同样道理，刘邦、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是不是侵略者、征服者?“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鲁迅)。我们不应当爱“日本帝国”，难道就应当爱同样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秦、汉、唐、宋、明“帝国”吗?给外国人当奴隶不行，给本国人当奴隶就应该吗?从人民主权的立场来看，效忠于宋朝统治者的岳飞、文天祥到底是“爱国者”，还是“爱国贼”?政府(统治或管理阶层)是国家主权的代表者，我们要“爱国”，是不可能把政府排除在外的。可是，那个体现人民主权的“国”究竟在哪儿?

国家权力是一国之公器，应当“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孙中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国家首脑及官员)应当“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人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人释其害”(黄宗羲)。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一股一股的豪强势力打出各种时新旗号，逐鹿中原，相互砍杀，其实只是为了“争夺一把旧椅子”(鲁迅)，即统治人民的专制权力。一代一代的王朝“打江山、坐江山”，通过暴力和世袭(传位于子孙或同党)，把公权收入囊中，据为私有。以一家一党之私，冒充顶替“天下之公”(朕即国家，朕在国上;党即国家，党在国上)，“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黄宗羲)。

1945年9月，毛泽东在回答英国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然而， “大救星”一坐上那把“旧椅子”，就全然忘记了自己的承诺，不仅大权独揽，一意孤行，大搞“政治运动”，陷国家于混乱倒退之中。而且不顾人民死活，竟然在饿殍遍野之时，动用巨款为自己修建行宫，口中念念有词“为人民服务”，却享尽人民为他的服务。

庄子说：“窃国者为诸侯”。在庄子看来，把权力据为私有的统治者就是窃国之“贼”，你要爱一个以“盗贼”为元首的国家，你能不是“爱国贼”吗?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老夫子认为，那些轻视人民、残害人民的统治者就是不仁不义、伤天害理的独夫民贼，人民可以把他们当做仇敌看待，并推翻他们。你要爱一个在“独夫民贼”把持下的国家，你能不是“爱国贼”吗?

钓鱼岛和库页岛都是中国固有的领土。钓鱼岛是一个无人居住，面积只有4.3平方公里的荒岛。库页岛面积7.6万平方公里，是钓鱼岛的1万7千多倍，超过台湾岛的两倍，岛上有居民60多万，还有森林、石油等丰富的资源。中国某些“爱国者”捡芝麻丢西瓜，不敢争库页岛的主权，却叫着嚷着要保卫钓鱼岛。他们“耗子扛枪——窝里横”，把“爱国”口号喊得震天响，却对俄罗斯长期霸占库页岛等中国广大的领土，装聋作哑，战战兢兢，不敢有半句埋怨。他们还践踏法律，对自己的同胞又打又骂，砸坏很多同胞的汽车，完全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德性。他们不是“爱国贼”又是什么。

辛亥革命后，宣统帝退位。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清皇室暂居故宫，保留一千多名太监。太监们感到大势已去，前途迷茫，竞相盗窃宫中的古玩玉器、名人字画等珍宝，溥仪不得不遣散大部分太监。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强迫溥仪等皇室成员离开故宫，太监也被全部遣散。太监除了会伺候皇上、皇后及嫔妃，没有任何生活技能，太监也没有孩子和后代。太监只能依附于皇权，皇帝一倒台，谁还需要太监，他们怎么活。在两次遣散中，太监们有的哭天抹泪，有的高声叫骂，有的一出宫门就投河自尽了，反映出他们对皇宫生活的无限留恋和对未来的绝望。这些太监既是皇权制度的受害者，也是清帝国最忠实坚定的“爱国者”。太监身体和心理的残缺丑陋，见证了皇权制度的残缺丑陋。他们不能没有清帝国，因为他们被阉割了的身体和心理都维系在皇权制度上，只有皇权制度才能给他们活路并体现出他们“存在”的价值。

今天，已经没有身体被阉割的太监了，却有很多思想被阉割，崇拜并依附于“领袖”的精神太监。他们习惯于响应“领袖”号召，学习“领袖”指示，感恩“领袖”栽培，充当“领袖”的工具，歌颂“领袖”的“丰功伟绩”，迷恋、热爱“领袖”领导下的党权国家。因为他们已经高度“脑残”，失去了“自我”和思考能力，只有在“领袖”的召唤下，他们才会热血沸腾、激情燃烧，感到自己还活着，还有价值。“领袖”的英明伟大，其实只是他们卑微、残缺的精神需要填补提升而产生出来的幻觉。太监“爱国”是一种被阉割的残缺畸形的 “爱国”，无论身体还是精神上的太监都是“爱国贼”。

如果说太监“爱国”是出于畸形的人性，那么贪官“爱国”就是出于正常的人性。自利是人的本性，“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口好美食，目好美色，人性皆然，贪官利用权力谋私是符合人性的。如果国家制度十分便利官员贪腐，能让官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料想大多数官员都会笑逐颜开地“爱”(拥护)这样的国家。然而，国家权力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公器，权力满足了官员的私利就会异化成人民的“公害”。官员所“爱”的国家，一定是人民抵制、反对的国家。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反贪反腐依靠所谓“理想信念”的教育来改变人性是徒劳的，除了产生一批巧言令色，说一套做一套的“双面人”，不会有别的结果。只有限制权力、监督权力的制度构建，才可能遏制人性贪腐之“恶”。良好的官风官德是在激励清廉、惩治腐败的制度之上形成的。不怕官员腐败，就怕制度腐败。不怕制度腐败，就怕制度腐败了，还认为它是“好五倍”的最优越的制度。判断国家制度是廉洁还是腐败，最直接有效的标准就是看贪官是否“爱”它、拥护它。贪官拥护的制度不可能是廉洁合理的制度，贪官“爱”的国家不可能是廉洁健康的国家。从已经抓出来的贪官看，没有一个是不拥护现行制度和不“爱国”的。

郭伯雄曾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朱和平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说：“思想文化阵地是国家的核心阵地，事关党、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攻击无孔不入、步步紧逼。他们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攻击诋毁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我意识形态核心阵地构成严重威胁”。两位贪官不约而同地一口咬定，“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传播，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攻击”，已经“事关党、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必须“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打一场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的“上甘岭战役”。难得两位贪官如此忧党忧国，他们是多么“爱”这个不给人民“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国家啊!千万不能让它受到破坏。只有人民没有自由，他们贪腐才会有自由。只有人民没有人权，他们手上的权力才能“任性”。两个无耻贪官公然对抗人类普世认同、接受的价值观，难道还不是“爱国贼”!

英国文人约翰逊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其实，在“爱国主义”的金字招牌后面，不仅隐藏了流氓无赖，还隐藏了侵略者、征服者、独裁者、窃国者、篡位者、暴君、昏君、独夫民贼、野心家、阴谋家、杀人狂、迫害狂、文字狱、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灭门九族、种族歧视、阶级歧视、民粹主义、极权主义、国家主义、纳粹、法西斯、红卫兵、“革命导师”、“大救星”、“伟大领袖”、“斗争哲学”、“运动治国”、“全面专政”、践踏法律、摧残人性、蔑视知识、崇拜权力、金钱至上、官商勾结、唱红打黑、维稳强拆、太监、贪官等等、等等。真是藏垢纳污，积重难返，臭气熏天，难以尽述。

“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刘亚洲)。现代国家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国家只是保护人的生命、自由、幸福和权利的工具。因此，根本问题不是“人爱不爱国”的问题，而是“国爱不爱人”的问题。不是国家有没有主权的问题，而是主权是否产生于人权并保护人权的问题。明朝有主权，人民是奴隶，清灭明，明朝主权丧失，人民依然是奴隶。对于没有人权的人民来说，主权有何鸟用。

人权代表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人权使人成为公民。公民是国家的主体，享有国家主权。公民制定宪法体现公民的权利和共同意志。公民依法选举(授权)成立的政府是合法政府。政府接受公民监督实行宪政，代表国家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守卫国家的领土和安全。由合法政府代表的国家是公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是公民自己的国家。与公民的权利相对应，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国家的利益、安全和尊严。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以人权和公民权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公民国家的“爱国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爱公民主义”。

鲁迅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各种骑在人民头上的“主子”一旦把持了国家，就会向“家奴”们鼓吹兜售“爱国主义”，其实就是“爱主子主义”。离开了人权和公民权的那些五花八门的“爱国主义”，都是各种“主子”、“贪官”、“太监”和“流氓”之间扯不清的狗肉帐，而“爱国贼”就是从这些狗肉烂帐中产生出来的。